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7日早晨7时，北京寒风凛冽，年过七旬的灭鼠专家邓址已经出门了。他要去参加九时半在北京植物保护站举行的“禁用剧毒急性鼠药座谈会”，在那里他可以见到当年曾经一起为反对剧毒鼠药而战的四位朋友。
10年前，因为一封题为《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联名信，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刘学彦五位学者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成为那场历时两年半、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的被告。此案终于在1995年2月22日以五位科学家胜诉告终。同年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没收和销毁正在市场销售的邱氏鼠药（参见辅文《“邱氏鼠药案”波折》）。
如会议组织者汪诚信教授所言，这是一次民间会议。与会者在五位学者之外，只有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防治处的两位官员，北京植物保护站、顺义植物保护站负责人、北京市隆华新业卫生杀虫剂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五家媒体的记者。
在目前疾风骤雨般的鼠药整治背景下，这个小型座谈会显得意味深长。因为10年过去了，当年五位科学家所反对的剧毒鼠药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越演越烈。据《健康报》报道，近年来，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发生急性中毒，其中鼠药中毒有5万～7万人。鼠药中毒死亡人数为同期多种传染病死亡人数总和的84倍，死亡率是多种传染病的66.7倍。同时，与其化学成分类似且毒性更强的“毒鼠强”以新的面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惨案。直到南京汤山投毒事件（2002年9月14日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300多人中毒，42人死亡）之后，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了对毒鼠强的大规模讨伐。
2002年12月13日，农业部、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召开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对违禁剧毒鼠药及高毒农药等各类农用危险品进行清查清缴，集中处理。从2002年12月20日到2003年1月31日，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剧毒杀鼠剂和高毒农药的专项整治活动。其重点一是对本地区流失在社会上的剧毒杀鼠剂、高毒农药和危险化学品进行彻底清剿，集中管理；二是对非法生产、销售剧毒杀鼠剂和高毒农药等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小作坊、黑窝点以及集贸市场摊点和游商游贩予以查封、取缔；三是从重从快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坚决、彻底、从重从快，这一系列做法和词汇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往往在一起引发舆论激烈反应的突发性事件之后，政府会以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来纠正平日政策和管理的偏差。
然而，也许更需要反思的是，这样一种关乎人命的剧毒药，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么样逃脱政府的控制，在社会上泛滥成灾，成为一个恐怖杀手？而这种“专项整治”的集中行动，能否从根本和从长远杜绝毒鼠强为害人类的生命？
是毒药还是鼠药？
毒鼠强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剧毒药，并不是鼠药，其毒性甚至比氰化物还要大100倍
毒鼠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但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名词。
毒鼠强的化学名称为“四亚甲基二砜四胺”，是德国科学家于1949年首先合成的。其毒性极大，动物食入后，毒物未入胃便发作，每1000克体重使用0.2毫克，几分钟即可死亡，其毒性甚至比氰化物还要大100倍。由于其化学结构非常稳定，不易降解，可造成二次、三次中毒，故而世界上从未正式将其作为商品灭鼠药。
