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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过程是青少年与其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从对受访的社区矫正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研究发现,他们经历了游离、自衍和多元衍化的次生社会化发展阶段。从微观层面分析,“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是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互动机制;“寻求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是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行为逻辑。
关键词:偏差青少年;互动机制;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062-08
作者简介:
费梅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上海.200237)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青少年偏差和犯罪问题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实证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的主流取向,对青少年偏差过程的研究,以及青少年自身意义世界的探索非常稀少,从青少年与其重要他人的互动过程去探讨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互动机制和行为逻辑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希望从新的研究视角,深入到青少年犯罪群体之中,倾听和了解他们如何理解和界定犯罪事件,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生活历程,由此建立对青少年偏差或犯罪现象的新的解释。具体来说,笔者期望从青少年个体的内心想法、情感与个体行为的互动关系出发开展研究,了解他们自己对环境、行为的解释、评价、界定,了解他们如何与生活环境发生互动关系、并发生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衍化过程,因此笔者着重探索以下问题:偏差青少年在其边缘化过程中与其社会环境呈现出怎样的互动方式?有什么样的互动机制和行为逻辑?这些互动机制和行为逻辑对其偏差行为或边缘化历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偏差”在本文中主要以青少年犯罪事件发生为标志,而“边缘化”一词的提法,本文中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群体由于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失学失业,以及因犯罪行为而受主流社会排斥,无法获得与同龄人相同的就业、就学机会,也因受法律法规处置而被剥夺了部分公民权益的一种社会生活状况。边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一种价值伦理的判断。
本项研究主要是从青少年与其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去理解和研究偏差青少年的边缘化过程的互动机制和行为逻辑。而探索和审查丰富、多变、鲜活的社会经验,从经验当中提炼启发性概念、直接基于经验世界来提取理论、不断返回经验世界来核查这类理论的实用意义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力倡的一种研究方法①,也是笔者十分认同的一种研究取向。因此,笔者选用质性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探索性研究,达到对于青少年群体主观意义世界的深入理解、并进而对青少年边缘化的社会互动过程的互动机制和行为逻辑进行归纳、提炼和解释。
在质性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最注重被研究者本身的经验。该方法在解决研究问题时具有应用性和可行性;其针对研究过程,注重从资料中产生理论的思想,与笔者的研究主题和目的十分契合。
依据笔者的研究取向及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笔者开始了对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研究。整个研究工作是不断探索和深化的,也是逐步积累和不断发展的,根据研究方向开展资料收集,又根据资料分析的情况,修正研究方向,明确概念和看法。因此,整个研究过程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并以互动方式进行的。
在准备和探索阶段,笔者主要考虑的是研究地点的选择和研究对象的初步确定。在明确了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之后,笔者主要运用文献研究、参与观察和个别访谈的方式进入了调查研究阶段。
