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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0日，我和高华老师最后一次通话。他的声音依旧笃定清晰，却不如以前洪亮，听得出来他正在遭受病痛的煎熬。问到病情，他说一些危险的指标降下来了，让我放心。他关心我寻找教职的情况，叮嘱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询问收藏沙飞影像档案的事宜。讵料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成永诀。六天后，延续数年的生命奇迹没有再现，高华老师离开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一代良史殒逝，后辈痛失良师。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为奇妙的机缘，我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经过上海华东师大老校区，于是决定去历史系参观，特别是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楼才得知历史系早已搬到闵行新校区，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留守。我惊喜地在这发现了一张内部通讯录，我一眼就看到“高华”！这不是我过去三个月反复阅读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太阳》）的作者吗？而之前我还不知道高华已到华师大任教。
我即刻拨打电话，接听的正是高华老师。我告诉他，在导师周锡瑞先生的史学史课上，刚刚读过《红太阳》，有很多的感想和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来到高老师的临时公寓，开门的是一位儒者，满头银发、谦和质朴，这与他在著作中所展现的那种手术刀般锐利冷静的气质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了六点，从叛逃者史料的考证谈到高层回忆录的辨析，从斯诺、谢伟思的陕北经历谈到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读与想象，最后谈到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意义与广阔可能。当晚告辞后，我走在冬天的大街上，却觉得如沐春风，耳边余音绕梁，心中欢喜赞叹。
自此以后，我每次回到中国大陆都会去上海或南京看望高华老师。在这三年中，看着老师与病魔抗争，日渐消瘦，他却依然笔耕不辍，而且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与晚辈无私分享研究心得。每次与高华老师的交流都是一种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养。我时常忘了我们是在讨论残酷的革命与战争，而被他“同时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格所感染。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来缅怀这位卓然高洁的历史学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自由思想与人道关怀。
一部挑战传统话语体系的著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共实现了组织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1949年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内的历史书，大多认为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运动中出现的“审干”“肃反”和“抢救”却避而不谈。西方学界对整风的理解也与国内有相似的盲点。
1960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
在美国反越战的浪潮中，赛尔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的道路》，歌颂群众路线、民主参与、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书中有一节是关于整风运动的，他引用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比喻，称“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运动的目的显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纳他们，而不是要通过流放，送进集中营，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等方式清除他们。”而他的资料主要依靠康普通（Campton）收集到的整风文件和毛泽东讲话，以及《解放日报》。
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有关丁玲和王实味的描述，但依然没有涉及到整风背后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发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1961-1966），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的终结。其实他的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圆桌”的概念，其假设是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但是相对平等的精英领导层。恰恰由于马若德对延安的这种浪漫想象，使得他对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到1956-1957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而不能作进一步追溯，以至于贯穿三部曲的“路线斗争”逻辑也愈发不能自洽。最终，在2006年马若德与沈迈克合著的关于文革本身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延安圆桌”这个概念被抛弃了。
而《红太阳》的出现，贯通了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其锐利的解释力不但穿透从中央苏区“肃AB团”（1930-1931）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的中共党史，而且贯穿整风之后的内战、镇反、反右和文革，以至当代的政治逻辑。
高华强调毛泽东在“道”与“术”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创新。早在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大革命。”
这一创新在抗日救亡时期具有正当性，也同样另有其多样性后果。在这种造反传统与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级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资分配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这就是被王实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制度，而这一套延安制度又得以延续。
毛泽东的另一核心创新是思想改造的方法：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所信笃的强调自省自新的内圣之学，向思想改造对象“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新的思想改造方法“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很多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新人”学会用毛的概念来思考和行动，“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灵魂，几近消灭了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空间。
《红太阳》指出延安整风其实奠定了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制度与思想基础。这不啻是对整个革命话语体系的挑战。对挑战者而言，他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担当。
高华曾经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对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诚然，他们的口述肯定会让《红太阳》内容更加充实，但是受访者可能不会有太多反思。
激于义理、追求自由的灵魂
高华生于1954年，成长于这个等级差序制度的末端，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接受规训，收敛个性才能赢得安全，实现向上流动。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他饥渴地读书求知，想要探寻世界的真相。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就萌生了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的愿望，并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践行范文澜先生的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高华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档案馆的机密原始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已公开史料中，他反复地“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逐渐得出了一幅日趋完整、愈发有解释力的延安整风历史拼图。
感受到他对弱者的同情，对他们着墨甚多。
完成《红太阳》之后，高华开始钟情于对1950年代的“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通过考察他们在革命、战争、解放、改造中复杂差异的经历，拷问“自由、人性”对他们不同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随高华老师的实践，即使在档案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也有无限的可能。
三年前，高华老师在纪念八路军摄影家沙飞的研讨会上说，“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因为沙飞留下了珍贵的摄影作品，“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我想，他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
高华老师的生命虽然定格在57岁，但他是永恒的，他也许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他留下的思想与精神将永远地激励他的学生。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