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史》
著者 谢长法，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处 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04
入选理由
以翔实的资料考证为方法和基础，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体察，推动相关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
主要观点 本书以“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为主线，从职业教育的渊源——实业教育的引入着笔，详细地勾勒了实业教育制度在清末的引入和确立，及其在实业教育制度规范下实业教育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分析了职业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和嬗变：包括实业教育及其制度的改革，职业教育及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国民政府时期的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对职业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以及职业指导在中国的滥觞、兴起及理论发展等。
书中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起于清末，源于近代特殊的社会需要，其前身是清末的实业教育。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开办了福建船政学堂这一技术性的教育机构。不过，虽然这一游离于当时教育体制之外的技术型学堂在学生毕业后不像传统的官学一样，以应科举、求官位为目的，而是以实用为中心，给予相应的职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实业学堂的性质，但是，这一应急性地设置、囿于一才一艺的专门技术学堂，还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实业教育。直至19世纪70年代，实业教育开始真正传入中国，逐渐为国人所认识。而在实业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职业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一大批爱国的教育家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立足现实，以“职教救国”为其人生理想、抱负和追求，批判地汲取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致力于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并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对职业教育孜孜以求的进行现实宣传、理论探讨和实践推行。在他们的努力下，职业教育本身及其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逐渐为社会、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理解、认识。终于，1922年的“新学制”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
《30年重大变革——中国1979-2008年职业教育要事概录》
主编 杨金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顾问
出处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01
入选理由
以客观的笔触，第一次全面地记录影响和推动我国30年职业教育发展的大事与小情，以此探寻当代职业教育的思想历程。
主要观点 本书指出，与普通教育比较，职业教育在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但发展道路却更加坎坷。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在最近30年的发展和变迁过程，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事件推动和变革的。这些事件有大小、轻重之分，它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上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的事件，可视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事业网络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空节点”，它们在这个宏大的网络中具有左右衔接、上下贯通的关键性功能。这些事件称为“要事”，这些相对准确、翔实的纪实性资料，有利于人们的分析、思考和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
书中认为，“要事”之“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事件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二是指记录时须摘其要旨，录其要领。“要事”与“大事”大同小异，“大同”是指两者所列事件之多数皆意义重大、影响巨大、规模宏大；“小异”主要在于“要事”更强调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即更侧重其“重要性”。
《农村中职教育免费政策失灵：表现、成因与对策——基于浙、赣、青三省的调查》
作者 陈胜祥，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出处 《教育科学》，2011-05
入选理由
将农村中职免费政策失灵作为一个专门对象，深入分析其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矫正对策，及时回应现实关注。
主要观点 本文通过调查得出，农村中职免费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其预定的政策目标，政策已经部分失灵。农村中职免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同时在两个领域存在失灵现象：一是未能达到大力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促进中职招生的效率目标，原因是人们受传统文化与现实制度的影响并不偏好中职教育；二是未能达到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公平目标，原因是各中职学校需要借助这一资助措施参与争夺生源的竞争，达到扩大本校招生的组织目标。
文章认为，当前农村中职免费政策失灵的两种原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进且加剧免费政策失灵。对此，需要针对两种失灵的原因分别进行思考，提出纠正失灵的对策。效率失灵的原因是文化与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教育偏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制度变革和文化改造。公平失灵的原因是免费政策的“助贫”目标与中职学校生存发展的组织目标相冲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整合财政资助政策，实行全面免费。为此，需要突破现行的政策框架来思考对策。由于现行的中职学生资助体系有两种：一是国家中职助学金政策，这是每个中职学生都享有的；二是农村中职免费政策，它对涉农专业全面覆盖，而对非农专业则按比例发放。失灵就出在这个“按比例”上，应将“按比例”免费改为“每生都享有”，则上述失灵现象自然就会消失。建议政府整合上述两种资助政策，进一步加大投入，对所有就读中职学校的学生免除全部学费。这种全覆盖式的财政资助政策的弊端就是对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学生也提供免除全部学费的资助，似乎有失公平，但如果不这样做，势必出现严重的政策失灵，使得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生得不到资助，对社会公平的危害更大。
《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
著者 马树超，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出处 科学出版社，2011-09
入选理由
着眼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提出实现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力求理论创新与方法突破。
