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译学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译论的影响下开启的，因此，在中国译学研究的学术语境中，中西译论比较或中西比较译学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国内译学界对中西译论的研究很重视，出了很多成果，但整体上讲，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多于概述性研究，框架或论纲式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内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实际情况，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对中西比较译学的框架进行了尝试性架构，提出了一个中西比较译学论纲，以期为中国当代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论纲，并服务于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
关键词：中西译论；比较译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5-0034-10
1. 引言
近代以降，中西学术交流频繁，在中西学术接触的初期，往往是忙于引进，随着接触的深入，比较也就不期而至了。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在这种交流和比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译学也不例外。近些年来，中西译论比较研究①取得了一些成果，多集中在国内，如谭载喜（1998，1999，2000a，2000b）、吴义诚（1998）、张南峰（2004）、陈琳等（2005）、张春柏等（2006）、刘宓庆（2005）、于德英（2008）、任东升（2008）、谢天振（2009）、陈大亮等（2015）等人。国外学者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其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2001）的第一篇《中西翻译思想》中将中国佛经翻译与西方圣经翻译置于文化研究的框架下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往的中西译论比较多是具体的文献梳理式研究或个案研究，宏观的框架式研究较少。谭载喜在对中西译论进行了诸多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于2000年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的构想，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研究，如他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启发下设定了“国别译学”、“比较译学”和“总体译学”三个层级范畴，其中“比较译学”处于中间层次，连接前后两个层次。谭载喜又将翻译学分为应用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和普通翻译学，而比较译学是为普通翻译学的建立服务的。可以看出，谭载喜将译论比较研究提到了学科的高度，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只做了一个分类，没有进一步构建一个中西比较译学的论纲。另外，其提出的“比较译学”作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在翻译学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它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分支学科，尚待进一步的论证。本文不纠缠于比较译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但认为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也需要建构一个较宏观的研究框架。一般来讲，一个理论话语体系都可由围绕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构成。本文认为，中西译论比较的研究框架也可以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建构，即通过回答比较什么、怎么比较和为什么比较的问题，分别构成中西比较译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西比较译学本体论、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和中西比较译学价值论。本文正是尝试通过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历史梳理和理论思辨的方法建构这样一个中西比较译学的论纲，以期从宏观上指导中西译论比较的实践，同时为比较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借鉴，服务于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现代翻译学。
2. 中西比较译学本体论
这里所谓的“本体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不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更多的是探究比较译学的研究对象呈现什么样的样态。具体包含三个方面：译论的空间类型、译论比较的时间维度和译论的规模层面。译论的空间类型分为西方译论和中国译论；时间维度分为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译论的规模层面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前两个方面构成了比较译学的本体论的时空关系。时间维度上的共时比较是指两个译论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特征的比较，历时比较是指某一译论或两个译论在一段时间中的历史演变；空间维度上的同质比较是指同一文化语境中的译论的历史演变或译论间的比较，异质比较是指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译论间的静态比较或历史演变的比较。这样，译论比较可以从同质和异质、共时和历时四个维度进行研究，这四个维度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比较译学本体论时空关系的四个象限，图示如下：
图1 比较译学本体论时空关系图②
其中，象限1是同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研究，如严复的“信达雅”中的“雅”与刘重德“信达切”中的“切”的比较。象限2是同质译论之间的共时比较，如西方的“equivalence”和“correspondence”的比较。象限3是异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如鲁迅的“直译”观与韦奴蒂的“异化”论的比较。象限4是异质译论之间的共时比较，如泰特勒“三原则”与严复“信达雅”的比较。中西比较译学的本体论时空关系主要涉及第3和第4象限的研究，即异质译论之间的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异质译论之间的比较研究更具研究的意义，毕竟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建设离不开来自他者的参照。
从译论比较可比项的规模看，可以是微观译论的比较，如“等值”和“等效”的比较；也可以是中观译论③的比较，如应用翻译理论中丁衡祁的“ABC理论”（2006）和林克难的“看易写”（2007）的比较；还可以是宏观译论的比较，如德国的功能目的论和黄忠廉的“变译”论的比较等。
3. 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
中西比较译学方法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比较文学的视角，另一个是“三个讲”的视角。
3.1 比较文学的视角
译论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都属于比较研究，不同的是研究对象，前者是理论文本，后者是文学文本，这不影响两者在研究性质上有相通之处，因此比较译学可以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比较方法上看，我们借鉴比较文学的三个学派的说法，认为中西译论的比较也可以在三种方式上进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阐发研究。显然，这里的“比较”概念不同于日常語言的“比较”，而是一个更具宽泛意义的学术概念。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主要是在文学事实的层面上进行，而阐发研究主要在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与此不同，译论比较研究的这三种方式均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但不排除翻译史的比较，因为这是译论比较的应有之意，许多译论或译学思想的比较正是在翻译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如谭载喜通过中西翻译理论史的比较进行的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其二，译论比较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主要是在独立译论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对某一译论的阐发研究所涉及的其他理论则只起到方法论的作用。既可以运用另一译论进行阐发，如将彦琮的“八备说”用现代翻译主体性理论进行阐发，也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阐发研究，如运用模糊数学对传统翻译标准的阐发研究等。其三，这里的阐发研究也包括相互阐发之意，如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相互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