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律师打来电话。她说，周大义取保候审了。
这对我是个意外的消息。犯罪嫌疑人一旦批捕，在法院判决之前，除了代理律师，包括家属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守所探视的。现在周大义取保候审了，我见他也就有可能了。安妮律师在电话里说，是，您不是一直想见他吗，现在可以想办法了。
安妮律师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周大义能取保候审，我确实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安妮律师一直担心办不下来。周大义虽然患有脑栓塞，双侧下肢瘫痪，但看守所里也有医院。他完全可以住在看守所的医院。不过安妮律师还是想了一个理由，说周大义的脑栓塞还伴有紧张强迫症，平时只能是他熟悉的护工照顾，否则会拒绝进食。周大义也很配合，刚进看守所的医院时，一直不肯吃东西，也不喝水。但不吃东西还能撑几天，不喝水，人很快就不行了。看守所的医生只好给他输液。可输液也不是长事。看守所的人总不能看着他还没判决就死在这里，只好把他熟悉的护工叫来试试。护工一来，周大义果然喝水，也吃东西了。但这又给看守所出了个难题。看守所毕竟不是普通地方，弄一个不相干的护工整天在看守所的医院照顾嫌疑人，没这种规定。我想，这大概就是周大义取保候审的原因。看来安妮律师的办法果然奏效了。
周大义的案情毕竟很重大，说取保候审，其实也要监视居住。监视还不仅是监视周大义。他已经瘫在轮椅上，也不可能再到处乱跑；关键是监视接触他的人。我又给郑一明打了个电话。郑一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本来大家都是学数学的，现在却都没干这一行。郑一明到了监狱局，据说已是个处长。他在电话里一听是这事，立刻说，行啊，只要不是别的事就行。又说，先说好，到此为止，别再提别的要求。我笑了，说，不会再有别的要求，我跟这个周大义非亲非故，再说就是真有别的要求，也不是你的权限。郑一明在电话里叹口气，要不说呢，还得是老同学。然后说，你去吧，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周大义的家在一个高档小区。小区前面有几栋砖混楼，开发商把这种楼叫洋房。后面有一片湖，湖边是别墅区。周大义就住在湖边的一栋五层洋房里。楼下的花坛旁边果然停着一辆警车。九月份还热。车发动着，关着车窗，显然里面开着空调。我过来敲敲玻璃。车窗落下来，立刻涌出一股烟味儿。我把证件递进去。里面一个瘦脸的小警察接过看了看，又看看我。显然，他们已接到上面的电话。小警察只说了一句，时间别太长。就把证件还我了。
周大义满头白发，看上去不像六十出头的人。他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看我，目光有些呆滞。护工给他端过一杯水。我注意到，这款杯子是专为这种病人设计的，有个像壶嘴一样的小口，可以避免喝呛。安妮律师对我说过，周大义对护工很挑剔。还不是挑剔，是忌讳。他下肢瘫痪，大小便已失禁，却坚决不用女护工。当初也曾请过，人家來了一再表示，干的就是这种工作，不在乎。但他说，他在乎。可男护工本来就少，有专业素质的就更少。现在的这个男护工，是他女儿用高薪在医学护理培训中心请的。周大义颤颤巍巍地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我看着他端杯子的这只手，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只手能杀人。
是，就是我干的。
他把杯子递给护工，抬头对我说。显然，他知道我的来意。
护工接过杯子，看了我一眼就转身去厨房了。我觉得护工的眼神有些怪，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于是想了一下，问，可以用下洗手间吗。周大义用下巴朝旁边的过道一挑。我就朝那边走过去。我没用洗手间。去别人的家里，用洗手间是不礼貌的。我只在洗手间的门口站了一下。一回头，吓了一跳，发现那个护工正站在身后。他有些清瘦，但看得出很壮。
他操着河南口音说，别信他的话，他是病人。
我刚要再说什么，他已经转身走了。
我回到客厅。这个客厅很大，也许是为了周大义的轮椅行走方便，家具很少，这样也就越发显得辽阔。轮椅旁边没有坐的地方，我只好站在他旁边。
这事，就是我干的。
他这次说得更肯定。说完，就坐着轮椅回卧室了。我这时才发现，他的轮椅是电动的，可以自己行走，像一辆电瓶车。我在他轮椅的后面跟过来。
是我拔的那根管子，看着他咽气。他当时肯定死了。
他再往下说，就有些含混不清了。这是脑栓塞病人最常见的症状，一是喝水呛，二是吐字不清。他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了一种嘟囔。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护工过去接了，说了一句，您稍等。就把电话递给周大义。周大义一听电话，眼倏地亮起来，说话也立刻清楚了。但只是重复一句话，我没事，真没事，你放心吧，你忙你的吧。
我猜，这应该是他女儿。
周大义挂断电话，像一根火柴，又慢慢熄灭了。
护工过来说，你该睡觉了。
我只好告辞出来。
周大义的状态比我想象得要差。来之前，我对这件事还只是怀疑，现在就更无法相信了。可是周大义自己却一口咬定。据说被害人家属那边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如果有口供，又有证据，这事就不好办了。但那个护工的话也有些奇怪。据说出事那天他休息。也就是说，周大义那天究竟干了什么，他应该并不清楚。可他却说，周大义是病人，不能相信他的话。意思是说，周大义因为脑栓塞精神已不正常。如果看周大义现在这样子，精神不正常应该也有可能。但问题是，这个护工这样说是自己的看法，还是别人让他这样说的。
我又给安妮律师打了个电话。
安妮律师说。她也在考虑精神症状的问题，如果周大义现在的状态真是这样，就可以考虑，用无刑事责任能力做辩护的策略了。不过，安妮律师又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对方的手里究竟还有什么证据。当然，周大义的女儿是要求做无罪辩护，但无罪辩护的难度可能更大，究竟怎么办，还要再仔细斟酌一下。安妮律师提到周大义的女儿。我想起在周大义的家时，他女儿曾打来电话。从周大义接电话的口气能感觉到，他女儿很忙。再想周大义，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却住在这种高档小区，房子应该也是他女儿给买的。安妮律师告诉我，周大义的女儿是服装设计师，请她代理这个案子，出了很高的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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