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国后期，西南地区秦、楚、蜀三国势均角力，秦国借蜀王攻苴的有利时机，出兵相继攻灭蜀、巴、苴等国，意图与楚争霸。为了实现对巴蜀地区的直接统治，秦人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普及小篆体，是为文化改造等等，而延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对后世历代政权影响最大的则是以“秦民实边”为主要方式的经济改造，该政策可以看作是后世羁縻政策甚至土司制度的历史先驱。
关键词：秦代；巴蜀地区；秦民实边
战国后期，诸侯纷争，旷日持久的兼并统一战争进入白热化，西南地区的秦、楚、蜀三国呈现鼎立之势。公元前316年，秦国首先打破僵局，吞并蜀国，攻灭巴、苴，以巴蜀地区为战略后方与楚等国对抗，最终横扫六国完成了统一战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经略巴蜀地区成为完成兼并战争的关键一环，既有军事征服、设置郡县、秦民实边等行政层面的开发，又有发展交通、开发农业、移风易俗等产业层面的探索，但其经略活动的大前提是人的活动，故对其“秦民实边”活动的研究对宏观把握秦国对巴蜀地区的统治有重要意义。
1 移民活动早已有之
秦代前期的移民活动多是伴随着军事活动而进行的。关于秦代移民系统全面的记载，多在秦孝公令商鞅主持变法之后。而秦孝公之前的移民内容多为散录，移民动因多为征伐，移民地点无靶向性。如：
秦宪公二年（公元前714年）秦“与亳战，亳王奔戎”，攻破亳都邑荡社，亳王被迫逃亡西戎定居。
秦穆公九年（公元前651年）晋国失势贵族“丕郑子丕豹奔秦”并且定居。
秦穆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同时还击败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孙痤等。
秦康公元年（公元前620年）晋国立襄公子然后击败秦师，以致“先蔑奔秦，士会从之”；六年（公元前614年）亲“取羁马，迁其民于河西”。
……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秦在孝公之前，针对不同的移民對象采取的移民方式虽然不同，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戎狄部、前代贵族以战俘的形式随军队等进行强制内迁；另一类则是一些小国、部族、失势贵族的自发外迁和内徙。特别是其他国家失势贵族向秦国的内徙，为秦国提供了大量人才和情报，成为秦国崛起的一大重要原因。随着战国初期纷争的加剧，自发性移民成为主流。
秦孝公令商鞅主持变法之后，传统移民的种类和方法开始成熟，战争移民逐渐取代自发性移民。这一时期秦国实力增强，诸侯间兼并战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增加，小国已经陆续被瓜分完毕，大国之间的战争次数、规模不断增加，与之相匹配的是战争移民的次数、规模也随之扩大。仅在《史记·秦本纪》中自秦孝公变法到秦王政即为之前，大规模押送战俘内徙至秦国腹地定居的官方行为就有七次之多。
伴随战争移民取代自发性移民的还有官方移民。商鞅变法之后，一方面“令民为什伍”、“保甲、连坐”等法规加强了秦国对百姓的人身控制，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自发性移民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秦国领土扩大，移民又成为秦国巩固疆土，扩大战果势在必行的举措。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西南地区形成了秦、楚、蜀三国鼎立的局面，为打破僵局、完成统一，秦国将目光聚焦在巴蜀地区。
2 吞并巴蜀势在必行
秦国完成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在制度建设上、组织结构上，具备了列国抗衡、争霸的能力，但是秦国的人口、战略物资两大资源尚无法支持其完成完成兼并战争，加之正与西南地区的楚国争胜，巴蜀地区就成为秦国志在必得的战略大后方。当时蜀国经历几代蜀王经营，势力深入西南夷地区，地沃土丰、物产盛足，惠文王时苏秦便献计连横之策，其中便有“西略巴蜀汉中”发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最终“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楚国在巴蜀的东南，春秋时为一大霸主，但到了战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但作为老牌霸主的楚国实力依然雄厚，同样在西南地区谋求发展。
秦、楚、蜀三国争夺西南地区的核心是巴国。蜀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与秦结下矛盾，与巴国争夺苴地时结仇世仇。由涪水（今乌江）相连的巴国与楚国早在公元前688年“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和“（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和“（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等一些列相互扩展征伐战争中关系由亲密转为仇恨。而秦国一直对各国曲意奉迎、投其所好，发展这与各国“亲密友好”的关系，故而势力在西南地区多有渗透，为吞并巴蜀地区做了一定准备工作。
公元前316年，蜀王因其别弟苴侯与“巴王为好”，出兵伐之，“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王，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向西南，越七盘岭进四川，经朝天驿往剑门关）攻蜀。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兵败遁逃，被秦军杀死，蜀亡，秦师旋即攻灭巴、苴，将整个巴蜀地区纳入统治范围，开始直接经营巴蜀地区，以借巴蜀地区财力、物力、地利优势与楚抗衡。为了实现对巴蜀地区的直接统治，秦国首先采取的便是大规模的移民对巴蜀地区进行开发。
3 秦民实蜀大量迁徙
秦人吞并巴蜀地区后，立蜀侯为傀儡，是为政治改造；筑造成都城，是为军事改造；而延续时间最长，最兴师动众的则是经济改造。此时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地区为它的统一道路提供后援。统一是军事实力的角逐，也是国力的比拼，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国力才能保障兼并战争的胜利，而移民，便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秦民实蜀”移民政策便成为首选，原因有三：首先，巴蜀地区地广人稀，移民有助于增强对西方氐、羌等民族防范的实力；其次，“戎伯尚强”，大量移民有利于分散蜀人的势力，维护稳定；第三，巴蜀地区早在商周时期便开始农业生产，而移民带去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将促进巴蜀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保障秦国参与兼并战争的物质需求。