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学术研究文献;第二类是社会服务机构的各类工作规程,以及社工在青少年服务中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工作案例;第三类是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本;第四类是新闻媒体的各类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笔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需要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了解自己与原始资料和文献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注: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参与式观察的主要方式是参与各项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项目,如参加宣告会、迎新学习会、社会技能辅导小组等活动,通过参与式观察,建立对研究对象的直接印象。观察之后,笔者会及时记录,形成对每位活动参与者的观察印象,包括观察到的每位参与者的具体表现,以及笔者的感受和思考。
在持续近两年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项目参与过程中,笔者逐步建立了对青少年矫正对象的整体看法,对研究对象群体的成长背景、基本特点、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有了大致了解,为笔者开展进一步的深入访谈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深入访谈阶段的资料收集过程中,笔者严格按照“理论抽样”的原理进行。理论抽样是“一种目的为发展理论的资料收集过程,分析者将资料进行收集、编码,并对其进行分析,决定下一步要收集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并从这种资料中发展出理论”(注:
Glasser,.B..G..and.Strauss,.A..L.,The.Discovery.of.Grounded.Theory,New.York:.Aldine.de.Gruyter,1967,p.45.)。理论抽样过程的基本问题是:人口中哪些群体或亚群体事件和活动是研究者下一阶段资料收集的对象?究竟出于什么理论目的要收集它们?这样资料收集过程就被出现的理论所控制。
在理论抽样原则指导下,笔者首先采用指引性提问,向受访对象提出“你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这个提问是开放式的,给予了受访者充分的空间来阐述他们自己对成长历程的看法,也十分有利于笔者在受访者所提供的开放性资料中发现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和成长历程,便于从访谈资料中提炼概念。笔者主要从三个层面开展访谈工作:第一层面,以绝对开放的形式,以受访者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开展访谈,以了解受访者的成长历程;第二层面,就研究问题询问受访者的相关情况,着重了解事情的有关细节;第三层面,请受访者对自己的行为意义进行反省和解释,重点探索意义界定、行为反应与环境互动之间的关系。依据每一阶段的访谈结果,遵循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的原则,笔者确定了下一步需要访谈的对象以及需要收集的资料。如关于玩伴,在对已有资料属性和面向归纳后包括:第一,玩的内容:打弹子、聊天、读书和踢球、网络、游戏机;第二,玩的时间:校内、校外、白天、黑夜;第三,玩的场境:操场、游戏机房、露天花园;第四,玩的感觉:开心、无聊;第五,玩的结果:冲突、朋友等。可以发展的理论抽样是:你对目前与同伴互动方式(玩)的理解是什么?学校的玩能满足你的玩的要求吗?.学校、家庭对你的玩如何反映?你对他们的反映如何评价?玩的规则等。如协同行动,可以归纳的属性和面向为:好朋友在一起的;相互帮忙;什么都在一起的;潜规则是相互帮,不去没有面子的;兄弟义气;协同行动是成为好朋友以后的行为;同学招呼,想都不想,就去了。可以发展的理论抽样为:协同行动的内容,当时的理解和反应,行动的内容、结果、形式等。如朋友,可以归纳的属性、面向为:好朋友的标准、好朋友的数量、好朋友的功能、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帮朋友忙:打抱不平、对朋友的看重、成为朋友的理由、结交朋友的情境和原因、朋友的相处方式及变化、朋友间的共同价值、朋友与父母相比、头脑发热、人缘不错、朋友帮助的话我可以玩等。可以发展的理论抽样是:朋友间的共同价值是什么,对朋友的理解是什么,朋友、学校、家庭三个次系统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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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个概念的属性通过不断比较和理论抽样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时,笔者进一步探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如“玩”与“混”的关系,“玩”、“混”与“朋友”的关系,“朋友”与“共认符号”的关系,与“协同行动”的关系等。经过缓慢和渐进的样本寻找过程,一系列理论上的启发和概念从我的访问中引发出来,并用于指导我的样本选择。通过这样一个理论抽样过程,笔者感觉收集到的资料已经达到了一种“理论饱和”阶段,这意味着笔者基本上已经不能再从资料中找到更多的理论/概念信息。所访问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样本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讲都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笔者能发展出深植于经验之中的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的扎根理论,因此笔者决定不再扩大样本规模。总体来说,本项研究中,笔者是按照开放性抽样、主轴性抽样和选择性抽样的过程,通过不断比较,最终达到理论饱和的时候,抽样才告结束的。整个研究过程共有22名社区青少年矫正对象接受了访谈。
