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远古时期科学技术较为低下，人们对周围的事物缺乏理性的认知，“万物皆有神性”的鬼神观念十分盛行。年画是中国民间为辞旧迎新而产生的特定的民间艺术，是中国先民对神性崇拜的最集中的表现形式，有特殊的地位及作用。以重庆梁平年画为例，诠释从最初的门神画到后来发展到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吉祥画，经历了由对大自然的崇拜进而转为对物的崇拜，再演进为对人的崇拜，这其中神性的变其迁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体现着特定的民俗文化内涵。
关键词：神性；年画；民间艺术
斗转星移，在茫茫的宇宙中，我国先民们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探索，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以诠释所有自然现象的答案——“神”。先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形成了最初的神的形象，梁平木版年画中的门神也是由本地人们对抗自然恐惧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对原始神性的崇拜慢慢演变成了人们特定的某种风俗习惯或者宗教信仰。年画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带有降妖驱魔、祈福接喜的产物，人们世代相传至今沿袭，从原来的神灵过渡到自然物人格化的形象，在后来的发展中一部分年画缺失了本身的神性，越来越接近平凡人们的生活，并且向着神性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 民间年画中神性的起源
年画是人们最原始的对自然物无法解释而产生的为求到自然庇护的主观想象，也是先民们对自然物的朴素的认识和审美观念的反映。远古时期，鬼魂观念十分盛行，殷人、周人皆尚鬼，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被认为是鬼所为，虫蛇猛兽闯入家门则被认为是为鬼所遗。人们祈求有位保护神来驱鬼避邪，保护自家性命和家庭财产。
早在尧舜时期，年画就已经出现了。年画作为民间美术的种类之一，独具民族的特色，它最早的样式是以门神的形式出现的，门神是中国古代节庆时驱邪纳福活动的产物，民间信奉门神，由来已久[1]。人们相信门由门神把守，祭祀门神可使家宅安宁。最早的门神，是用桃木雕刻成的两个“桃人”。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用桃木板做门，叫做仙木，画两位神贴在上面，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民间称他们为门神。这种信仰一直流传至今，除夕之时人们常常在门上贴画有二神的画，并挂上桃枝或桃人和苇索，以驱鬼辟邪有的说门神阴气之神，可见二神信仰已广泛深入民间。
原始初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不断深化，逐渐扩大了自然物神性的范畴，他们除了用桃木来作为门神的象征之外，还将鸡的形象引入除岁驱邪的范畴。如《拾遗记》中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鸱枭逃于绝漠。有衹支之国重明之鸟，一名重睛，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风，时解羽毛肉翮而飞，能逐搏猛兽虎狼，使妖灾群鬼不能为害。饴以琼膏，可一岁数至。或数岁不至，周人或刻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鬼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鸡于牖上，盖重睛之遗像也。”除《山海经》记载外，《述异论》等也记载了关于龙凤、饕餮等半人半神的图腾形象。
重庆梁平年画门神的产生究其本源，乃原始的自然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都有神在。梁平年画中的花笺是由各种吉祥图案组成，中间套印“金玉满堂”、“吉祥如意”、“四季平安”等祝福字样，这些图案除了具有装饰的效果外，同时还隐含了人们对自然物的崇拜。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图腾崇拜是原始民族对自然所采取的超越看法，人们企图通过门神和其他神仙的力量达到祈求平安的愿望，这是民间艺术常用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是人们对年画人物神性的寄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人们对于门神的要求，已不仅是辟邪免灾，还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功名利禄等，年画便成为记载各种神的工具，反映着我国早期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习俗。
二、 年画人物从神性到人性的变迁
早期木版年画与早期的民间艺术一样，深受受万物有灵的神性思维的影响，神马的刻印、鬼神的居所等，都是由实体相似的物进一步发展美化为虚体相似物，使其形象具有一寓意的神性，起到驱邪纳吉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图腾崇拜演变为人们的某种风俗习惯或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信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审美心态的渊源，这在年画中得到了生动表现[2]。神话传说“桃木”、“神荼”和“郁垒”就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产生的人物形象。
