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1903—1969）是一个有着时空广度和精神密度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思想史上，他是一位有着多方面建树的学者和作家。作为学者，他有开拓性的中德文学比较研究论著和研究现代哲学家的传记著作多部;作为作家，他出有诗集、小说、戏剧及戏剧研究等完整著作四十余部。他是翻译家、教育家，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
一、投入“救亡”运动 构建民族文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烽烟四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全境，继而觊觎华北乃至全国。这让在德国的陈铨深为危难的祖国忧虑。他试图以其掌握的尼采哲学作为思想武器，重构民族意识，借以振兴国家。
1934年1月，在国外游学5年的陈铨博士回到故乡四川富顺。素有尊师重学传统的乡人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他的归来，并在文庙集会，把他介绍给乡亲认识。不到一月，他应武汉大学之聘去执教英语，旋即应聘清华大学德语讲师，两年后即升教授。1935年，32岁的陈铨经清华心理学教授叶万石介绍，在清华结识书香人家闺秀、23岁的邓昭常小姐，后结婚生子，大儿取名“陈光群”，二儿取名“陈光还”，寓意群策群力、还我河山之意。
陈铨好客，闲时一些留学归来的教授、学者登门喝茶、吃饭、闲聊，闻一多、冯友兰、张荫麟等是常客。他们谈论时政，研讨学术，书生论道，高谈阔论，都有用科学、文化救国的强烈愿望。这个闲散的文化圈中的部分人物，后来成为在昆明结成的“战国策”派的骨干和撰稿人。“战国策”派成员只是文化意义上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拥有单纯的民族主义情怀，绝大部分没有政治野心。像陈铨就任清华教授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就曾推荐他担任政府要职（上海市长），被陈铨婉言谢绝。甚至有人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断然拒绝了。
安居乐业、心情舒畅的陈铨，教学之余，继续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把他信仰的尼采哲学研究推向深入。1936年4月，他发表了著名论文《从叔本华到尼采》，可以说是对其文化哲学理念的集中表达，是其思想历程的一次总结。以后他的小说、戏剧创作都是对这一理念的反复陈述。该文的核心是“超人”，希望民族危机之际，有一杰出领袖出来引领整个民族摆脱危机，凝聚民族意志，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位领袖是天才，是改革家，是勇敢的战士。这一论述，与人民群众创造一切的阶级论者大相径庭，与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的“左翼”文人背道而驰。这当然会引火烧身，祸及后半生。陈铨的悲剧从此始。但他的出发点决不是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张目，而是对其在德国形成、归来完善的文化哲学理念的坦诚表述，且始终如一。进入1940年以后，陈铨陆续发表《论英雄崇拜》（1940年5月）、《尼采的思想》（1940年7月）、《尼采的道德观念》（1940年9月）、《尼采的无神论》（1941年1月）;在招来批判后，1942年4月他发表《再论英雄崇拜》。对包括好友贺麟的批评，他都认真予以回应，顽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应该是学人执著于自己学术理念的态度，不好用“反动”以论之。
1937年七七事变，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陈铨对人说：“我宁肯在路上饿死，冻死，逃难死，也不留在北平当亡国奴。”他带着一家七口逃出北平，历经艰难曲折，由天津乘船赴青岛，再由青岛转济南赴南京，再至汉口，继而长沙，辗转数地，四十多天后，到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成的临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任外文系教授。
一路逃亡，狼狈不堪，从象牙塔出来的教授，在饱受国破流亡之苦后，暂时住了下来。局势紧张，长沙难保，临时联合的大学堂里人心惶惶。教学之馀，陈铨想到用自己所学投入民族救亡运动。他编导了老同学阳翰笙的话剧《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两剧都是陈铨喜欢的题材，对他后来写的一系列剧本起到借鉴作用。
《前夜》写于1936年冬，发表在1937年6月以后的《戏剧时代》杂志上。到1938年2月前，此剧已在武汉、香港、重庆、成都、桂林、上海乃至南洋一带演出，引起轰动，是抗战初期一面反映时代的折光镜。它写的是一对爱国青年在北方大城市天津与汉奸走狗作斗争的故事。剧本告诉我们，丧心病狂的汉奸们如何以无耻手段出卖国家民族，爱国青年们如何为争取祖国生存而与汉奸进行艰苦的斗年。《前夜》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要求，贯穿了反投降、反内奸的主题。此剧的结尾处男女主角或死或伤在汉奸手里，大汉奸也狡诈嚣张一时;但人们从悲壮的剧情中激起愤怒的情绪，燃起了抗日激情。陈铨喜欢作品中反映的真实，人物也不是肤浅和表面化的东西;特别是在反面人物刻画上，没有脸谱化，而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反面典型。这对他后来塑造反面人物王立民大有启发。于伶的另一剧本《夜光杯》，描写当时很风行的以女间谍为中心的多幕剧，仍表现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主旨，演出效果也不错。这激发他想写类似题材的欲望，因为他信奉“爱情、战争和道德”（但丁语）是永远能引起人类兴趣的题材和主题。动员全民抗日，最直接、亲切的宣传，就是戏剧。到昆明后，他开始以戏剧的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接连写出五部戏。这是他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观念的具体实践，是他构建以“民族意识”为内涵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形象诠解。
1938年2月，西南联大从长沙迁往昆明。陈铨与同事六十余人，由长沙乘火直赴广州，至香港，又乘船抵越南达海防，再乘3昼夜小火车到昆明。此时昆明成了战时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中国最著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荟萃这里，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教书、做学问，成就了一番事业。在北平时围绕陈铨的松散文化圈此时又增加了林同济、雷海宗这些由清华出去的海归派。他们依旧常聚会在好客的陈铨家里，议论着救亡图存的文化方略。由于身世接近，都受过西方教育，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都想掀起一场思想运动来重塑“民族精神”，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于是在1940年4月在昆明结成一个活跃的文学学派，这就是“战国策派”。他们办刊物写文章，试图重塑民族精神，构建国民人文品格，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孰料事与愿违：开张不久就引发争论进而遭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