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报告时，林默涵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并请叶以群把他的上述意见带回去转告姚文元。还着重指出，在创作方面，要提倡多样化，古的、今的，都可以写，但强调话剧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方面，《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已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广州会议”对杨履方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原先欲罢不能、欲动而止、充满矛盾的创作心态，终于被这股强劲的春风刺激得荡然无存。他已无法抑止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欣然命笔，一气呵成写出了四幕大型话剧《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许世友看完彩排后，拉着杨履方边走边说：“你啊，可没有白喝我的酒。今儿个，我俩要喝就喝得一醉方休！”
1963年，经南京军区推荐，《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参加了华东区戏剧观摩演出，吴强观后高兴地对杨履方说：“杨老弟，看来那次我被许司令揪耳朵，何尝不是对你耳提面命啊！”
在授奖大会上，大型话剧剧本《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获得1964年华东区现代话剧汇演优秀剧目奖。你说巧不巧，给他授奖的恰恰是黄佐临。黄佐临一边把奖状递给他，一边悄悄耳语：“你一定会写出好作品，大作品，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杨履方何尝不想能有机会与这位戏剧大师再次合作。于是，在东海前线他住进舟山的兵营；在黄海之滨列队于实战操演；在大别山的深山老林站岗放哨……一年前黄佐临的嘱告言犹在耳，而他的创作冲动与日俱增。正当他提笔跃跃欲试之时，谁能想到竟会大祸临头。
1966年5月，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几十部影片中，也有《布谷鸟又叫了》。这样一来，杨履方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之中。很快，“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妻子。林雅萍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她还没有问出口，杨履方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2个孩子就得靠这笔钱来维特生计。林雅萍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嘛要说得如此悲怆？
杨履方郁闷地抛出一句话：“转业费。”
她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杨履方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她这才看清帽徽和领章、肩章装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把支票朝桌上一扔，沮丧地说：“还不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江青已对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我也难逃厄运。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我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我的行政11级也被撒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林雅萍惊讶得语无伦次，哭着说：“这不是把你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
杨履方苦笑着说：“是扫地出门！”
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挚友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承应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按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需回原地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
那么，杨履方该到何地复员安家？
他出身在重庆壁山，从小就背井离乡。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五二○学生运动，这是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学生运动，这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杨履方因主编“520学运报”，被国民党教育部列入黑名单，并开除出“社会教育学院”学籍。他从苏州流亡到上海后，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研究班。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艺术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
杨履方1949年在上海参军，要他回原地办理，而在上海他无亲无眷。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莫雁，话剧《布谷乌又叫了》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纡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莫雁，马鞍山文化局是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你可以对他说，我们按三级工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杨履方一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就立即下生活，深入到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刚到家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了一瓶太白酒、一斤采石干、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一炮打响，给文化局长脸，爽！”
1973年9月，马鞍山市话剧团带着《钢铁尖兵》去合肥参加全省戏剧会演。上演第一天，刚刚落幕，省内戏剧界有头有面的人物就议论开了，这出戏是谁写的？出手不凡，手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当得知作者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大名鼎鼎的杨履方时，众人又惊又喜。鲁彦周赶到长江饭店，一脚踏进室内，对着杨履方深深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未曾想到仁兄会凤落岐山，安徽的戏剧舞台一定会蓬荜生辉。今后，你就是我们领军的老大哥啊！”
1974年，因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杨履方、肖马和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火》。投入拍摄前夕，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责令把影片改成与走资派作斗争剧情。整个剧组全都沉默不语。我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概念溶入剧本之中，不能改。” 杨履方和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微微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支持我的一笑。肖马在桌子下的手紧紧地捏住我的手，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阚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文化部岂肯就此罢休，很快作出硬性批示：“影片《青春似火》要去除作者署名，改为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墨迹未干，又下了绝杀令：禁演。
粉碎四人帮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1982年，部队落实政策，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西蒙为了落实政策，亲自来马鞍山看望杨履方，最终同意杨履方的意愿，调他到了武汉军区创作组。
杨履方重穿军装年已花甲，却老将宝刀不老，潜心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千秋节》，后获1982年全国京剧会演优秀剧目奖。
如今，杨履方已是92岁耄耋老人，谈起自己的创作生涯，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生，是在折腾中沉沉浮浮，幸好，还算写了几部作品，也可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