到了唐朝，门神便由真人秦叔宝、胡敬德代替原先假定的神荼和郁垒了，民间年画中还有将钟馗作为门神贴在门首具有“刻画效象，冀以与御凶”的传说，这时民间艺术中的神性慢慢向人性变迁，捉鬼门神是民间流传最早、影响巨大的题材，梁平年画中捉鬼又吃鬼的钟馗几乎无人不知，然而《钟馗嫁妹》的年画却极富人情味，他的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此时的钟馗形象已有了人间凡夫俗子的烙印。
梁平以“民间工艺美术之乡”而著称，可以说梁平年画是民间艺术中一朵难得的奇葩。重庆梁平年画中人性的成分替代了神性的权威，如《四郎探母》的故事更是来源于人们世俗的生活情节，故事说的是发生在北宋期间的北番，宋、辽交兵之际，宋将样四郎被辽招为驸马。一晃十几载，四郎念母心切，公主帮助四郎连夜探母，用计要得母后的令箭，完成了四郎的心愿。不但这个题材极富人间温情，就连年画的内容形式也充满了人间难舍难分的情谊：画中四郎手持令箭，一边和公主及公主怀中的孩子道别，一边又急切地想见到母亲的表情，真是描绘得淋漓尽致，表现了中华民族妻贤子孝的优秀传统，被收入《中国美术全集》。另外梁平年画《八美图》中的《踏伞》人物造型和道具服饰都融入了民间世俗生活的元素，极具生活美的特征，年画中不同题材的人物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老的年画随着岁月的积淀，有过繁荣也有过衰落，其神性也在漫长的过程中变迁着，由单一的原始朴素的神性崇拜，逐渐演变成人们逢年过节所张贴的祈福纳吉的门画儿。但是不管怎样变迁，年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艺术因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特征而经久不败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 民间年画中神性的多元化存在
年画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受原始神秘的拜物观念的影响，经过不同时期的变迁，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风俗传统，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重庆梁平木版年画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经过一代代民间艺人不断的传承和创新，现今已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以重庆梁平年画中门神为例，民间艺术中年画的神性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如文门神、武门神和祈福门神这些年画中的人物形象各不相同，所代表的神性特征也是各异的。武门神里秦琼和尉迟恭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也是深受梁平人民喜欢的门神之一，他们全身铠甲，手持刀剑，眼神威武有神，是典型的驱鬼除邪的门神形象。而文门神则与武门神的威风凛凛相反，温文尔雅的人物面部表情，他们大多身着朝服，眉清目秀，以天官、比干和诸葛亮等文人形象为原型，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被运用到年画的创作上，他们白面五绺美髯，一派雍容华贵之貌，此时的门神形象，已由原来神性十足的神荼和郁垒发展到普通的人民心中崇拜的榜样人物，神与人的分界点降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的科学意识增强，迷信意识逐渐淡薄，在重庆民宅的大门上，各种门神应有尽有从神荼、郁垒，秦琼与尉迟恭门神像到历代武将画像，如有些地方把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画像替代了传统的门神。年画艺人与时俱进，把传统门神换成了抗日军民，创作了新年画，表现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把这些英雄人物的画像贴在大门上，这样一来门神便进而演变为贴在门上的画了，如今范围更为广泛，如五谷丰登图、儿童欢乐图、火箭腾空图、拥政爱民图等也被纳入了年画的范畴。
现在过春节，在重庆地区人们的大门上，还有不少人家张贴神荼、郁垒，也有贴秦琼与尉迟恭门神像的，但是与古时相比，门神的神性发生了变迁，其意义也截然不同了。时至今日人们过年时贴在门上的年画，则表达的是对平安、幸福的向往与追求，它们所代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管年画的神性是否变迁，都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一直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人民辞旧纳新、驱妖除魔和祈福纳喜的民俗文化特征的反映。
注释：
[1]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意识当中，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由于中国的传统建筑的构造都是封闭式的，因此门具有了特殊的保护作用，在万物有灵的思想下，门神便是古人崇拜的对象了。张伟.《木版年画中“门神”造型的发展与演变》[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期.2007（10）：78.
[2]黄东.《看民间年画中的巫文化》[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2期.2006（4）：44.
参考文献：
[1]黄作林，欧阳方怡.精神与形式的嬗变演绎——重庆梁平木版年画的文化背景[J].装饰总第197期.2009（9）.
[2]管维良.巴渝文化[M].
[3]胡吉.多元文化下的地域特征——对梁平年画的现状研究[J].艺术探索.第22卷第5期，2008（10）.
[4]苟双晓.梁平年画的现状及对策[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1期.2010（1）.
[5]向静.门神的起源与流变——基于民俗文化生态下的门神造型研究[M].民族艺术研究.
（作者简介：余惠英，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