灭鼠专家、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汪诚信是第一个把毒鼠强介绍进中国的人。他告诉记者，早在1959年，为了配合“除四害”运动，他将由药物研究所制成的毒鼠强进行药效实验。同年汪诚信在《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毒鼠强的文章，在肯定其药效的同时，也提出“因为毒力太强，宜在荒漠、草原和下水道中使用为宜”。1964年其实验报告在《植物保护学报》发表，进一步提出：“毒鼠强的最主要缺点是：毒力过强，作用很快，容易被人畜误食，危险性较大。即使有解毒药，往往来不及使用。”
很清楚，毒鼠强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剧毒药，并不是普通的鼠药，而它的名称，却不像氰化物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因此被误用的可能性极大，包括被误用来作为报复的手段——据记者获知，很多人为的投毒案，案犯原来并不知道毒鼠强有如此巨大的杀伤力。
可是，毒鼠强的如此特性一直并不为人所共知。而由于其原料易得、工艺简单、价格低廉，毒鼠强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1公斤原药成本不会超过1000元。设备很简单，只要一个铁锅，一把铁锹就可以了。”汪诚信介绍。
老百姓也很喜欢毒鼠强。“老鼠一吃很快就抽筋死了，老百姓看了解气，不像那些安全的鼠药用了好几天才死。”
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加之比慢性鼠药便宜的价格，使得毒鼠强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毒鼠强最初由辽宁的化工厂做起，而生产最多的则在安徽、河南。
毒鼠强的危害终于因1991年沈阳发生的重大中毒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据涉及“邱氏鼠药案”的五位科学家之一的赵桂芝回忆，当时七到八名售票员误食含有毒鼠强的鸡蛋汤，生命垂危。当天新闻联播紧急停播，临时插播此事，呼吁全国支持。而经化工部调查发现是辽宁省沈阳市的化工研究所下某公司生产。
此事直接导致了原化学工业部1991年发布了禁用毒鼠强的文件，其中指出：“毒鼠强又名‘四二四’，是剧毒急性杀鼠剂，有严重的二次中毒作用。这种杀鼠剂与氟乙酰胺类似，且毒性更高，应属禁用品种。”
然而，如此禁用手段并不能对毒鼠强构成实际的阻碍。毒鼠强迅速蔓延开来。据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防治处副处长杨普云介绍，有的村庄因接二连三发生鼠药中毒事件，搅得人心惶惶，甚至举村搬迁。如安徽亳州市双沟镇老庄村因毒鼠强投毒而搬迁；江西省余干县社庚乡对寺庙村1992年起因滥用剧毒灭鼠药物，村民纷纷逃离，到1996年全村空无一人。以至于毒鼠强被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治协会称为“新鼠害”。
2002年6月5日农业部发布第199号公告，亦明令停止受理毒鼠强、六六六、滴滴涕等18种高毒、剧毒农药的登记申请。《农药管理条例》也对使用毒鼠强规定了惩罚措施。
如野草般疯长的暴利行业
成本不到1000元的1公斤原药制成的鼠药可以卖到10多万元
为什么毒鼠强屡禁不绝？汪诚信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其中包含的暴利。
毒鼠强制作成本低廉。一包成药，只需要1毫克氟乙酰胺。如果以一包鼠药1元钱计算，成本不到1000元的1公斤原药制成的鼠药可以卖到10万元。
鼠药作为一个暴利行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汪诚信在20多年前曾在云南和一位卖鼠药的老汉聊天。对方告诉他，自己卖鼠药是为了给儿子盖房娶媳妇。两斤老鼠药可以卖半年，卖几个月药就够盖五间房了。现在他正在为第三个儿子的五间房卖药。老汉还劝汪诚信：“快去吧，全国哪个地方还没有老鼠药，就带上两斤去，卖上半年钱就挣够了。”
在某些农村地区，利润丰厚的鼠药企业甚至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上个世纪90年代末，汪诚信曾经随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湖北某地暗访，亲历了鼠药市场的猖獗。他说：“一到那里，就是一个大牌子，全国第一大鼠药市场。”据汪诚信介绍，当时该市场有三个随便：买药随便，要买什么给什么药，不管国家是否禁止；包装随便，可以用合法的包装，装国家禁止的药；开发票随便，要开多少钱，就开多少钱。
多头管理真空
南京汤山投毒案后，在农贸市场、街头巷尾，“三步倒”、“闻到死”等各种包装的毒鼠强依然横行无忌，甚至和水果蔬菜摆在一起
毒鼠强应该算做毒药，但在管理上，却纳入农药的范围，且管理体制盘根错节，牵涉到多个部门。