主要观点 书中认为，在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区域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大体经历了“前均衡—非均衡—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由非均衡阶段转向协调发展阶段，增强学校基础能力、提高质量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重点。而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件变化印证了上述四阶段，相应表现为一体化、疏离期、发展期和融合期的“U型曲线”形态。“U型曲线”理论假设得到国内外实践验证。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普遍规律和重要基础，调节校企合作机制中各要素的状态，是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策略。建立在转型期“U型曲线”理论基础上的校企合作优化模型，从强化职业学校主体功能出发，通过优化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等各要素作用，促进校企合作，提高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均衡发展。
书中建议，在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战略选择时，在理论上要考虑以人为本、差异发展和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上要考虑基本国情、发展任务和公共政策取向。据此，书中提出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资源倾斜、质量提升、分类指导和合作发展四大重点战略。
《“十二五”职业教育发展方略八大关键词》
作者 马庆发，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处 《职教通讯》，2011-03
入选理由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及时提出职业教育发展方略，锁定改革着力点，为未来五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贡献理论思考。
主要观点 本文指出，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发展方略更需要顶层设计，建议运用“六个抓手”，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首要抓手”是因地制宜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差异发展，优化结构和创办特色；“柔性抓手”是增强职校毕业生工资增长指导线的引导作用；“刚性抓手”是强化劳动准入制度，先培训后上岗；“弹性抓手”是满足职校生升学和就业的两种需求，纵向贯通，横向衔接；“隐性抓手”是进一步创建职校生生涯发展与晋升的平台；“显性抓手”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的类型教育，实行学历教育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
本文认为，“结构调整、质量提升”是对未来五年职业教育发展主旋律的概括，“差异发展、特色创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心，而落实和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体制改革、自主办学、质量提升、反贫困责任、职业教育共同体、示范院校建设和顶层设计八个关键词则是具体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着力点。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
作者 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出处 《教育研究》，2011-11
入选理由
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这一政策热点，从理论上呈现建构的原则、目标以及可能性，释放核心学术期刊的主流声音。
主要观点 本文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在对职业教育的规律和本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把握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技能（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内涵。技能与技术是伴生和互动的，因应技术进步而同步提升的技能，使得基于“动作难度增大”的技能及相应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即技术工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技能教育，与基于“知识含量增加”的技能及相应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即技术工人、技术员和技术师的技术教育——另一种形态的技能教育，都将伴随技术的发展而递升，技能不是层次概念而是类型概念。二是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同。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是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教育，从培养“经验层面”技能型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到培养“策略层面”技能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会因循技能要求递增的规律而递升，层次是职业教育得以发展的空间。三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跨越了传统的普通教育的范畴，肩负技能型人才培养重任的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本质，类型是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
本文建议，不能用传统的普通教育的规范、标准来判定和确认职业教育的学历、学位的层次及其价值。教育形式在现代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严谨而科学的社会认证，一个系统且合理的顶层设计，目标是建成一个国家资格框架，它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与之等值的学历（学位）资格与职业资格（包括通过非正规或非正式学习，例如培训获得的学历资格或职业资格），进而在这个国家资格框架内，实现同层次各类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等值。跨界的职业教育所涉及的范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普通教育学研究的疆域。职业教育学是“对人们就业以及在社会上承担社会与生态责任的生活所需的资格与能力获取过程的前提和条件、目标、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研究”的科学。它伴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从教育类型的角度考虑，应该给予职业教育学以一级学科的地位。
《嬗变与思考:新中国60年农村职业教育回眸》
作者 曲铁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怡，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07
入选理由
系统回顾60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从认识、投入、体制、市场等方面切入分析，研究结论融合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思考。