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过程中,笔者深为扎根理论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和魅力所吸引,它让笔者能够融入到社会实践之中,理解根植于现实社会世界中的理论的重要性;看到社会世界里事件的发生、进行以及个人的经验是怎样不断萌生的;去体验和分析社会行动者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去看社会世界的变迁与过程、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刻理解到条件、意义与行动之间的彼此关系。
二、.次生社会化:偏差青少年的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发展阶段
笔者提出“次生社会化”的概念来概括受访青少年在经历各类挫折,从主流社会游离出去之后自身衍化发展的社会互动过程。根据资料分析,“次生社会化”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分别是“游离”阶段、“自衍”阶段和“多元衍化”阶段。
第一,游离阶段。指偏差青少年以辍学或逃学等方式脱离学校,开始走向街头社会的阶段。
本项研究中的受访者大都在初中阶段开始出现厌学、逃学、成绩下降、违反学校纪律、打架斗殴、结交朋友圈和辍学等现象。大多数的受访者经历了职校、技校或中专学校的学习,访谈个案所读学校大都师资水平不高、学校教学设施条件较差,活动场地缺乏;学生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学校安全面临极大挑战。受访者在这类学校中参与吵架和矛盾纠纷、遭受学校处分、在第二年开始基本上放弃学业选择辍学回家。
受访者的家庭有两类:一类是失管家庭,父母或者离异,或者缺乏管教子女的能力;另一类是高压家庭,一方面对孩子严加管教,不给孩子任何选择和发言机会;另一方面,常常因方法失当或不守诺言而使孩子失望和叛逆,导致青少年选择对着干或者逃离家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意愿。这两类家庭在孩子成长中的管教方式和亲子关系的失调,导致受访青少年过早地投身家庭之外寻找安慰和满足。
在课堂、学校和家庭遭受压力和排斥的同时,这些青少年逐渐迷恋于校外的交往和娱乐活动,他们在课堂之外尝到了没有束缚的快乐,尝到了运动、活动和游戏所带来的刺激和满足。一些受访青少年在进入网吧开始网络游戏的过程中结伴结派,进入到了一个相互牵连的同伴圈中,自由、友情、快乐是他们共同的迷恋,他们选择了逃离课堂。而离开课堂,意味着他们与一般的青少年群体发生了分离,他们从学生变成了街头青少年,从学校游离到了街头社会,他们也从外在和自身两方面接受了游离的现状。游离,使他们从一般青少年所经历的读书、学习、工作的社会化轨迹滑向了次生性的社会化轨迹之中,开始了他们次生社会化的发展过程。
第二,自衍阶段。指偏差青少年进入街头社会后的自我衍生和衍化阶段,包括形成同伴圈,开始道上营生等。
脱离了课堂,受访者离开了学校教育体系,也就意味着离开了社会主流轨道对他们的约束和教管。他们并不像脱离花体的蒲公英一样随风飘落,而是很快在网吧、游戏机房等街头娱乐场所相互集聚,他们一起游乐、一起交往,并逐渐形成了同伴圈。
同伴圈的雏形一般是要好的同学或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他们在脱离课堂之前已经有很好的交往,彼此认同,共同游乐。在共同脱离了课堂之后,这些朋友就成为彼此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社交伙伴和支持伙伴,他们共同出入游戏机房,成为网游伙伴和搭档,也一起参与其他娱乐活动,并在与他人的冲突和纠纷中相互帮忙。除了原来的好朋友,受访者在网吧和游戏机房也因游戏而结识了新伙伴,伴随着玩的内容和程度的逐渐变化,青少年们的伙伴结构及规模发生了变化,同伴圈内的凝聚源更多地围绕着玩的内容和玩的过程中的相互支持性需要而产生,影响同伴圈关系的核心因素也由原来的从小到大的友谊基础,衍化为由是否能满足游玩中的相互需要和提供相互支持而决定。
在玩的过程中,不同同伴圈之间的交往和冲突时有发生,同伴圈内部以及同伴圈之间的帮忙和支持,成为除了玩之外同伴圈内青少年的另一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根据研究,笔者把同伴圈界定如下:同伴圈是指已经具有一定数量的同伴,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连接的关系,有分工、有合作,有角色、有规矩,有协同行动。规模、关系和行动是同伴圈的核心特征。同伴圈的形成和巩固由同伴之间是否能够提供对玩和交往冲突的帮助和支持为核心内容。同伴圈的形成使青少年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具有了群体性和次文化性,也具有了次生社会化的特征。
同伴圈常常面临现实的窘迫。要获得生存,就必须有营生,而有营生,就必然会“入道”,成为“道上的人”,或者参与道上的事情。这使得一开始以“玩”为乐的同伴圈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内容发生了变化,“玩”与“道上交易”结合在一起,青少年的行为和生活内容开始具有了违法犯罪的迹象。当他们开始参与道上交易和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具有犯罪行为的罪错青少年了。