首先是市场准入方面，包括生产和经营许可。中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和农药生产许可证制度。《农药管理条例》修订前明确规定登记证和许可证都由化工部颁发，2001年修订后的《农药管理条例》却只是模糊地注明主管单位是“工业产品管理部门”。化工部撤销后，生产许可的管理权分给了经贸委和质量检验局，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农药的生产，由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石化处颁发生产许可证；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已有企业标准的农药的生产，由质量检验局颁发批准文件。
农药的经营，则需向工商局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有了这“两证一照”，农药生产企业才能合法地进入市场。也就是说，仅仅成立一个农药生产企业需要跑至少三个部门。
生产经营管理非常烦琐，市场监督则更是如九龙治水。农业部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农业部、经贸委、工商局、质检局，各管各的，农业部查登记证，经贸委查生产许可证，质检系统则在企业抽查。”而市场监督真正有收缴权的主要力量，则是农业执法大队和工商局。
一位熟悉鼠药市场的人士这样形容鼠药管理的混乱：“工商有权收缴，却缺乏专业技术；卫生部和防疫站有专业技术，却没有权力收缴；经贸委、质检局、农药检定所，把合法的给管住了，却禁不住野厂；公安局有条件，但只有死了人才管；农业执法大队既有技术又有权，却没有条件。”剧毒鼠药的规制，事实上处于一定程度的真空状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京汤山投毒案后，据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追踪调查，公安局表示，在市面流通的毒鼠强不归他们管；负责集贸市场管理的工商局表示“自己没有检测手段”，“属于质检部门管”；拥有检测手段的防疫站表示“自己没有处罚权力，不是自己的职责。”多头管理，往往就成为无人管理。
就毒鼠强来说，它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生产许可证，完全处在非法状态，而其在流通渠道的蔓延更是无法控制。卫生部中毒控制中心于2000年在全国10个省市的集贸市场进行过调查，在抽到的116份灭鼠剂标本中，毒鼠强所占比例达26％，个别市场甚至占到90％。
在见诸报端的众多例毒鼠强投毒案中，案犯获得鼠药都是轻而易举。以2002年9月14日南京汤山投毒案为例，罪犯陈正平只花了8元钱，就在农贸市场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种剧毒品。而在汤山投毒案之后，各媒体明察暗访惊讶地发现，在农贸市场、街头巷尾，“三步倒”、“闻到死”等各种包装的毒鼠强依然横行无忌，甚至和水果蔬菜摆在一起。
赵桂芝回忆“邱氏鼠药案”时说：“我们的案子当时有200多个专家学者、政协委员提案，但是却一直立不上案。从来没有得到目前这样的重视的局面。现在为什么重视呢？因为死人了。是不是必须死人才能引起重视呢？”
合法鼠药难觅踪迹
“剧毒鼠药不能买，安全鼠药又买不到，老百姓怎么办呢？”
2002年10月底的一个早晨，家住武汉市的田女士一推开厨房门，便见冰箱下窜出一只半尺长的老鼠。为了消灭老鼠，田女士开始四出购药。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要通过正规渠道买一包鼠药居然如此困难。
她先是找了小区里的几家超市和药店，发现花桥地区的20多家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和药店，几乎都有出售灭蚊子灭蟑螂之类的消毒杀虫药品，但就是就没有一家卖鼠药。
她找到爱卫会，可是被告知，今冬灭鼠还没有开始，没有组织灭鼠药。经一位爱卫会工作人员的指点，田女士好不容易在黎黄陂路与中山大道交界处找到了一家消毒杀菌公司开办的门市部。但是在中山大道上，再也没有找到其他可以买到鼠药的地方。
令田女士感叹的是，在她到处搜寻安全鼠药无获时，却又见到“鼠药贩子”提着成串的死老鼠走街串巷。田女士形容这些简易包装的鼠药全是黑乎乎的不规则颗粒，闻上去一股子氨气味。“我怀疑它很可能是剧毒鼠药，”田女士说，“但是剧毒鼠药不能买，安全鼠药又买不到，老百姓怎么办呢？”
据了解，目前中国的鼠药市场分成两块。一块是农村大众自发的鼠药市场，另一块则是由政府监管的专业鼠药市场。长期以来，农村灭鼠工作主要由农业部负责，而城市灭鼠工作则由各级政府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来完成。1987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灭鼠和流行性出血热防治工作的职责分工》明确规定：“中央爱卫会全面负责全国灭鼠工作的宏观上的组织、规划、协调和具体防治工作的指导。”文件同时规定，“为保证开展群众灭鼠活动时的用药，农、林、卫生、粮食部门的毒饵配制点，可直接向鼠药生产厂订购原药或母粉，用于配制和提供灭鼠活动所需的毒饵，但不得投放市场销售。”
灭鼠被完全纳入政府行为的结果是，合法鼠药长期以来只销向爱卫会和各级政府部门，而从来没有真正走向市场。
