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前人对卞孝萱先生唐传奇研究的论述，多从宏观角度梳理脉络，对其总体特点已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而先生对与中晚唐党争相关小说集中而突出的研究，也值得被专门探讨。卞先生结合众多史料，探索小说的创作意图，一方面明确了唐传奇在党争氛围下营造舆论的政治功用性，另一方面也指出唐传奇美刺与褒贬的倾向。同时，先生的研究不仅是为了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更注重在文史互证的视野下，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现场，对“牛李党争”的正名，对党争与宦祸的关联的阐释，都是这一视野的体现。而不管是唐传奇作品本身，还是卞孝萱先生的研究成果，都起到了补史与证史的作用，勾勒出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晚唐党争以及党争背景下文学创作的特点。
关键词：卞孝萱 唐传奇 党争 研究 文史互证
唐传奇研究在卞孝萱先生的研究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卞先生先后出版了《唐代文史论丛》、《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等四部涉及唐传奇研究的著作。目前，对其唐传奇研究成果的论述，散见于怀念文章、访谈录和读书笔记中，多从宏观角度梳理先生唐传奇研究的脉络，如《〈唐人小说与政治〉评略》[1]，主要是总体的概括与评介;或是将先生的唐传奇研究作为例证，如《试论卞孝萱先生自学成才之路》[2]、《文史互证细思量——读卞孝萱先生〈唐人小说与政治〉》[3]，其落脚点在于探究其治学特点或文史互证方法的具体运用，对其研究的总体特点已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
而在宏观的梳理之外，卞先生对与中晚唐党争有关小说的研究尤为集中和突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是巨大的突破，这一部分研究值得被专门探讨。卞先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援引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大量的文献史料，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并用唐传奇作品中的细节补证具体的历史事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党争氛围下小说创作发生的历史现场，以及这类唐传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一.朋党纷争下的唐传奇创作探微
（一）对涉及党争的唐传奇作品的特别关注
“唐代中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朋党纷争。”[4]党争作为中晚唐社会的重要政治背景，反映在文学领域，就体现为涉及党争的唐传奇的兴盛。《唐传奇新探》以唐传奇的创作意图为线索，而《唐人小说与政治》则以具体的政治主题为中心分专题展开分析。党争作为二者的交叉点，既体现了“有意为之”的政治意图，又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事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卞先生唐传奇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在《唐人小说与政治》中，先生更是专门辟出“唐前期官僚倾轧的反映”和“朋党纷争中的暗箭”两章。而在对《李娃传》的探讨中，也运用与党争有关的文献材料，以论述其与朋党斗争没有直接关联。虽然在党争的氛围下，的确涌现出大量文学作品用以相互攻讦，但并不应当把当时所有的唐传奇都看作党争的产物，对《李娃传》的研究就是一例。在《唐人政治与小说》中，卞先生列举了过去对《李娃传》写作动机的各种解读，对于将《李娃传》看作牛李党争产物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从唐代妓女的社会地位，唐代妻、妾的地位以及白行简自身的家族隐事为立足点，得出《李娃传》实为讽刺名教虚伪之作的结论。
（二）对创作意图的解读
此前的唐传奇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5]，而卞孝萱先生则“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探索唐传奇作者的真实寓意。”[6]在党争的氛围下，除了政治上的争夺，通过唐传奇创作营造社会舆论影响，也是党争的重要手段。根据卞先生的研究成果，相关唐传奇作品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图：
1.歪曲政敌形象，造成舆论压力
在牛李党争中，李德裕集团借小说创作以抹黑牛党成员的形象。例如歪曲陆贽形象、褒扬窦参的《上清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对这一倾向提出了批评，而卞先生则进一步考证其创作意图，指出其与党争的密切联系。通过對《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两《唐书》中材料的对读，论证出《上清传》的作者柳珵“是奉世交李德裕之命，杜撰《上清传》，污蔑陆贽，为窦参、李吉甫洗刷罪行，并攻击陆贽门生李绛等人。”[7]又与《戎幕闲谈》联系起来。《戎幕闲谈》由李德裕口述、韦绚笔录，体现出褒扬窦参的倾向，从而进一步佐证了《上清传》中的党争意图。
