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音乐教育史是中国音乐教育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关键内容，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音乐受重视程度也在逐渐加大，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的研究与分析也更为深入，是探索我国音乐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主要就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一、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现状
（一）近现代音乐教育史
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音乐教育上，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马达，他围绕学校音乐教育等内容发表了多篇文章，最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梳理与筛选，以此推出了《20世纪学校音乐教育》一书。同时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学者着重关注的领域又是师范音乐教育史，例如李广达的《对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现状的具体体现。
同时，由刘镇钰、喻意志撰写的《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展望》也对我国师范音乐教育发展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但是与李广达的文章相比来讲，也存在许多不同，其中阶段划分更为明确是其重要特征[1]。对此书予以深入了解可以发现，1906～1949是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初始阶段;1950～1965是其曲折发展时期，而后的十年是下滑时期，1977～1997由于受到外部大环境影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我国高师音乐教育重要发展阶段。另外，本书中针对特定时期又分别从教育机构建立、发展和变化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情况，这也是其與李广达文章又一区别之处。上述两个文章虽有差别，但是从整体来讲都是立足不同角度对我国高师音乐教育发展进行的阐述，都是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开展的，是我国高师音乐教育研究的重要参考与借鉴。
除了对师范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外，在社会音乐教育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其中以张力元《社会音乐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三十年》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对我国社会音乐自1978年至今的情况进行了简单地介绍，并围绕此时期下的社会音乐教育途径进行了重要阐述，其中以政府为主体而举办的社会音乐教育、以相关学校和音乐院团组织的社会音乐教育活动都是此时期常见的社会音乐教育路径。同时这也是我国社会音乐教育蓬勃发展现状的主要体现。
在了解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与其他音乐教育史不同的文章——朱汉城的《1949年以前的清华大学的音乐教育》。这篇文章主要是在以往音乐教育史基础上，以特定高校为对象，以1911～1949这一时间为时间范围，以音乐教育史为核心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立足于其发展特征将其划分为了起步时期、发展时期、曲折时期和恢复时期等几个重要时期。也正是由于此文章给我们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如针对音乐教育史理论的研究可以是更小范围的，是区域性的，同时，这篇文章也是我国非师范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发展情况的侧面体现。
（二）古代音乐教育史
据了解，现有的针对古代音乐教育史开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古代音乐教育史整理方面。以《六朝乐教初探》这一硕士毕业论文为例，其研究过程中主要是将音乐史学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在研究过程始终，从而实现对六朝时期音乐发展情况的深入了解。在本篇文章中，此时期背景下的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教以及琴乐传承等内容都是着重阐述的重要内容[2]。同时，作者又立足不同角度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依托揭示了六朝时期乐教的新内涵。曾美英的《开元盛世音乐教育述略》则是针对唐朝时期的音乐教育进行的整理与介绍等。
二、对我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的思考
（一）逐步完善学科体系，推动断代史与通史的二维发展模式的形成
总的来讲，目前出版的音乐史理论著作数量并不多，且选题一般都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即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和音乐教育通史类著作，而个案史研究却很少涉及。尤其是区域史，如少数民族教育史等更是寥寥无几。在现有的音乐教育史的断代史著作中，也仅仅只是表象的断代史，因为从本质上看其写法基本上都是属于不同时期的通史类专著。可以肯定的说，专题史或断代史无论是在资料搜集方面还是资料整理方面都比通史类要有难度。尤其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期或环境下，音乐教育或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产生关系，那么在进行深层次理论内容挖掘过程中就显得尤为吃力了。因此，虽然专题史和断代史的难度要明显高于通史类研究，但是如果没有专题史和断代史作为研究基础，那么音乐教育通史也就无法构建;反之，如果没有相应的通史类文献做铺垫，那么断代史研究和专题史研究也就无法顺利开展。由此可见，通史类与断代史之间是相互依存、交相辉映的关系。因此，要加大对断代史等方面的研究力度，逐步完善现有的学科体系，以此带动断代史与通史的同步发展。
（二）以专题史为核心向其他领域辐射，扩大研究范围
当我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工作正获得了深入发展机遇时，却遭受到了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冲击。在经过此次境遇后，学者经过冷静的思考与分析，其学科意识也逐渐由行为向自觉方面的转换。许多学者开始了以专题史为核心的研究，并获得了许多成果，如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等。也正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积累下，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音乐通史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可以将研究领域进行拓宽，将原本只局限于我国的音乐史研究拓展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教育史研究。另外，“音乐教育交流史”相对于音乐教育史来讲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音乐教育过程中渗透的文化传播也将成为当下音乐教育史中的关键内容，因此需要相关学者继续加大对音乐教育史理论的研究，从而挖掘出更有价值的内容，推动音乐教育史理论的更好发展。
（三）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提升学术水平
如果将音乐史和教育史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可以发现，音乐史方面获得的研究成果要远远不如教育史，即使将音乐教育史和音乐史进行同样的对比，结果也是一样的[3]。而出现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一是学科起步时间有所差异，二是研究队伍质量有待提升。而第一种原因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原因，是一种必然性差距，而想要克服第二种因素影响，达到音乐教育史成就与教育史成就齐驱并进的目的，那么就要求相关学者加大对其的研究力度与投入力度，并付出艰辛与努力。
第一，提高研究人员的认识。目前，提高研究人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中国音乐教育历史肯定的基础上来进行，因此，研究人员要将音乐教育史和音乐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深化对其的认识。第二，健全现有的学历结构。这就需要相关学者不仅要对中国音乐史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对教育史、音乐教育学等还要有全面的了解。同时还要不断丰富学者的音乐教育经历，将知识结构逐渐拓宽并向此方向进行延伸，从而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助力。但是反观当下从事音乐教育的一线教师可以看出，虽然其阅历以及实践教学经验相对丰富，但是因为受到学历水平、科研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文献解读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提升，这也是其不能胜任科研工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即使部分教师发表过以音乐教育史为主题的相关专题专论，但大多数内容都是由文献材料堆积而成的，只是一些表象的简单阐述，整体论文内容没有有力的史料作支撑，因此并不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甚至部分教师的文章还出现了抄袭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教师的学历结构，提升其学术水平是尤为重要的。第三，要深入到实际生活中進行考察。对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并不是关起门来埋头研究就能获得一定的成绩，而是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实地进行考察，并以考察结果开展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针对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既要运用音乐考古学中的相关知识，又要将其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相结合，并到第一线去走访与调查，到乡村去深入了解民间音乐的传承，感受音乐，聆听音乐，并从中获得对自身研究有用的信息内容，不断提高自身。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教育史才能更为鲜活，更有血有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史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纵观其现状，许多成果也都是泛泛而谈，过于表面。也只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探索，这表明，我国对音乐教育史理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就专门从事音乐教育或学校音乐专业为立足点而言，明确清晰的掌握我国音乐教育的具体发展历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要加大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重视力度，继续对音乐教育史予以深入探索，以期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发展提供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婷婷.音乐教育史视阈下的理论重构与教育实践——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重构和实践生成》[J].高教探索，2017 （07）：133-134.
[2]骆静禾.20世纪以来中国基础音乐教育观念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7.
[3]孙昌彬.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分析[J].戏剧之家，2017 （04）：20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