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有计划的摧残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反而创造了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一历史现象，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放眼未来，重视教育；二是创造自由环境和民主气氛。
关键词：浙江大学 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 高等教育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抗战被迫开始。日本为了完全控制中国，泯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有计划的摧毁和破坏。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濒临绝境。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递交的报告书中写道：“抗战八年间，我国教育文化曾受敌人之重大摧残。日本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是危险分子。为达到其长期统治中国之目的，日军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及文化机关。欲以消灭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战时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乃至惊人。”①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边学习边抗日，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即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先看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举校西迁，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穿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行程五千余里，最终抵达遵义湄潭。浙大西迁办学七年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穷乡僻壤播撒下现代文明的种子，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中国科学文化界共赴国难、坚韧不拔的浓重一笔。王淦昌在这里完成了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谈家桢在湄潭的唐家祠堂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中的机制和规律，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生物学家贝时璋以及陈建功、罗宗洛等著名科学家最重要的成就都在这里取得。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人才辈出，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为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先后两次访问浙大，对浙大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学术空气之浓厚，师生科研水平之高感到十分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做《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再看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争风云之下，它临时拼凑而成，条件艰苦，衣食不充，加之日寇轰炸，师生要冒着生命危险上课。但他们赓续文化，弦歌不辍，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陳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过。联大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浙大、联大只是抗战时期124所内迁高校的缩影。自东北大学内迁开始，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内迁，怀着坚定而强烈的“抗战兴学”“兴学救国”的理想和宏旨，各自开展抗战教育宣传活动，成为坚持抗战、最终夺取胜利的一支中坚力量，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面临日军的严重威胁，大学竟然奇迹般地崛起，内在的巨大张力激发我们的深思，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启示一：无论国家局势多么危重，必须重视教育，放眼未来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的摧残，中国的教育何去何从？成为国民政府和当时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问题。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规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采用非常时期的办法呢？……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须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掉了基本。”②由此，国民政府便以蒋介石这一训词为准则，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蒋介石的训词显然是接受了胡适、陈立夫、陈诚等社会各界的建议。例如，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陈诚主张：“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③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④这些高级官员的建议，显示了国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更坚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开支不断增加，沿海发达地区相继陷落，财源枯竭，财政赤字极其严重。但教育经费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第二位。危难之际，国民政府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难能可贵。根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调查，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⑤
启示二：自由的环境，民主的气氛是优质教育的必然条件
汪曾祺在《新校舍》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⑥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一门相同的课，常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位教授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各具特色，像“唱对台戏”，打擂台。具有“教授的教授”称号的陈寅恪被称为“三不讲教授”：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何兆武先生回顾西南联大时也强调：“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⑦正是在“唱对台戏”这种自由的教学生活中，激发了师生的创造性，使“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在学生的心灵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西南联大的公示栏被叫做“民主墙”，师生们可以张贴自己的想法，每天由校工按时收走，再由梅贻琦校长次日做出答复。有一天贴了学生的一幅漫画——《登龙有术》，讽刺冯友兰先生将《贞元六书》题词献给蒋介石，献媚做官的手段。冯先生看了，不僅没生气，还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⑧在这里，民主的气氛与“师道尊严”和谐相融。我国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也谈起过联大的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请求送花，请梅校长批准。“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⑨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对这个年轻人恶作剧的条子，既没有恼怒，也没有回避，作为校长兼家长，照样给了明确的答复，彰显了民主的作风，更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
联大的教育就是如此自由、民主、浪漫、有趣，而又不失风范。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价：“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联大获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⑩
抗战时期的大学奇迹带给我们的启示可能还有很多，比如知识分子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大学的学风，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等，这些对于当今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169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页。
③ 陈诚：《三民主义文化建设与我们的贵任》，《新湖北教育》第1卷1941年第1期，第6页。
④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教育通讯》1938年第1期，第14页。
⑤ 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南方周末》2008-7-31（D23）。
⑥ 汪曾祺：《新校舍·人间草木》，上海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⑦⑧⑨ 张曼菱：《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光明日报》2015-8-21（013）。
⑩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第134—135页。
作 者：韩金玲，历史学硕士，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