缺乏市场竞争的后果是，作为世界上鼠害较严重的一个国家，中国一直缺乏专业化程度高的鼠药制造厂家和产品。田女士从爱卫会工作人员处得知，爱卫会统一组织灭鼠时的鼠药，大多是临时调配或者向一些生产季节性很强的厂家购买。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厂家平时不生产鼠药，只是在爱卫会大规模灭鼠前10天临时生产。”这些厂家提供的产品也是以5公斤一袋（桶）的简单包装，然后再由爱卫会分发给各个居民区。“非常简陋，既不适合家庭购买，也走不进超市。”
同样，记者从北京市鼠药企业——隆华新业卫生杀虫剂有限公司经理孙振宝处获知，鼠药生产季节往往在北京爱卫会灭鼠运动前20天左右，大约是每年的3月和11月。而平时，“老百姓都从集贸市场买鼠药，买的大都是剧毒鼠药”。
武汉康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光明从事了20多年除菌杀虫工作。他从南京汤山投毒事件中嗅出了商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鼠药和蟑螂药、灭蚊药一样，成为老百姓随时可以买到的除害杀虫药品。”
但这条路比他想像的要艰难。袁光明首先找到几家超市，可是一方面超市因担心鼠药污染环境而犹豫不决；另一方面鼠药厂家无力承受其上万块钱的进场费。此路不通。
袁光明转而瞄准药店。医药公司的回答是需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而药监局的回答是，鼠药属于兽用药，不适用医药公司卖。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几经辗转，袁光明终于被允许在七个消毒服务站经销其代理的拜耳公司出品的慢性鼠药。虽然药价昂贵，但销售情况出乎意外地好。袁光明正在联络更为低廉的国内鼠药产品，准备将其分装成小包装出售。他说：“我相信，只要安全，包装精致，鼠药的零售也能被老百姓接受。”
但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的安全鼠药销售点仍只有这七家消毒服务站。在田女士看来，这远远不够。她说：“武汉市面积达8400多万平方公里，有800多万人口，城市人口就有400万。”
武汉的情况正是全国的缩影。目前国内生产、销售鼠药的跨国公司有四家，生产抗凝血剂等慢性灭鼠剂的内资企业不到10家。目前，仅北京、上海等20个城市的鼠药市场就达近1亿元。然而，这个看起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却充满了种种无形的绳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向中国政府登记生产、销售鼠药的德国拜耳公司环境卫生部市场技术经理张金玉博士认为，中国的鼠药市场都是由政府控制、购买、加工、分发，主要由政府拨款。而各地的政府部门和爱卫会常常会采用当地的品种或加工厂家。
在某些地区，除了三证齐全之外，鼠药要进入市场，还要经过爱卫会或其他政府机构的认证。比如北京市的鼠药企业，除两证一照，还需要获得北京市预防疾病控制中心的卫生许可证。要在爱卫会系统（鼠药企业的主要销售渠道）销售，必须获得北京市爱卫会颁发的许可证。
张金玉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则，这等于再添加一道手续。”
目前拜耳在中国大陆一年的鼠药销售量只有不到100万元。而另一家跨国企业上海庄臣公司，在短暂的生产之后，已经悄悄地退出鼠药市场。
跨国公司不得其门而入，国内企业境况也不佳。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防治处的郭永旺介绍，目前的鼠药生产企业大都只是勉力支持。
在毒鼠强最为猖獗的农村市场，同样鲜有安全鼠药的踪迹。据郭永旺介绍，现在农业部平均每天收到八个左右群众电话，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哪里能够买到安全鼠药。农村灭鼠也早已陷入资金困境。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防治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还给予一些灭鼠经费。但是自从实行项目预算以后，因为没有被列入项目预算，这笔经费已经没有了。“原来各省、地区有专门灭鼠的人，现在基本没有了。”防治处副处长杨普云忧心忡忡地说。
一方面是猖獗的黑市，另一方面则是未形成市场化的主渠道；一方面是短暂的严打，另一方面则是日渐萎缩的政府灭鼠行动。面对世界最大的鼠药市场，商家和百姓均感迷惘和无奈。
政府该如何管制？
