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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尚处于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发展阶段，主要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创汇为导向，导致实践中的外资过度利用、对外资源依赖性过强、对外技术依赖性高、外汇储备和外贸规模过大等问题，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需要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新战略和新策论，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开放经济；技术依存度；外汇储备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4－037－09
从强调经济开放战略指导方针和主题变换的意义上说，30多年的经济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的资本和技术等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战略，在继续追求“引进来”的同时，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举措；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新战略，实施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型国家的举措。
2009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团的讲话中首次提到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又深刻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并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在要不要和如何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存在歧见，亟需探讨。本文认为，我国的经济开放应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及时进入第四阶段，即强调并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适度控制对外资、外技、外产、外贸、外汇和外源的依赖程度，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新战略和新策论，在巩固和完善“自力(更生)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
一、我国传统开放型经济面临的问题
30多年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我国开放型经济是在发展初级阶段和粗放型条件下生成的，基本上是以追求引进资本和技术数量为主要特征，以注重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创汇为发展导向。这种偏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偏重总量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使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实践中也难以为继。其弊端和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利用及其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条件下，我国采取了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截至2009年底，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达68万家，外商投资总额逾10000亿美元，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10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加17.4％，创历史新高。然而，我国利用外资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以外资“超国民待遇”所隐含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的付出并不总是对经济长远发展有益。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本身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的，发展中国家期望通过引进外资实现国家利益的初衷即使不是单厢情愿，在实践中往往也不能顺利地实现。即使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在其编著的报告中也认为，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及其驾驭开放的能力，实质上是一种考验。该报告指出：“有必要认识到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试图促进本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而跨国公司试图增强其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FDI都总是、并自动地符合东道国的最佳利益。有些会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企业的并购、市场的占领、民族品牌的削弱，还包括对东道国就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安全的影响等。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引进外资付出的成本，来全面认识外资的作用。
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付出的巨大成本，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代价较大。在片面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和引进外资越多越好的总体格局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引资目的，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2006年，审计部门审计调查87个开发区，发现其中60个开发区存在违规低价出让土地的行为。在苏州，其工业用地开发成本平均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前些年苏北地区协议出让的土地最低每亩几百元，一般也就几千元。表面看这些资金搞活了地方经济，其实质是把土地这样一个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贱卖。我国引进外资的土地代价，还体现在继续对部分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上，如2010年4月6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这一优惠措施，使地方政府可以合法地对外资占用工业用地实施政策倾斜，而国内企业还没有参与市场竞争，仅在土地成本上就已处于不利地位。
(2)税收代价较大。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外资企业通过政策优惠发展起来的产值及其市场占有率优势，在实践中并没有体现为相应的纳税贡献。据资料统计，2009年外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出口占56％以上，但纳税仅占20％，外资企业的纳税额与其经济规模并不对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外资企业纳税能力弱。相反，外资在中国市场取得的利润量巨大，远高于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收益。仅以美国在华投资为例，据《人民日报》转述中美商会发布调查报告，2009年71％在华企业实现盈利，而46％的受访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可见，外资企业纳税比重相对较低，与经营状况相关性不大(国内民营企业盈利能力总体上要低于外资企业)，而主要是由于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需要提及的是，外资企业除了堂而皇之地享受合法的免税、减税和低税率保护伞，还常常利用非法手段进行避税和逃税等活动。国内有学者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不仅使外资企业规避了社会发展的义务，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同时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很容易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还有学者指出，内外资企业税制统一前，外资企业所得税水平仅为内资企业税收水平的一半左右。税收上的不公平待遇竟然使很多境内企业转而以
海外注册公司的形式生存，直接导致国内财政税收进一步流失。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和进入领域，来体现外资企业的所谓平等地位，更是南辕北辙。
取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是否会导致外资大规模撤离?事实说明，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我国“两税合一”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国内吸引外资数量仍然在持续上升，2010年1月至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302家，同比增长17.9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7.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73％。可见，对外资税收优惠并不是引进外资的必要条件，相反，我国如继续对外资实施优惠，只会给国内带来更大的税收、市场等利益损失。此外，外资的过度引进并没有促进就业。截至2009年，我国外资企业直接吸纳就业近5000万人，仅占全国就业总数77995万人的6.4％，享受税收优惠的外资企业，其就业容纳能力与其产值、市场占有率和税收贡献是不相称的。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则不仅损害了民族产业，还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民生、就业、资源等经济社会问题。
(3)环境代价较大。“外资利润流走，留下生态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学者指出，污染排放水平较高的制造业是外资流入的首选行业，经验观察和大量的实证研究均表明，2000年以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大规模增长，与我国工业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排放水平的大幅度攀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在污染和落后产业向我国转移的过程中，跨国公司起了主导作用。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在国际上或本国(本地区)企业奉行的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使跨国公司得以利用这些便利，通过规避环保成本来大肆攫取利益。据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统计，2006～2008年，被中国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就从八、九十家增加到近三百家。该研究中心认为，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原因在于他们执行双重标准，在中国缺乏环境责任感。因此，表面上看，利用外资增加了引进外资地区的经济收益，但背后付出的却是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长期的社会收益，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并且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影响。
