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医疗圈最“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事莫过于贵阳地区的真人版“飞越疯人院”。事件发生之后，各方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人看到医疗改革，有人看到资本意志，有人看到民营医疗抢人抢钱抢地盘，有人看到公立医院霸主地位受到挑战，有人看到执业伦理，有人看到执业自由……而“精神病人”本身，依旧少人问津。
“歪果仁”眼中的“飞越疯人院事件”
近日，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主任杨绍雷医生带64名患者出走民营医院一事引起社会关注。这一事件被称为中国版的“飞越疯人院事件”。
事件发生后，有人看到医疗改革，有人看到资本意志，有人看到民营医疗抢人抢钱抢地盘，有人看到公立医院霸主地位受到挑战，有人看到执业伦理，有人看到执业自由……
如同风暴核心的杨绍雷医生所言，“我就跳个槽，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其实不仅仅是国内媒体，一向紧盯中国的外媒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重大的社会性事件。
而与国内媒体褒贬不一的评价相比，外媒在看待此事时更为积极。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中国卫生行政部门的改革者为了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一直以来对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服务行业持鼓励态度。《金融时报》还提及“中国卫生部长甚至呼吁医生在私人部门兼职，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编者按：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相关的表述一直是“对多点执业政策的鼓励和推进”）
《金融时报》接着说，“虽然一些高调的私营企业对医院进行了投资，但许多人表示，公立医院一直在阻止其医生流向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
《金融时报》援引了香港教育学院教授He Jingwei的评论说：“地方政府其实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花了这么多精力和资源培训的医生去民营医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私人医疗保健仍然很不发达。”
2月6日下午，针对“贵航贵阳医院精神科医师带领64名患者离院”一事，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和贵州省监察厅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分别进驻贵航贵阳医院和贵阳第六医院进行调查。《金融时报》认为，贵州“当地对这起事件的处理将被看作是对医疗改革承诺的检测标尺。”
《金融时报》援引评论人士的话称，“如果当地惩罚杨绍雷，这表明他们不鼓励医生自由转换门庭并带走病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此前的政策也成了空话。”《金融时报》还提到了一个细节，“贵阳贵航医院的官网上已经撤销了此前谴责杨绍雷医生的声明。”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英国另一家老牌媒体《经济学人》（Economist）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实际发生在“杨绍雷事件”之前。是《经济学人》1月28日中国版块的头条文章，但在事件发生后回溯这篇文章，除了巧合之外，却不得不感慨这篇报道预言性地揭示了这起事件背后折射的东西。
《经济学人》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不再羞耻的精神疾病》。其核心观点是，目前中国的精神疾病治疗相比过往已经取得了莫大的进步，但是总体依然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
你懂的，除了一如既往地列举了中国在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系列不光彩“黑材料”外（如“被精神病”等），《经济学人》实际对中国在精神病疾控方面的努力提出了不少褒奖。比如对社会民间互助组织和社区机构的支持、立法规制、开放资本管制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再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社会禁忌”。
《经济学人》表示，中国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态度开始改变，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在逐渐增强。2007年至2012年期间，门诊患者的增速每年超过10%。抗抑郁药的使用也在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通过互联网寻求解决他们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
《经济学人》认为，随着卫生系统开始渐渐失去国家财政的支持。医院不得不养活自己，而精神科还没有成为盈利部门。这导致很多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有效帮助，比如产后抑郁症，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精神疾病，往往就错失了治疗的时机。
《经济学人》同时提及，“中国在治疗精神疾病的配套设施和条件上相当不完善。”这种进步又是缓慢的，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人们在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照顾时更加困难。数千万人涌入城市的过程已经分离了家庭成员聚居的状况，使得许多精神障碍患者未得到诊断；而这些病患本人或其家属，往往因為觉得羞耻而拒绝寻求帮助。
新的精神病医院在开设，一些现有的精神病医院的护理也得到了改善。但仍然有许多机构对待精神障碍患者没有丝毫尊重可言。精神病医护资源主要用于预防疾病威胁社会稳定，而不仅仅是预防对他人造成威胁的行为。
《经济学人》提到，2014年，中国有约23，000名精神病医生——每100，000个病患才配备1.7名医生（见上图表）。
其中许多医生的资质都不是完全合格的。如同“杨绍雷事件”中被反复提到的收入问题。《经济学人》也认为，“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报酬较少，而且比其他医疗专家的地位低。”而护士和严重短缺的社会工作者中很少有学习过精神学的经验。杭州潮鸣康复中心的主任曲志亚，曾在纺织厂工作，没有接受过医疗培训，每月工资只有2300元。
《经济学人》还提到了支付方：精神卫生保健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三分之二的农村县城根本没有开设治疗精神病患的床位。医疗保险通常也不包括精神障碍的治疗。
近年来，媒体常常报道类似案件。《经济学人》对此评论道，患上精神障碍以及精神病患者都不是耻辱，而精神病学资源匮乏，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尊重，甚至没有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言，才是现代社会的耻辱。
一本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故事的英文双月刊杂志《The World of Chinese》（其主办方为商务印书馆）也关注到了这一事件。这篇由外国记者撰写的稿件认为，“今天中国精神病领域面临的情况有可能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中国人大多数对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的认识很低，但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却在发生着迅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