摘 要：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关键词：北宋；太常寺；太常礼院；礼仪院
作者简介：张志云，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从事宋代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研究；汤勤福，男，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2&ZD134；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优秀成果培育项目“宋代官方礼制研究”，项目编号：A-6001-15-001455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45-10
中华礼制博大精深，其流变过程亦极其复杂。就其礼制变迁过程而言，它始终与社会体制的变迁息息相关。据历史记载，中华礼制的变迁是通过制礼机构的讨论乃至众多大臣参与争执论辩，最终经过帝王认可而下达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制礼机构的重要性无须怀疑。研究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后，尤其是魏晋之后的制礼机构的变迁，可以看出礼制变迁与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华礼制日益与这一专制体制紧密结合的过程。本文着重研讨北宋时期制礼机构的变迁，以探究北宋强化中央集权制度过程中是如何掌控制礼机构的。然宋代制礼机构的设置显得交错复杂，在一篇论文中无法加以全面研讨，因此本文仅选取北宋中书门下附属机构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加以探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以宋代“三冗”现象最为突出，其中“冗官”不仅表现为官职设置的繁复、官员队伍的庞大，还体现为官署的重叠。以礼仪机构为例，有宋一代，除礼部与太常寺外，北宋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设置制敕院兵礼房，中书门下附属机构有太常礼院、礼仪院；枢密院设置枢密院礼房；元丰改制后尚书省有尚书省礼房、门下省有门下省礼房、中书省有中书省礼房，徽宗时期还设置了临时官署议礼局、礼制局等1，这其中既有制礼机构，也有执行机构。显然，宋代设置礼仪官署有些混乱、重床叠屋[1]（P64），然对宋代具体礼仪官署的置废、职能等问题，目前学界很少有人问津2。而这一问题实关系到宋代礼制机构、礼仪制定的诸多方面及其变化，也与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间密切相关，因而很有必要加以论述。本文抛砖引玉，舛误之处，冀方家指正。
唐代礼院的始置情况不详3，其设置亦不见于《唐六典》。据正史记载，唐高宗咸亨年间已有礼院之名4，虽然系属太常寺，但有其相对独立性，由太常博士单独主导，太常寺的长官太常卿是无权过问太常礼院的事务的5。从唐代太常礼院所设礼院修撰、检讨官、礼院礼生等官职6及其参与之活动来看，其职掌大致有三：其一，制定五礼仪注；其二，筹办南郊等大礼时提供咨询；其三，参与拟定王公勋臣谥号7。
赵宋立国之初，官职设置因袭唐后期、五代之制。南宋徐自明指出：“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2]（卷1，建隆元年八月甲申，P6）显然徐自明所指为唐代后期官制，因为唐代前期的省部寺监官员是职掌实权的。而宋代前期同样保留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行政机构，但仅是名义上存在而已，实际上其职能已被宋初所设置的新机构及临时差遣分割8。以礼仪机构而言，宋初延续唐制，在礼部、太常寺之外别置太常礼院。史书记载：“宋初，旧置判（太常）寺无常员，以两制以上充，丞一人，以礼官久次官高者充。别置太常礼院，虽隶本寺，其实专达。有判院、同知院四人，寺与礼院事不相兼。”1可以看出宋初的太常礼院名义上隶属于太常寺，其实并不受太常寺控制，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宋初这三个机构的职能分工大致如下：礼部设判礼部事二人，以两制及带职朝官充，所掌职事甚少，仅为“制科举人，补奏太庙郊社斋郎、室长、掌座、都省集议、百官谢贺章表、诸州申举祥瑞、出纳内外牌印之事，而兼领贡院”2。太常寺设判寺官一人或二人，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之事”[3]（职官22，P3623上）。对于太常礼院的职掌，史书记载，“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3]（职官13，P3369上）。龚延明在《宋代官职辞典》中标注：“（太常礼院）在宋前期侵太常寺职权，掌礼乐制度、仪式事。”[4]（P97）通过比较可知，宋初的太常礼院在礼仪事务中占主要地位，判院实掌礼仪制订、修改权力，原来主管礼仪事务、职权甚重的判太常寺显然大权旁落。
有学者认为：与唐代后期太常博士主领太常礼院事务有所不同，宋代前期太常博士无职事，仅为转迁官阶3。实际上，宋初太常博士并非如此：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闰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应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事下尚书省集议，请如崇义之奏。[3]（礼28，P1300上）
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太常博士和岘言：“今月十六日亲祀南郊，合飨天地，准画日二十九日冬至祀昊天上帝。谨按《礼记·祭义》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恭。’又按《开元礼义纂》云：‘当禘祫之月，不行时飨，以大包小，礼所从也。’望依礼令权停南至之祀。”诏可。[3]（礼3，P539上）
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孝明皇后崩，始诏有司议置后庙，详定殿室之制，及孝惠、孝明二后先后之次。太常博士和岘议曰：“按唐睿宗追谥刘氏为肃明皇后，窦氏为昭成皇后，同于亲仁里立庙，名曰‘仪坤’，四时飨祀，皆准太庙之礼。伏请孝惠、孝明共殿别室。恭惟孝明皇后早正位于内朝，实母仪于天下，伏请居于上室。孝惠皇后缘是追尊，元敕止就陵置祠殿，今祔别庙，宜居次室。仍依太庙例，以西为上。”从之。[3]（礼10，P68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