秦对蜀的首次移民发生在公元前314年，秦国因“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同时秦惠文王下令：凡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不守法纪者，举家迁徙至蜀；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流放至蜀。秦惠文王死后，他的法令被历任秦君延续下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迁徙，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
随着战国后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进行和秦国对巴蜀地区直接有效控制的确立，秦往巴蜀地区的移民活动成为常态，移民的规模和范围也更加扩大。
第一，获罪者、战俘等成为移民首当其冲。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嫪毐谋反，战败，“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袅首。车裂以殉，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秦相吕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吕不韦等人在秦国势力很大。两个集团相继被镇压后，被流放的人很多，而且大都迁往蜀地定居。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孙盛《蜀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由此可见，秦政府迁徙吕氏集团时，他的家人和众多门客也成了秦王朝流放的对象，大量的流放以致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刑罚。《汉书》记载说，“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这些人大都迁居蜀地，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罪人之多。
第二，秦灭六国后列国的富商大贾、豪强望族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因家业甚广，门客众多，秦人恐其生事，便将其发配至巴蜀地区。赵国卓氏的话颇能代表豪绅大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可见其自知秦灭六国后强留在故土势必会被秦敌视，不如早迁入西南腹地，一心经商，安享太平。事实上赵国卓氏来到临邛（今邛崃），在临邛山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卓氏采矿，只需上缴政府少许银两，是一本万利的行当。战国年间，铁器在蜀地尚不流行，卓氏的铁器因而极受蜀地百姓欢迎。几年下来，赵国卓氏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鲁国程郑也靠在临邛铸铁发家，富比卓氏。鉴于此，《华阳国志》记载“富绛公室，豪过田文”。
第三，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通过农耕致富者有之；通过手艺立业者有之；移民渐渐与蜀人结合。近年来发掘的秦汉时期铁农具，包括镰刀、斧头、凿子等在巴蜀移民分布区往往大量出土。
第四，与这些移民同时来到蜀地的，是大规模的秦国军队。蜀国新亡，迁徙入蜀的豪强、犯人随时可能造反滋事，并不能令秦王完全放心。在秦王的授意下，秦将陈壮、张若、张仪先后率大军至蜀。1992年在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发现秦兵“万民”群墓，从出土的文物半两钱、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的年份来看，它们“时间有早、晚之分。大致自秦入蜀，直至秦亡前后，延续了约100年左右”，这对秦文惠王至秦王政在位期间的移民活动相佐证。
由上述可以看出，秦政府的移民由三类人员组成：一是迁豪，将地方贵族、豪右迁离原籍。这属于政治性移民。二是罪迁，相当于后世的流放。其对象包括违禁犯科的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或父母有“市籍”者等，即所谓的“七科”。秦时的罪迁多将犯人举家、举族远迁他乡，数量庞大，完全是一种移民。三是官吏、戍卒，即驻守边地郡县的官吏、士兵。秦政府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向巴蜀地区派驻了大量官吏、士兵，许多人客观上也形成了移民定居。
4 结语
自秦惠文王到秦始皇时期近百年的移民活动一方面使得秦国完成了将巴蜀地区变成大后方的改造，为统一战争赢得先机；另一方面也促使巴蜀地区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变，中原的语言文字、生产方式也在此时被带进成都平原，巴蜀也第一次由偏安一隅的巴蜀，成为了中国的巴蜀，使得这一区域从此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伴随移民活动进行的军事征服、设置郡县、发展交通、开发农业、移风易俗等政策在蜀地的胜利，使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独厚的地理优势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不仅为秦的统一大业做了历史性贡献，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大意义。距此近者如秦汉开发西南夷的成功，汉朝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都是这项历史性伟业的作用之结果；远者如“天府”之国的沃土提供的粮食、养育的一代代人才、培植的独特文化、发育出的蜀学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秦统一蜀地进行移民活动的历史意义不可不彰。这些政策取得成效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当地发展现状具有不谋而合的一致性。例如，当地经济的发展，使蜀商早就闻名国内外；秦在当地大力仪城，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促进了商業的发展。秦对蜀商的开放，更为蜀商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这可以理解为秦在当地统治成功的原由之一。紧接着秦对当地的大力开发，也为其统治的稳固提供了保证。这些政策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起到了模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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