将所有信息公之于众，制定平等的市场准入门槛，帮助新技术新产品进入鼠药市场，研制出对人畜低毒无毒的鼠药，同时加强鼠药市场的执法力度和日常监督，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据记者了解，将来对于鼠药的管理，会采取指定生产单位和经营单位的方式。这种行政性管理方式还会带来另一个结果，是抑制竞争，产生垄断。根据德国拜耳公司的调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鼠药市场，预计全国每年对灭鼠药的需求基本稳定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潜在市场则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由市场垄断而产生的暴利的存在，必然诱使不法者铤而走险，毒鼠强之类仍会顽强地在地下流行。
“无论是爱卫会的群众运动，还是政府的控制行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汪诚信说。
在汪诚信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比简单的政府控制更公正、更有效。农药检定所所长顾宝根也表示：“在国外，政府对鼠药生产只是建立了登记制度，而灭鼠则交给专业的杀虫公司完成，完全是市场化行为。”汪诚信主编的《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也介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等，控制有害生物的工作主要是由专业化的杀虫、灭鼠公司来完成。在发达国家，有害生物防治业已完成了由政府行为向社会服务转变的过程，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英加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PCO产值已达到500亿～600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的PCO企业则刚刚起步。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不少地方禁止外来公司进入管辖地区从事PCO服务，有的还以是否购买下级指定的药品器械作为评先进达标的条件。
汪诚信认为，只有将所有信息公之于众，制定平等的市场准入门槛，帮助新技术新产品进入鼠药市场，研制出对人畜低毒无毒的鼠药，同时加强鼠药市场的执法力度和日常监督，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把实情告知公众
鼠药和农药的区别在于，老百姓对于农药有防范心理，知道农药会毒死人，而鼠药却没有人在乎，投毒者甚至都不十分清楚毒鼠强的药性。“我们的科普宣传做得不够，没有把毒鼠强的危害广泛地告诉群众。”
“从打官司到现在，10年过去了，鼠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越来越厉害。”邓址感叹。
毒鼠强除了会引起误食，越来越多地成为刑事犯罪所用的毒药。来自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题为“严格鼠药管理已刻不容缓”的《情况反映》显示，近年来贵州“部分地区以鼠药投毒杀人的案件极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1月至9月，该院审判的二审刑事案件中利用鼠药投毒杀人的就有32件，约占同期审理杀人案件的10％。32起案件造成82人中毒，51人死亡。
一位检察官分析，鼠药和农药投毒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投毒者一般是为了泄私愤，原本只针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但结果却殃及不特定的群体；而其恶劣之处在于，因其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受害者根本无从防范。
但为什么投毒者屡屡使用毒鼠强？一位灭鼠专家表示，这并不是巧合。鼠药和农药的区别在于，老百姓对于农药有防范心理，知道农药会毒死人，而鼠药却没有人在乎，投毒者甚至都不十分清楚毒鼠强的药性。“我们的科普宣传做得不够，没有把毒鼠强的危害广泛地告诉群众。”这位灭鼠专家说。
平日疏于传播知识，发生投毒案之后仍然封锁信息，更使得亡羊补牢无从谈起。2002年4月2日，在江西九江发生的一起连锁投毒案，无论媒体还是有关部门都没有对此做任何披露，直到九天后，市公安局局长才在电视里作出解释。据报道，九江市防疫部门一位负责人认为，“这种事没有必要告诉市民”，因为起不到“稳定情绪”的作用，只要告诉经营者就足够了。而经调查，事发后，防疫站会同一些部门只向市属的30多家餐饮企业作了情况通报，而九江市大大小小的餐饮店数以千计。
汤山投毒案之后，政府的鼠药管理明显收紧。2002年11月和12月，南京汤山投毒案、广东吴川幼儿园投毒案案犯相继伏法，但是在邓址看来，其打击力度依然不够。“谁私下制造炸药，肯定活不了，但合成鼠药却能发财。”
在座谈会的前两天，赵桂芝又得到一个消息。1991年邱氏鼠药厂运往绥芬河某杀虫公司的20吨鼠药因含有氟乙酰胺被扣留在绥芬河口岸。10年过去了，这些原药至今还封存在口岸的仓库中。“堆在那里本身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赵桂芝说，“但是万一流失到社会上去，谁来管呢？”