主要观点 本文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其数量增多、专业设置多样、层次结构复杂，办学主体从单一的国家办学发展为多主体办学，培养出了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师资水平较差、设备落后以及经济落后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严重地制约着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本文建议，国家必须积极承担起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繁荣社会经济、促进劳动力转移、消除贫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要发展规模、结构优化、统筹规划，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方针，努力创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办学”的农村职业教育新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协调发展。首先，政府部门要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镇化和提高农民素质与技能的要求，打破部门和职业学校类型的界限，有效整合和利用现有各种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以实现合理布局，资源共享。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立法，规范操作，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稳步发展。将以县为投资主体变为以市为农村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要打破城乡界限，使城市职业教育资源下移，或面向农村招生，或学校之间对口支援，利用城市职业学校教学设备、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终身学习的个体化：三个社会学视角的一个比较分析》
作者 赵 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出处 《比较教育研究》，2011-04
入选理由
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比较终身学习个体化过程，提出针对我国国情的适性建议。
主要观点 本文指出，“晚期现代社会”视角与“个体性学习”，“风险社会视角”与“个体性学习”，“液态现代性”视角和“个体性学习”三个社会学视角对“个体性学习”的分析至少有以下三个共同之处。其一，“个体性学习”的产生都大体有一致的背景，即都认为现代化带来的个体化导致了传统固定参照点的消失，加剧了个体为获得自我认同，转向自身进行自我探索和建构，促成了个体性导向的学习。其二，三者都认为，现代个体关于“自我”和“认同”的理解成为了一项自我构建的任务或自我创造的传记或叙事。这种理解对个体学习的目的、意义、方式和内容都产生了影响，使其学习围绕“自我”展开。其三，三者都表明，对于自我和认同的构建，以及由此产生的学习是一个持续和终身的过程，因此也是一种特有的终身学习。这就意味着终身学习不应只基于个体性的“自我反思”，而应要求对超越于“自我”之外的层面进行反思。终身学习不能仅指工具性的学习，还应该激发个体的意识：即对个体动机、需要、需求和行动的反思。此外，它还应包括对个体和团体所处的社会状况的反思。
本文分析了在西方现代社会新出现的一种个体性较强的学习模式后指出，这种学习模式不仅要求个体“自我导向”，而且要求个体“自我负责”。这是现代化的个体化过程反映在终身学习领域中的一个现象。西方一些学者已意识到这种“个体性学习”会更剧烈地加速社会的个体化和削弱社会凝聚力。而终身学习除了对经济发展和个体发展起重要作用外，还应促成个体的“被赋权”，并通过“赋权”，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要为个体“赋权”，获得其应有的政治和教育权利，如果要改善“个体化社会”状况，使社会环境更适宜于人性，使个体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那么有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终身学习是迫切的。
《中高职协调：结构与衔接——关于动力、认知和意愿的调研》
作者 于志晶，刘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房巍，程宇，周晶，李玉静，孟凡华，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出处 《职业技术教育》，2011-27
入选理由
历时5个多月，选取6个样本地区，1万多张问卷，32次座谈会，调研力图还原中高职衔接现状，为高层决策提供现实参照。
主要观点 本文指出，无论是高职教育还是中职教育，都在各自的教育层次中处于非常弱势地位，适龄人口的减少会首先冲击弱势教育，职业教育在生源竞争上的弱势化将更加突出。而根据调查表明，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高中的学生，对职业教育选择倾向都很低，反映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不高，较低的社会认同度将加剧职业教育规模的脆弱性。
本文建议，实现中高职有效衔接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是要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因为建立职业教育体系是国家坚定不移的意志；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职教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职教发展具有规定作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正处于关键期。二是要牢牢抓住协调发展关键环节，努力实现职业教育事业整体发展。中高职协调发展是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点，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保障合理规模结构是中高职协调发展的前提；实现有效衔接是中高职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三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切实保障中高职合理的规模结构。要着眼职校生成长多样化需要，科学设计中高职有效通道。其中更加多元化的学习要求是衔接设计着眼点，如何提高中职教育质量是衔接设计的新课题。
《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
作者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才利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04
入选理由
突破传统的人口红利分析框架，引入人力资本红利和就业红利两个概念，综合考量人力资源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主要观点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六普”数据预示着教育将会面临来自人口转变的巨大挑战：加速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无论是少儿人口下降速度还是老年人口增长速度都高于原来的预期，这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使我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为中国教育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目前，少子化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各级各类学校新生入学人数，很多不错的小学都很难招到足够的学生，将来还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如果不及时应对，就会降低现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但从教育投入的角度来看，生均教育投入不断上升，意味着我们有条件来提高各类各级的教育质量，有利于解决教育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包括城乡之间不平衡和区域之间不平衡，实现教育服务的均等化。而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这包括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这些投资将会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
本文建议，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应对当前人口转变的挑战：强化学前教育，逐步普及学前1-3年幼儿园教育；大力发展高中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大幅提高高中毛入学率；继续发展大学教育，特别是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积极发展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