从《霍小玉传》结尾的特殊性入手，卞孝萱先生的研究，表明《霍小玉传》是党争下唐传奇创作的先声。“用文艺作品，攻击李益‘重色’又负心，使他声名狼藉，不就是一种巧妙的方法吗？与元稹、李绅关系密切的蒋防，承担起这一任务。”[8]《玉泉子》更是直接贬抑牛僧孺的作品。“过去学者认为《玉泉子》所记的都是唐人杂事，未予以重视。我仔细研究，发现该书记事中有褒贬爱憎，显现出贬抑牛僧孺的政治倾向。”[9]从舆论上对牛僧孺进行攻击。卞先生从被看作杂史的《玉泉子》中看出党争的线索，有力地补充了党争环境下政治攻讦的线索和新证。
2.假托政敌名义，行诬陷之事
歪曲政敌形象、造成舆论压力尚且居心不良，而《周秦行纪》更是假托牛僧孺名义，行大逆不道之言，将文学当作武器，触及统治阶级敏感的隐痛，意图直指置牛僧孺于死地。卞先生将《牛羊日历》《周秦行纪》《续牛羊日历》《周秦行纪论》四篇相关文本结合起来进行梳理，专门考证了四篇作品的作者：李党成员在用《牛羊日历》攻击牛僧孺与杨承和勾结后，假托牛僧孺的名义写《周秦行纪》，“沈后不幸失身于胡人，牛僧孺父死后母改嫁，小说用王嫱伴宿进行影射，居心叵测。”[10]之后更是抛出《续牛羊日历》《周秦行纪论》。四篇文本相继出现，侧重不同而相互配合，诬陷牛僧孺的意图昭然若揭。可见在朋党斗争的政治氛围下，假托政敌名义散布小说作品，也是党争的重要手段之一。
3.讥刺党争
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比喻李绛与李吉甫的“水火争”。[11]卞先生通过对《石鼎联句诗、序》创作时间的考证，并结合《新唐书》的相关资料，得出结论：“元和七年十二月韩愈作《石鼎联句诗、序》时，李吉甫正为宰相。……这位受到韩愈赏识的寒士牛僧孺初入仕途，就遭到李吉甫的打击……韩愈对牛僧孺同情而对李吉甫不满，这是必然的。这也是促使韩愈写《石鼎联句诗、序》讥刺李吉甫的因素之一。”[12]韩愈没有直接参与到党争的阵营里，但也身处党争的氛围之下，通过唐传奇创作来对党争中的现象进行表态。
文宗时期，牛李两党争斗正盛，对社会局势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资治通鉴》中提到：“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13]唐传奇不仅可以作为朋党斗争中的工具，也保留着自身的叙事和抒情特色，可以用来表达对党争中阴暗面的不满与讥刺，这与唐传奇自身的“文备众体”有着密切的关联。《石鼎联句诗、序》中蕴含的对党争美刺与褒贬，就发挥出唐传奇的叙事和抒情功能。
二.探赜索隐：挖掘历史现场
（一）为牛李党争“正名”
卞先生的唐传奇研究，不仅仅是为了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更注重在文史互证的视野下，挖掘文本背后的历史现场。“牛李党争”应为“二李党争”[14]，卞先生在研究中首先就为牛李党争“正名”。“唐、五代人所谓‘牛李’，只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属于同一集团，不意味着牛僧孺是这个集团的首脑。《旧唐书》的记载可以证明，在四十余年中，朋党首脑，前为李逢吉，后为李宗闵。”[15]而所谓的“牛李”之称，并不由其在集团中的地位决定，而是和平仄声有关。“我考察了唐、五代时期许多合称的人物，如元白、刘柳、刘白、温李等，都是平声的姓在前，仄声的姓在后。……‘牛李’之称，不意味着牛僧孺在朋党中的地位高于李宗闵，不过是当时的习惯，按姓氏的平仄声排列而已。”[16]
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也说：“过去有所谓牛李朋党的说法，牛指牛僧孺，李指李宗闵，认为他们两人在搞朋党，李德裕是反对朋党，想打击朋党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论点。……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派别，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17]正与卞先生的研究相呼应。
（二）党争与宦祸的关联
卞孝萱先生没有孤立地研究与党争有关的唐传奇作品，而是看到了背后的关联与完整的历史图景。中晚唐的党争不仅发生在士大夫之间，而且和宦祸有着密切的联系。宦官内部固然也有党争，但卞孝萱先生研究的唐传奇篇目，主要还是集中在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利益纠缠。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18]党争与宦祸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唐代后期宦官专权，朝臣普遍结交宦官，成为宦官集团的附庸，于是，宦官有派系，朝臣有党派，朝臣的党派之争成为内廷宦官派系之争在外朝的反影。”[19]卞先生通过对党争与宦祸关系的把握，以及相关的唐传奇研究，勾勒出更为完整、细腻的历史图景。
《唐人小说与政治》中指出，《玉泉子》受朋党纷争的影响，记事有抑牛扬李的政治倾向，“刘蕡既是反宦官斗争的牺牲品，又是朋党纷争的受害者。”[20]文宗时期，宦官集团的掌权愈演愈烈。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刘蕡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21]在那期间，所谓“牛党”成员令狐楚和牛僧孺与刘蕡的交往较为亲密。通过探究《玉泉子》中对刘蕡事件的解读，进一步佐证了《玉泉子》在党争中的倾向与关联。