第三,多元衍化阶段。指自衍后期青少年次生社会化形态的分化阶段。
在道上混了一段时期后,受访者因犯罪事件的触发而被判刑,同伴圈会因此而面临解散和分化的可能,他们个人也因犯罪被法庭判为接受社区矫正管理和服务的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他们结束自我衍化期的强制性制度因素。多数受访者暂时停止了同伴圈交往和道上的活动,因受法律强制制裁而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他们中有的慢慢地找到工作,开始回归了主流社会;有的还在迷茫彷徨;有的则选择在黑道上走下去。受访者开始学习技能、找工作、与家人改善关系、断绝与原来同伴的交往,尝试进入主流社会,但他们面临的压力不小。因缺乏学历、缺乏技能、或者有不良记录,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机会,需要承受艰苦的工作条件,需要面临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大多数的受访青少年因此处于迷茫彷徨状态,只有极少数受访者决定留在黑道继续生活。
根据研究,笔者认为偏差或犯罪只是青少年次生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是青少年与其社会环境互动的结果。微观的青少年自身衍化发展的机制和行为逻辑,以及宏观的社会制度与环境都对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偏差青少年社会化的次生性特点,对于改善青少年自身以及社会环境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青少年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成长空间是有其意义和功效的。
三、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互动机制:“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
在社会互动论者看来,社会活动是社会中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既协作又对抗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是由其成员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中创造或建构起来的。
符号互动论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人类行为纯粹是个体之间社会符号交换过程的产物,人的意识和自我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通过符号交换过程或曰符号化过程来界定自我和他人。人们交换着的社会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人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那里获得自我概念、认同自我身份。这里所说的“他人”,未必是指特定的个人,而通常是指“一般化他人”。
根据笔者对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过程的分析发现,同伴是青少年成长历程中最关键的“一般化他人”,或者称为重要他人,同伴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同伴也充当了青少年成长历程中的参照群体,青少年通过同伴来了解自己的行动,并根据同伴来调整自己的行动。共同的爱好和困惑、共同的活动方式和游离状态,使青少年与其同伴集聚在一起,在各种社会情境之中结成联盟,开展了群体性的协同行动。联盟内部的价值认同和角色分工、同伴之间的相互依属和支持,成为导引偏差青少年社会互动过程边缘化的重要机制之一。
差别交往理论在阐述交往与偏差或犯罪的关系中认为与罪犯甚至是罪犯朋友的随机的且短暂的交往,并不会导致犯罪;关键在于与违法犯罪人交往的频次、持续时间以及交往强度。社会控制理论中的“依恋纽带”论述也解释了青少年与其同伴之间的依恋和相互影响作用。但通过本项研究,笔者认为上述这些理论只是阐述了青少年与其同伴之间的交往程度和依恋程度与偏差行为的相关性,却没有揭示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互动机制。本项研究中发现在同伴的相互认同和吸引中形成的彼此共同认可的角色、规则、交往偏好、行为价值,则是理解青少年与其同伴形成彼此影响关系的重要和核心的要素,是青少年之间形成“共认符号”,结成联盟、进行情境界定和协同行动的核心基础。
所谓的“共认符号”,如“朋友义气”、“面子不能丢”、“打架要赢,谁也不怕谁”、“有钱不花是傻瓜”、“不能忍”、“玩”、“混”、“圈子”等等,从某种角度即是生活的“意义”,它产生于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人生经验。这种经验是青少年个体感受他人态度的刺激以及对刺激的反应。当青少年们拥有共同的符号解释时,情境界定才具有一致性,情境界定之后的反应对他们来说便是有意义的。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或者用同一尺度看待问题,对于生命意义形成了共同理解和认同。这些“共认符号”成为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自衍机制,并直接导致了“协同行动”。.
