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打女球
1940年前后，在法租界海格路西段大胜胡同（这是解放前上海建造的九千多条弄堂中惟一一条以“胡同”取名的弄堂），有六七名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自发组织起一支小型垒球队，课余经常在弄堂中练球。与此同时，在相距不远的静安寺路赫德路（今常德路）东首的金城别墅中，也有几名金科中学的学生经常在弄堂中练习垒球。这两拨大、中学生便自愿联合起来，组成球队，起名为Pandas（熊猫），常去练球的场所便是圣约翰大学苏州河东那片大操场，那里有足够的地方可供足球、排球、篮球和垒球同时练习。约大文商学院学生中又成立起另一支垒球队，起名为“鲨峰”，成为在校内与“熊猫”对垒的一支球队。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垒球运动出现了个空前兴盛的局面，从大、中学校的校园推向了公众场所。在当时刚改名为“复兴中路”的原法租界辣斐德路的西段有一片体育场地，是一个沙地足球场加上周围的一些泥地，场地南边是一堵围墙，东首两扇大门边钉着块只有一尺多长的木牌，牌上用油漆写着“东华球场”四字。这里是各支垒球队进行比赛的地方。
由于当时的垒球球员和观众大都是在校大、中学生，因此东华球场的赛事都放在星期日进行。这样的赛事通常每月有一两次，在寒暑假期间会多些。观众的人数将视参加比赛的球队是否有名而定，一些谈不上“名气”的“杂牌”队，便主要靠双方队员的家人和亲友来捧场了。
几所教会女中也成立了垒球队，队员大都是校内的活跃人物，有的是“校花”，有的是上海有名的“富室千金”，有的是家庭舞会中受人争夺的舞伴，其中有的还一人兼具以上“身份”中的两种以上……她们出场比赛，除掉真正来看球赛的外，还有不少是她们的追求者。
1952年，上海市体育管理部门组织了一次全市大、中学校垒球联赛，二十多支参赛队分高校男队、中学男队和中学女队三个组别，比赛结果，获得冠军的分别是圣约翰大学、圣方济中学和中西女中的球队。
尽管在全盛时期涌现过二十多支垒球队，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一支棒球队。
棒球的英文是baseball，这应该是个统称，是指用棒（base）击球和争夺垒位的球类项目。用棒球所击打的球有两种，一种是体积小而质地坚硬的，称为hardball（硬球）；另一种则体积较大而质地较软，称为soft-ball（软球）。中国的体育界习惯把打硬球称为“棒球”，而把打软球称为“垒球”。
在棒球盛行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中，垒球是女性运动项目。由此可知，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上海所有的男子垒球从有名的熊猫和鲨峰队到无名的“杂牌军”，所打的球都是女子队所打的，即男打女球，且无一例外。
摩托车手
我有个在香港当律师的世侄参加了个“Harley Davidson Club”，一些Harley David-son牌摩托车的发烧友约定在每星期日上午到新界粉岭的一座山头上聚集，按照预定的路线翻山越岭，野游一番。
世侄告诉我，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三十多人，全是男性，大都是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专业人士，有医生、律师、建筑师、大学教师和金融机构中的高级职员等。敌不过世侄的一再邀请，在一个星期天上午起了个早，跟他去了那个聚会场所。世侄向他的同伴们介绍我是Uncle Sun，便是他小时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哈雷车手……世侄把他那辆92年型1200哈雷车让我来开。几分钟后，我便能完全操纵自如，就像当时我在上海街头驾驶同样牌子、同样马力的摩托车一样。
我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上海开始恢复汽油供应时，就开了哈雷摩托车的。当时，许多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停驶的私用汽车重新开动起来，但都是旧日款式，最新的是1941年型的，更多的是30年代中期的车型。到第二年，美英两国当年的新车大批销向中国，美国的福特、别克、克雷斯勒、司蒂贝克等汽车公司和英国的奥斯汀、海尔门等公司，都在上海有规模不小的代理行。
英国有一家摩托车制造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受了陆军部的订货，制造一批军用摩托车，二战结束后，这批摩托成为战争剩余物资，便有商人把这批旧车全部以廉价买下，由货轮运送到上海，进行整修之后，换上新轮胎，再全部改漆成黑色，交给几家大的自行车行出售。虽是旧车，但质量挺好，价格也并不贵。投入市场之后，很快销售一空。
由于这批摩托车是单汽缸和单排汽管，因此引擎发动之后，发出的是“蓬蓬蓬”的响声，显得缓慢而沉重，就像来自远处的炮声。因此，这批摩托车便被上海人称为“大炮牌”。
紧随着大炮牌进入上海摩托车市场的是美国的哈雷牌和印第安人牌。两种都是进口开箱的1947年型新车，也同是大马力两轮摩托车。
在上海独家代理印第安人牌车的是当时中正中路（今延安中路）上的永海车行。这家车行的门面不大，规模和实力和代理哈雷车的同昌车行都无法相比。这家车行的老板是姓姚的兄弟俩，弟弟名叫姚德福，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他自己便驾着一辆紫红和乳白两色相间的印第安人牌车经常在路上来回驰骋，这等于在做活动广告，而确实也有不少人被那种车的漂亮外型吸引了到那家车行去购买的。