“管理毒鼠强有点像管卖盗版光盘的，太麻烦。”一位灭鼠专家表示，“但盗版光盘只是知识产权问题，这却关系到人命。”
近两年全国毒鼠强中毒事件不完全记录
▲2002年12月2日北京市一清洁工误食捡来含有毒鼠强的巧克力而中毒。
▲2002年11月25日广东吴川黄坡镇发生特大毒鼠强投毒案，幼儿园72名师生中毒。
▲2002年11月10日安徽省安庆市某餐厅多人毒鼠强中毒，两人死亡。
▲2002年10月29日河南省宝丰县杨庄镇一男童误食装有毒鼠强的火腿肠中毒。
▲2002年10月24日甘肃平凉二中发生毒鼠强投毒案，14名师生险些丧命。
▲2002年10月18日四川沐川县大楠镇一名罪犯因琐事将毒鼠强倒入面店，导致22人中毒。
▲2002年10月07日海南琼山市甲子镇长昌煤矿三名小孩因食用含有毒鼠强的包子而中毒。
▲2002年9月14日南京市汤山镇发生毒鼠强投毒事件，共造成200余人中毒，42人死亡。
▲2002年9月14日安徽省阜南县中岗镇一村民张某被其妻用在街头商贩处购买的毒鼠强毒死。
▲2002年9月6日山西省柳林县留誉镇下岔沟村51岁的医生段有元用毒鼠强投毒，使情妇一家五口严重中毒。
▲2002年4月2日至6日江西九江发生连锁毒鼠强投毒案，七人中毒身亡。
▲2002年3月14日宁夏石嘴山市石嘴山区发生一起投毒杀人案件，一人死亡。
▲2002年2月9日至3月2日湖北新洲徐古镇柳河村黄家湾发生系列中毒案，死亡三人，后查凶手还曾于1996年初将毒鼠强化成水剂后用喷雾器洒进湾里的饮水井，以及自家房屋、祖坟和附近山林，造成许多耕牛、生猪中毒死亡。
▲2002年1月28日湖南岳阳临湘市育才中学一学生为报复老师，花1元钱在街上买了毒鼠强，制造一起让120名学生集体中毒的特大案件。
▲2001年12月29日云南昆明云南宏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纺织厂发生投毒案，78名职工中毒。
▲2001年12月20日广州白云区一服装厂200多名员工在食堂吃了含有毒鼠强的食物中毒。
▲2001年8月4日广西百色两名老师因不满学生到校外快餐店吃饭而不到自己承包的学校饭堂就餐，愤而向快餐店投放毒鼠强，造成170多名学生和市民中毒。
▲2001年7月31日山西平遥县发生毒鼠强投毒杀人案，九人中毒，一人死亡。
▲2001年7月18日贵州省安顺市一对16岁的孪生姐妹用花10元钱买来的毒鼠强下在稀粥里，造成双亲死亡。
▲2001年7月至12月云南省金平县一罪犯先后七次用氰化钠、毒鼠强毒死大小耕牛共15头。
▲2001年4月23日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一村妇为与情夫结合用毒鼠强毒杀丈夫。
▲2001年4月21日河南商丘一妇女因邻里矛盾向邻居家开的面条铺里投放毒鼠强，造成120人中毒。
▲ 2001年2月27日新疆兵团农五师八十三团学校某食堂职工投放毒鼠强，致使193名学生中毒。
▲ 2001年2月6日海南省海口国贸幼儿园72人因毒鼠强中毒。
毒鼠强大事记
▲1949年德国科学家哈根发现了一种可用于木料浸泡、强化和防霉的化合物，这便是后来成为“毒鼠强”主要成分的“四亚甲基二砜四胺”。但由于发现此物毒性过高，故国际上从未被实际应用。
▲1959年中国药物研究所秦锡元教授在美国《化学摘要杂志》上看到了有关毒鼠强的专利摘要，合成了2克药。为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除四害”运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汪诚信对四亚甲基二砜四胺进行了药效实验。 同年，汪诚信在《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国内第一篇介绍毒鼠强的文章，在肯定其药效的同时，也提出“因为毒力太强，宜在荒漠、草原和下水道中使用为宜”。并在文后附上了《化学摘要杂志》上有关毒鼠强专利的摘要。
▲在过去许多年里毒鼠强的配方、毒性和具体特征只限于专业人员了解。国家从未正式批准其生产，事实上也没有工厂大规模生产毒鼠强。
▲1984年另一种灭鼠药氟乙酰胺因为毒性过强在国内被禁止。与此同时，一些化工厂转而合成没有明令禁止的毒鼠强。最早由辽宁的一家化工厂的合成，但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其中河南、安徽尤甚。
▲1991年沈阳发生毒鼠强重大中毒案，这是见诸媒体的第一起毒鼠强中毒案。
▲1991年国家化工部、农业部发文禁用毒鼠强。
▲2002年6月5日农业部发布第199号公告中，亦明令停止受理毒鼠强、六六六、滴滴涕等18种高毒、剧毒农药的登记申请。
▲2002年12月13日农业部、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召开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对违禁剧毒鼠药及高毒农药等各类农用危险品进行清查清缴，集中处理。
10年前五位科学家与“邱氏鼠药案”的纠葛，亦可见证今日之毒鼠强为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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