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 君（1986-），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与文献学研究。
摘要：唐代轶事琐闻小说继承六朝轶事小说传统，又有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小说内容、创作主旨、以及作品数量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传统史官文化、唐代史学的新发展和中晚唐社会局势三方面对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勃兴与史学的深层联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轶事琐闻小说史学史官文化社会局势数量反比关系
先秦诸子散文和经书中具有叙事性的丛残断片可以视为轶事小说的肇始，但轶事小说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挣脱“近取譬论”的说理功效的限制，获得独立。其内容以记人物言行为主，也有专记历史琐闻遗事的作品。唐代的轶事小说在继承六朝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变异，从内容来看唐代轶事小说与六朝轶事小说相异之处在于唐代记录轶事琐闻的作品占多数，且多记当代人物、史实。唐代轶事琐闻小说与史学著作关系密切复杂，其中不少作品或被视作史学著作，或与其他史籍史料来源相同，还有大量作品以“阙史”、 “遗事”、“史补”、“史遗”等为名，自称为“补史之阙”而作。
考察现存以及各类官私目录中著录的唐代轶事小说，可见它们多数出自中晚唐人之手，如《刘公嘉话录》（《刘宾客嘉话录》）、《大唐新语》、《国史补》（《唐国史补》）、《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因话录》、《幽闲鼓吹》、《阙史》（《唐阙史》）等等。在历史学的视域下，我们还会发现包括轶事琐闻小说在内的笔记小说与唐五代史书在创作数量上存在反比关系[1-P14]。也就是说，唐代的轶事琐闻小说勃兴于中晚唐时期，而这一时期盛世不再、时局动乱，史书的编撰和修订受到很大的影响，数量大大减少。本文试图从史官文化、唐代史学新发展、中晚唐的社会局势三方面解析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勃兴及其与史书二者数量一消一长之间的深层原因。
一、 史官文化对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创作主旨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和精神方面深受神话影响，但从文体来看，它是脱胎于史传文学这一母体的。唐代小说延续着古小说的文化传统，作品中时常可见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实录”精神。追本溯源，可以说中晚唐记载史事的轶事琐闻小说是史传文学的一条支流。
史官文化对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一）从作品命名看，李肇《国史补》、韦绚《刘公嘉话录》（《刘宾客嘉话录》）、郑处晦《明皇杂录》和郑綮《开天传信记》等小说书名都包含“史”、“记”或“纪”、“志”、“录”、“传”等具有史传文学色彩的字眼，以史之支流自诩。（二）从作品内容看，小说作品在内容和叙事手法方面对史传文学多有借鉴，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自不例外，它们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各方面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三）从创作动机看、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中有着强烈的“补史之阙”的心理，如李肇在《国史补》中明言：“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2-P3]。《顾氏文房小说》本《幽闲鼓吹》跋语称其书：“固在懿僖间采摭宣宗遗事，简当精核，诚可以补史事之阙”[3-P315]。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云：“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次旧闻。惧其失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3-P286]。小说作者或刻印小说的后人在序跋中指出“补史之阙”是小说创作主旨的情况不胜枚举。
此外，史学家关于小说的评价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亦不可低估。早期批评家评论小说时往往用史家的标准衡量小说，以小说的史料价值为重。用史学的标准来评论小说的诸多观点中，刘知几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刘知几《史通·杂述》云：“… …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4-P33]。认为小说虽琐碎丛残，不能与“五传”、“三史”相提并论，但是“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可为后来的史书著者提供“削稿之资”，不能不重视，决不可偏废。
小说本来就与史学分割不清，再者受到批评家对小说态度的影响，小说作者为了抬高小说作品的价值，也乐于比附于史，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言：“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2-P55]。这一时期，小说家继续努力向史传作品靠拢，在创作中贯彻“实录”原则。评论家以史学的标准评判小说作品的优劣，文学界对小说的审美趋势是求真求实，轶事琐闻小说的兴盛可说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二、唐代史学的发展对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创作的促进
唐代延续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旺盛的撰史风气，史学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编撰史籍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建立起起居注、史馆、监修三者合一的史馆制度，史官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史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前所未有地深刻。然而在另一方面，考察唐初八史则会发现，它们都具有叙事简洁精练，文辞华美的共同特征，因其作者几乎都是文士。作为史书修撰作者主体的“文咏之士”们并不拒绝小说记载进入史籍，尤其在《晋书》和《南史》、《北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历代史学家对唐初八史“多采小说”的做法多有微词，如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评价 “皇朝新撰”晋史时认为它多采《语林》、《世说》、《幽明录》和《搜神记》等“晋世杂书”，“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但是如前文所引，即便是刘知几也承认小说可供撰史者作“削稿之资”，其不满大抵缘于他认为《晋书》对来自小说的史料取舍失当，未遵守“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原则。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必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求诸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可贵也” [5- P 49]。所以史学家本质上并不反对采旧事于小说的做法，争议只在采摭的范围和标准。
显然，有着文士身份背景的唐初史籍修撰者对源自小说的史料非常宽容，这样的态度自然促使同为文士的广大小说作者拿起笔来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他们的作品篇幅零散、内容琐碎，不符合“正史”的体例标准，却较为真实地反应了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足以为史书的编纂提供资料。
此外，唐代史馆采集史料的制度也为小说入史提供便利。各部门报送史馆文书是史馆的史料搜集和积累的主要途径之一，唐代虽然禁止私家修史，但史馆对私人史料始终保持着开放态度[6]。并有个人撰写人物传记提供给史馆的情况，这种方式虽然必须通过层层官方审核，本质却是私人撰写传记，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未能跻身修史行列的士人进行轶事琐闻小说创作。
因此，唐代轶事琐闻小说在继承六朝轶事小说传统的同时，也深受唐代史学的繁荣兴盛、史学家对小说史料性的较高评价、史籍修撰过程中对小说史料的采用与史馆制度采集史料渠道的开放性等因素的影响。
三、中晚唐的社会局势为中晚唐轶事琐闻小说的勃兴提供契机
综观整个唐代的小说发展状况，中唐以前轶事琐闻小说较少，而开元天宝以后数量遽增，可以说中晚唐社会局势对轶事琐闻小说创作情况的影响非常显著。中唐以前官修史籍非常完备，安史乱后，史馆俱焚，典籍散乱，由于藩镇割据，兵燹不断，社会动荡，史书修撰受到影响。此时，大量深受史官文化影响、志在“补史之阙”的轶事琐闻小说纷纷出现。如裴庭裕所撰《东观奏记》序称：“伏自宣宗皇帝宫车晏驾，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故“谨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7-P83]
综上所述，轶事琐闻小说的根源是史传，小说作者深受史官文化影响，在“补史之阙”的创作动机促使下记录本朝史事，这些轶事琐闻小说虽然虚实相间，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小说传奇的特征，但大部分内容仍是关于唐代人物、史实以及典章制度的记载，被划入小说家的主要原因是篇幅短小，记载零碎。唐代史学的繁荣、史学家对小说的重视以及小说入史的可能性都增强了轶事琐闻小说作者的创作热情。中唐以后，轶事琐闻小说数量大增，其原因正如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分析“逸事”类小说产生原因时所言：“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补其所亡。”中唐以前，社会稳定，官方修史详备，需要补遗的内容较少；而安史乱后，旧有的史籍亡散，史书的编修也受到影响，然月蚀则星明，以“补史之阙”为己任的轶事琐闻小说于是大量出现。
参考文献：
[1]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李肇撰:《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丁锡根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李南晖:《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7]郑处晦，裴庭裕:《明皇杂录·东观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