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解决现有语用意义理论的共同问题，笔者提出了语境吸收说——语用意义研究的综观模式。该模式认为，人类理解话语含义的过程也是听话人认知构建的同化过程。此过程可以用公式表示为：（M+C）→IM+i。听话人从话语的自然意义M，结合语境C，得到一系列的信息，根据常规关系和目的原则优选多重信息中的I，得到推论IM，即说话人的交际意义，排除不适合的信息i。IM在经历一次言语事件后，内化为交际者意义系统的一部分，将在以后的言语交际中被直接调用。在初次同化中没有被遴选上的两域的特性集i中的变项有可能在下一步同化时被作为主要信息优选上。吸收和同化过程递归出现，交际者的认知内容和能力也不断扩张。
关键词：语境吸收说 语用意义 会话含义
一、引言
对意义的研究不限于语言学，哲学和逻辑学也研究意义。在构成语言的单位中，语素以上的单位都有意义。因此，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涉及意义的研究。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派最初忽视意义，但在其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困难或困境，从而不得不正视意义（Chomsky，1957;1965;1972;1995）。功能语言学派向来重视意义，从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Firbas，1964）开始，功能学派就把意义置于重要的地位，而Firth的情景语境理论（1957）将文本以外的情景语境纳入表述言语事件、解读语言意义的做法则可以视为语用意义研究的萌芽。Austin和Grice在建立语用学两大基石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时多少受到了情景语境理论的启发。自Grice提出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1975）以来，语用意义的研究经历了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视角转向，而意向性、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学者们先后建立了多种语用意义推理的模式，但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瑕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涵盖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的语用意义推理模型——语境吸收说。
二、语用意义研究面面观
（一）逻辑学视角——（新）会话含意理论
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和合作原则绑定，基于逻辑学，以说话人的意图为中心，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意图—推理”模式。在这个交际模式中，要推导出语用意义，主要关系到说话人意图表达什么意义以及听话人如何成功识别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然而有些情况下听话人很可能没有识别说话人的意图。因此，Sperber和Wilson（1986/1995）认为Grice以意图为基础的交际模式的解释力是不够的。他们的补救措施是把意图做更为细致的划分：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
Verschueren（2000）也指出，意图不是决定话语意义的唯一因素，对话语意义的研究必须与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
此外，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也存在着未能包含一般会话含意、合作原则下各个准则之间关系不明确、不能解释说话人为何倾向采用间接表达等问题（何兆熊，2003）。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新格莱斯主义（Neo-Griceanism）学者（以Horn，Levinson为代表）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二元模式（R-原则和Q-原则）和三元模式（I-原则，Q-原则和M-原则）。
Horn（1984）借鉴了Zipf（1949）的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简化了合作原则的四条准则，推出Q-原则和R-原则。认为交际双方最终协商确定的意义是基于Q-原则推理和R-原则推理的平衡。
Levinson（1987，1991，2000）指出，Horn没有能区分语义最小化（semantic minimization）和表达最小化（expression minimization）。他沿用了荷恩等级（Horn Scale）等概念，提出了更为合理的I-原则，Q-原则和M-原则。在每个原则下都有说话人准则和听话人推论的阐述，并且对三个原则的适用顺序做了阐述，即Q>M>I（Q-clausal>Q-scalar）。（Yan Huang，2007）
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较Grice的合作原则和四条准则的优点在于，它们同时关注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于会话含意的阐述更为透彻。尤其是Levinson的三原则是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研究一般会话含意（除方式原则外）为核心的，所要解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因此可以直接应用于交际活动，也有助于解释表达中的某些语言技巧，使语用原则具有更多的覆盖面。（何兆熊，2003）
（二）心理学视角——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学者（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人为代表），从认知的视角，以说话人的话语意向性为中心，阐释听话人在交际内容互明的前提下，根据关联原则对会话含意的推理，从而建立了言语交际的“明示—推理”模式。
关联理论在Grice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会话的一般规律，强调了寻找关联性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关联性的认识。Sperber和Wilson分别从语境、交际个体和现象三个角度对关联性作出了界定，突出关联性的大小取决于产出的效应和投入的努力之间的比率。这些探索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但他们对于关联性的探讨并不统一，他们的“关联性”有时仅等于“产出的效应”，有时仅等于“投入的努力”。更严重的是虽然他们意识到“关联性是可以通过表达无关设想实现的，只要这个表达行为本身是有关联的（Sperber&Wilson，1986/1995：121）”，他们并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关联性，并把这种关联性跟其他关联性区分清楚。而用关联性囊括交际活动中的一切要素，则是不合理的。（姜望琪，2003）
（三）社会学视角——交际原则与互动意义
不同于以上两个视角，社会语用学家（如：Mey，Thomas）把语境看作是动态的。Mey（2001）认为语境是交际者在言谈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交际者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言谈交际，并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对交际言语的理解。同时，语境是以语言使用者为指向的，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语境感受会不同。语言使用者运用的是具有社会规约的语言表达形式，语境决定了语言的运用，因此，语用意义的理解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参数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