我当时也是受到强烈吸引的一个。但父亲却不肯给我买这辆车，理由之一是价格太贵，太过奢侈；理由之二我才是个高中学生，体格不够强壮，不宜驾驶这么大马力的车，若是闯了祸那是非同小可。
经过几回“磋商”，父亲终于答应给我买一辆摩托车，但限定汽缸容量不能超过350CC。最后我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上的一家车行里买了一辆“大炮牌”。
那几年里，我每天开着车上学下学，又开到各处游玩兜风，去过苏州、常熟、无锡、杭州……总计行程也有好几万公里。
1952年，我将母亲1948年去香港时留给我的一部分钱买了辆哈雷摩托车，终于圆了我的哈雷之梦。这辆车我开了六年。到1956年时，由于私人用机动车的汽油供应重又受到严格限制，我的那辆车每月最多只能开上六七天，其余的日子都得搁置在那里了。
1958年，上海停发私用摩托车牌照。一年后，市公安局找上门来，说他们已征集到三辆各部分机件完好，仍能正常行驶的1200CC的哈雷摩托车，另从交通处的车辆登记资料中看到我也有这么一辆车尚未报废拆卖，因此上门找我征购，他们将把这四辆车统一改漆成白色后，用作迎送外国贵宾车队的开道车。
猎枪的命运
我前后有过四支猎枪，但我从没拿这些枪去打过猎。两支散弹枪带给我的乐趣只是在休息日带了枪骑上摩托车开到青沪公路旁的那座北干山旁，登上那座无人荒山，对着岩石或枯树打上几枪。
另两支小口径来复枪带给我的乐趣比散弹枪更大些，由于在发射时的声音不大，不至会惊扰邻居，于是在屋后的花园中竖个稻草和棉花制成的圆环靶子，白天有空时便在那里练习射击。1952年之前在上海的几家渔猎用具店中还有这种子弹出售，都是解放前从国外进口的原装货。
这样的爱好和花费也并非全无收获。1958年“大跃进”那阵，号召要在大学和高中学生中开展民兵训练，当时我在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中当政治教师，我的小口径运动步枪卧、跪、立三姿速射夺了个全区冠军，并且得到国家体委授予的“一级射手”资格。
其实，当时像我这样买了猎枪而并不打猎的是大有人在。我认识上海一家中型机器制造厂的老板，他没有时间也不喜欢到上海的远郊或外地去打猎，但却把收集猎枪作为自己最大的爱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公安局发布公告，限期收缴私人持有的各种猎枪（后膛火药枪除外）。以后他们把收缴来的猎枪分别处理，属于来复枪的留存在市公安局，各种口径和规格的滑膛散弹枪经登记存案后全部发还，由市公安局治安处发给保管执照。自行保管的猎枪不得私自出售或毁坏，若要出售，必须送到由市公安局指定的有关商店寄售。经办人员同时给每人发了一份指定商店的名单。这份名单上有三家商店：
第一家是开设在淮海中路、重庆路口的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简称“淮国旧”），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起发展成为全市最大的买卖和寄售旧货的商店。
第二家是连长记体育器具商店。这家店底层有一长排柜台出售弓箭、气枪和猎枪，全都是进口货。解放后，猎枪不再进口，连长记除卖掉剩下的新枪以外，也被市公安局列为寄售旧货猎枪的商店，当然买和卖都要凭公安部门的证明。
第三家是友乐宾渔猎用具店。
1949年之前，在当时被称为林森中路的淮海中路上共有四家出售猎枪的店家。上海解放初期，这些猎枪店都还开着，但按照军管会规定，禁止出售可用作狙击武器的大口径来复枪。到1950年之后，随着西方国家侨民相继离开上海，淮海路上的渔猎用具店便只剩下了友乐宾渔猎用具店一家。虽然那里的生意也很清淡，主要是靠售卖渔具维持开支，可也支撑到1956年工商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才从淮海路上消失。
专营猎枪的商店在上海绝迹了，但“淮国旧”中寄售旧货猎枪的柜台却还存在，而且由于成了独家经营，便不时会有非常珍贵而稀见的滑膛散弹枪在那里露面。我曾在那里看到一支人家送来寄售的十分名贵的猎枪。柜台里那位老营业员是个内行，他鼓动我买下这支猎枪。他说，他和各种旧猎枪前后打了近三十年交道，像这样名贵的猎枪只见过几支。“要是放在以前，这样一支枪就算拍卖，也至少要十根大条子，现在这价钱真可以算是十分便宜了。”
他说的“便宜价钱”是三千元人民币，等于我近四年的工资。几个月后，我再到“淮国旧”去时，听那位老营业员说，那支猎枪被买走了，买主是一个中年汉，操山东口音，穿着讲究，气宇轩昂。他由在上海的朋友陪同来看了两回，到第三回才带了一大包钱来买下这支枪。陪同来的朋友说那位买主是作家，平生最大的爱好是进山打猎。我猜测到那位买主有可能是当时一本畅销的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作者。当时出版业中尚未取消版税制度，因此那本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966年7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向全市所有领有持枪证的市民发出通知，限三天内把保管的猎枪交到市局治安处。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一个多月了，但上海的“红卫兵”才出现不久，打、砸、抢、抄还未全面展开。这无疑是市公安局的一个明智之举。
（选自《最后的玛祖卡》/树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