笔者在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中发现,青少年彼此之间的协同行动,如由玩而结成同伴圈,开始街头活动或从事道上营生,都会有一段经历或一段历史,青少年之间的“共认符号”形成了彼此的共同界定,使得青少年群体在其各类协同行动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和重复性。这种协同行动代表着参与者根据他们彼此观察到的正在做的或打算要做出的行动制定行动路线的努力。这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和边缘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离主流社会化轨迹的过程,而是一个“共认符号”逐步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生“协同行动”的有规律、稳定和重复发生的过程,这是其社会化过程的互动机制,也是其边缘化之所以产生的内在逻辑基础。
因“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的作用,青少年逐渐摒弃了他人(主要包括学校、家庭、主流社会)对其持有的否定态度,在其自衍过程中创造了新的群体的道德规范,形成了圈内自我肯定的存在价值,最终把他们的身份变成了积极可行的自我概念,一个可以在“道上混”的“圈内人”的概念,因而也完成了“寻求认同”和“身份形成”这一青少年时期的重要任务。
四、.偏差青少年次生社会化的行为逻辑:寻求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
在“共认符号”和“协同行动”的作用下,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不同阶段所凸现出的共性行为,主要是暴力行为和团伙帮派行为。
关于青少年暴力行为的研究,吴梦珍博士在《香港青少年暴力犯罪之社会因素》的研究报告中分析到,边缘和犯罪青少年参与黑社会活动,是构成他们暴力犯罪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暴力行为与黑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成为其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权威解释。美国犯罪学家沃夫冈(M.R.Wolfgang)提出的暴力亚文化理论,同样认为社会某些阶层民众已经接纳了暴力亚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给予一些暴力行为以规范性的支持。但为什么青少年罪犯能够把这种从小都被灌输为是不良行为的暴力行为内化为其价值观念呢?究竟暴力行为对他们的成长性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满足呢?美国犯罪学家Martin.R.Haskell与Lewis.Yabonsky进一步分析说,青少年暴力行为首先与社会制度有关,它是一种附从行为,是其他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工具及副产物,如帮派斗争及抢劫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即符合这类解释;第二是暴力者本身的潜意识的暴力行为从社会病态中发出,是由于个人精神病态而产生(注:车炜坚:《香港青少年犯罪问题》,(香港)中华书局1996版,第40页。)。
但笔者发现,上述关于暴力行为产生原因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本项研究中的青少年暴力行为。在本项研究中,几乎所有犯罪青少年都习惯用打架来参与和解决与别人的冲突和纠纷。暴力攻击成为受访者的标志性行为。但他们并不是都参与了黑社会活动,或者说大多数受访者还没有涉入黑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精神病态症状。由此的一个发现和判断是,暴力行为并不只是涉入黑社会活动的犯罪青少年所具有,也不是因其精神病理表现而具有,暴力行为目前已经成为有偏差或犯罪经历的青少年的常规行为,或者说是他们的标签行为,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常规方式,是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态。
为什么暴力行为是这些受访者表达自我的常规性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态呢?笔者从受访者的偏差历程和生活经验作分析发现了如下的相关性:
我们从上图看到,青少年暴力行为的产生,是其生活历程中的诸多因素所致,暴力行为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诸多功能。
青少年在家庭和学校关系里承接了诸多的不良情绪、挫败、压抑和悲愤,他们的自我概念的受打击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对自我形象信心不足,甚至形成了较低的自我认同感。但以打架为形式的攻击性暴力行为,对于修复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会在暴力行为中获得自我肯定并实现自我概念的转变,图示如下:
当我们发现青少年的暴力行为与其自我概念的转变有直接相关性时,我们同样意识到,青少年同伴,包括受访者的同伴圈以及道上圈子里的人,他们的价值信仰与偏差行为模式,已经替代学校和家长而成为型塑青少年自我观,或者确切地说是形成青少年自我结构中社会与道德规范的“超我”部分最主要和有影响力的核心内涵了。这一点需要引起社会各方高度重视。
暴力行为基本上都是在同伴关系里出现的,当把暴力行为与青少年自我概念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的时候,笔者发现暴力行为的发生,很多是在同伴关系下经过观察、模仿逐渐习得的,青少年同伴圈和道上营生,成为青少年习得行为、建立角色认同的研习和演习场,学习的内容不仅是犯罪的技巧,还包括犯罪的动机、态度以及合理化的反社会的行动。