而党争中心的人物，其命运也与宦祸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除宦官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李训……一方面扫除障碍，先后罢免了李德裕、路隋、李宗闵三个宰相，贬逐二李之党;”[22]党争的命运与宦官专权的历史演进是交织在一起的。“唐武宗死后……宦官集团坐视李德裕贬死崖州，并不是偶然的事。对于李德裕的炎荒之行，应该看作是宦官集团对他的抛弃，不要以为这是牛党的排斥。”[23]在宦官专权的权力斗争下，牛李两党的成员全部被清除出去，可見两党并不代表着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只是两个朋党之间的利益争斗。
三.结语
总之，无论是涉及党争的唐传奇文本，还是卞孝萱先生对党争相关历史背景与创作意图的解读，都起到了补史与证史的作用，为牛李党争勾勒出更为生动的文学图景。“按刘鹗的说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24]虽有较为可信的依据，但唐传奇中毕竟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不必严丝合缝地追求细节的完全对应，而是在综合考量的前提下，发掘其中有益的史料价值。
卞先生的研究目光不局限在文本本身，而是结合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相关史料，采用文史互证的方式，去推测、佐证作者的创作意图。不仅挖掘出前人鲜少关注到的创作意图的深意，而且纠正了一些观点，通过对读相关文献，结合各种史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脉络。一方面，卞先生的研究带给我们方法上的启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研究相关的唐传奇以及其他类型的创作时，怎样的诠释尺度才不至于“过度阐释”，具备多么深厚的文史素养才能驾驭这种“文史互证”的相关研究，以及以此为范式，如何丰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卞孝萱：《卞孝萱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5]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7]陈际斌：《唐传奇与唐代文风》，武汉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8]傅绍磊：《唐代后期政治与士风文风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9]邵文实：《〈唐人小说与政治〉评略》，《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0]徐有富：《试论卞孝萱先生自学成才之路》，《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
[11]雷艳红，陈双燕：《文史互证细思量——读卞孝萱先生〈唐人小说与政治〉》，《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2]胡阿祥：《卞孝萱先生要著编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注 释
[1]邵文实：《〈唐人小说与政治〉评略》，《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徐有富：《试论卞孝萱先生自学成才之路》，《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
[3]雷艳红、陈双燕：《文史互证细思量——读卞孝萱先生〈唐人小說与政治〉》，《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234页.
[5]同上，第7页.
[6]卞孝萱：《冬青书屋笔记》，见《卞孝萱文集》第三卷，第168页.
[7]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171页.
[8]卞孝萱：《唐传奇新探》，见《卞孝萱文集》第三卷，第462页.
[9]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271页.
[10]同上，第261页.
[11]同上，第177页.
[12]同上，第183页.
[1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021页.
[14]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235页.
[15]同上，第236页.
[16]同上，第236-237页.
[17]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58页.
[19]傅绍磊：《唐代后期政治与士风文风研究》，浙江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6页.
[20]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284页.
[2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76页.
[22]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见《卞孝萱文集》第四卷，第292页.
[23]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2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