处于低自我感状态的青少年,当在与同伴交往、参与同伴圈和道上营生活动时,逐渐习得了暴力行为,他们在日常活动和交往中把暴力行为变成为有效的关系处理的应对方式,并在其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中实现了内化,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暴力行为发挥了提升高自我感的功能,在这样的循环互动中,外显行为、内在认知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满足融为一体,暴力行为逐渐演化为青少年的标签性的行为模式。
除了暴力行为外,帮派行为也已经成为青少年偏差和犯罪的凸现行为。
学者们关于青少年帮派特性的描述有比较一致的共识,如帮派成员有比较一致的背景;有严格的帮规;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凝聚力;帮派的活动经常是反社会的、不法的、暴力及犯罪的;个人在帮派中的目标、角色及责任明确;命令是等级式;帮派有强烈的地盘意识;帮派持续不断地吸收成员,尤其以校园内最为积极等等(注:蔡德辉、杨士隆:《青少年暴力行为原因、类型与对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71页。)。
笔者所接触到的受访者的很多行为处于帮派行为的边缘,或者是接受帮派委派而发生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帮派组织的一员。只有很少的1至2名受访对象陷入帮派组织中。但受访者结成的同伴圈却已经形成了比较高的凝聚力,有初步的自然形成的角色分工,有一定的地盘意识,要遵循内部的团体规则,这些同伴圈已经超出了一般松散型的同伴关系,具备了帮派组织的某些要素。失败的学校经验、紧张的家庭关系、渴望寻找新的经验、追求获得被尊重的内在需求,这些构成他们对于群体关系的追求和认同的内在逻辑,而帮派组织中大哥的“关照”、“帮忙”、“支持”、“温暖问候”、“撑腰”、“罩着”等等,成为吸引青少年接受或者加入帮派组织的重要因素。因此处于帮派组织萌芽状态的同伴圈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同伴圈,或者道上营生为主要形态的次帮派性行为或协同性群体行为,为青少年寻找自我和实现自我提供了支持,并创造了获得自我认同和价值的机会和场域。价值追寻——群体认同——帮派或者群体活动之间的循环往复,形成了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背后的又一行为逻辑。
偏差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也是其主体性不断萌发和挣扎的过程,是青少年寻求主体性的过程。
主体性(subjectivity),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时的人格或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可以在心理上自由、自主。而“自由、自主”意味着人要在人格、心理上“由得了自己”。要“由得了自己”,则又须知道“什么是自己”,而自己又不该是由他人所界定,因而又要问“什么是我想要的自己”。而此追求、实现“我是”的过程,又不是单纯的思考结果。往往浸泡在“存而不在”经验中许久,感觉到限制、不自由、痛苦、不安后,展开的一长串反复的追寻与实践的历程。换句话说,主体性的历程,不应该是“我思,故我在”;而应该是“我感,我是,故我在”的反复历程(注:翁开城:《主体性的探索与实践》,(台湾)《应用心理研究》2002年第16期。)。
青少年脱离学校和家庭,走向街头的刹那是对束缚的挣脱,那种束缚,来自学业的压力、学校和家庭的规约和管压,来自他们内心的苦闷、自卑和挣扎。投向社会之后,他们仍在寻找主体性层面的自由。“我是谁”、“我需要什么”、“什么是自己”、“什么是我想要的自己”这些思考伴随着同伴圈的建立、道上圈子里的认可而逐渐有了答案。在进入自衍阶段,他们似乎实现了主体性的探寻,在同伴群体中找到了认同和答案,但当他们触犯了法律,停止了道上和圈内的生活,重新打算回到主流社会时,他们又陷入了彷徨,迷失了方向。他们是谁呢,是一个在社会上有身份、有位置的青年人吗?当在呼唤内心主体性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发出声音,他们有怎样的声音呢?所谓“由得了自己”的主体性,在自衍阶段,曾经实现过,当结束偏差历程重返主流社会时,他们“由不了自己了”,.这些青少年再次迷茫了,彷徨而无助,陷入了社会化的困境之中。但这不是青少年个体就能面对和解决的困境,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有着无可逾越的作用。
(责任编辑:薛立勇)
评审意见: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式,强调从经验资料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偏差历程作了深访研究。本文的方法论意义在于,通过对青少年边缘化社会互动过程、青少年特殊群体主观意义世界的深入,然后再不断从经验事实中进行提炼、归纳和解释,从中寻找反映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行为过程的核心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来建构其理论假设。在深入访谈阶段过程中,作者按照“理论抽样”原理进行资料收集,在达到“理论饱和”的基础上提出偏差青少年经历了“次生社会化”——“游离”、“自衍”和“多元衍化”三个阶段等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偏差青少年边缘化过程分析,获得如下发现:同伴是青少年成长历程中关键的“重要他人”,对青少年社会化会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同伴相互认同和吸引中形成的彼此共同认可的角色、规则、交往偏好、行为价值,是导致偏差青少年形成“共认符号”,结成联盟、进行情境界定和协同行动的关键。总之,这是一篇学理和现实结合较好、研究方法较规范的青年研究论文。
评审专家: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