2、“外源”依赖性的增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战略性资源的供给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虽然中国拥有总量较大的国内资源，但人均拥有量却很贫乏，这大大限制了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使用急剧增长，出口导向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的约束日益加大，风险也越来越大。从能源消费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能源净进口占国内能源消费的比重仅为0.9％，而2006年即上升到6.9％，而且进口主要集中在关键性的石油和煤炭等战略性资源上。以石油为例，自1993年中国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09年原油净进口1.99亿吨增长13.6％，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1.3％，已经超过50％的警戒线。在煤炭方面，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9年1－12月我国煤炭进口12583.4万吨，同比增长211.9％，而同期出口同比下降50.7％，全年煤炭净进口达到了历史性的10343.4万吨。
近年来，我国不仅在能源方面对外依赖性在上升，在原材料上的进口比例也较大。首先，我国部分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2009年3月中国进口铁矿石、铜都创下历史新高，分别达到5210万吨和37.49万吨；而钢材、未锻造铝及铝材也分别进口14.7万吨和127万吨，中国成为钢材及电解铝净进口国的日期日益逼近。不仅如此，我国大豆、油菜籽等大宗农产品进口近年来也大幅增长，接近历史高位。其次，部分原料进口量持续超越出口量。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3月份，我国大部分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及主要无机原料(如硫酸、盐酸、硝酸)，都呈现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的格局，有的产品进口量大于出口量达数百倍(如甲苯、甲醇)，甚至数千倍(如二乙醇胺)，部分原料则完全依赖进口弥补国内供需缺口(如三乙醇胺)。其三，是我国出口产业中来料加工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根据科普曼对2006年中国外贸数据的测算，当年我国在对美出口2010亿美元中，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价值为1130亿美元，占总额的55％。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还将继续呈扩大状态。
我国对“外源”需求的长期急剧增长可能造成多重不利后果。
(1)增加我国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市场原料不断涨价，外贸对经济效益提高的牵引作用会明显下降，社会风险越来越高。2000年以来，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原材料(如铁矿石等)价格上升更为迅猛，对经营管理粗放特征显著的国内产业产生了很大的成本压力，威胁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职工就业。
(2)使我国面临利益损失和价格风险。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源”依赖性的上升，导致我国能源供应容易受到实体因素以及投机因素的冲击，而直接导致利益损失。首先是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外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近年来能源价格暴涨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的总额更是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其次是使我国面临价格风险。2005年以来，国际油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快，与国际石油炒家的大肆投机活动有很大关系，这进一步增大了中国能源(主要是石油)供应的价格风险，使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3)削弱我国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过度依赖“外源”的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某些能源资源的消费受制于国际市场供应方的打压，也面对环境保护的指责。近年来，我国在铁矿石、石油等领域的谈判屡屡受到国际市场阻击，在国际谈判中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尽管我国在发展中承担了更多的环境压力，但西方发达国家却罔顾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鼓吹“能源消费大国责任论”，在碳排放问题上对我国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形中降低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导能力。
3、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提高及其冲击效应
对外技术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对技术引进依赖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与技术引进经费、研发经费相关。其计算采取公式为：技术依存度(％)=技术引进经费／(R&D经费+技术引进经费)。一般说来，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适度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对国内起示范效应，增强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但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则会造成国内企业依附于国外核心技术而在竞争中惨
遭淘汰。由于技术依存度与研发经费成反比，过高的技术依存度，往往反映出国内研发能力的欠缺和技术保障能力的薄弱。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表明该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强；反之，技术依存度较低则表明该国自主创新成分较大。注重引资数量和出口创汇导向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因重视国际贸易而片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生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的倾向。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及其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1)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不利于经济自主发展。在推进开放、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变动的总趋势是由低向高发展。在开放初期，我国还坚持以我为主，依托大量自身技术和自有品牌发展，但经历合资合作等过程，我国原有技术、品牌被摒弃的同时，导致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自给率低，特别是关键技术自给率急剧下降。资料表明，2005年我国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2007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只占工业产值的8％，而发达国家占40％；软件产业产值我国只占世界比重的7％，而美国、欧盟则占到30％。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从开放初期的几乎主要依靠自我研发、自我发展，发展到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约60％，与发达国家对外依存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控制力。例如，近几年机械行业外资股权控制度一直维持30％以上，车用发动机和汽车、摩托车配件等行业，外资也达到对企业的相对控制程度，而在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轻工领域外资控制度已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又如，2008年以来，外资对钢铁、石化产业的技术控制度呈快速上升趋势，外资涉入并控制我国有色金属开采活动的步伐在加快。由于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技术上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其生产过程和产品市场逐渐被外资支配，经济自主性相应被削弱。
(2)过度依赖国外技术不利于国际竞争。中国目前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总体上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竞争力，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掌握的仅有9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是全球第一，但国际竞争力仅为第12位、第30位和第13位。又如：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已经高度繁荣，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但中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却没有实质提升，合资汽车企业仍倾向于从外方直接获得技术援助，而不是通过自主开发形成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根据国际经验，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生产国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仅为贸易额的20％左右，国民所得更为有限。中国目前大量从事贴牌生产的企业，其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留在国内的不足8％。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样微薄的利润下，我国出口产品既要参与国际市场价格竞争，还要同时受到贸易伙伴国内知识产权法律的限制。例如，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美国超级301调查最多的国家。当中国放弃粗放式的价格竞争而转向技术和品牌竞争时，西方跨国企业却凭借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先发优势打压中国产品出口。据报道，目前我国已连续6年位居337调查涉案国家(地区)的首位。可见，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已成为加剧我国国际贸易争端、恶化国际竞争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3)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加剧国内低水平竞争。由于过度依赖于外国技术，我国现有的发明和专利主要还是集中在外观和实用新型技术上，原始技术特别是核心和关键技术一直难有重大突破，而外国投资商和技术拥有者却坐收巨大的专利利益。过度依赖于外国技术，还导致国内企业短期化倾向严重。很多企业只是简单地依靠来料加工、代工贴牌来维持生产运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并不真正努力创立自主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使产业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从而加剧产业同一化的弊端，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了困难。
4、外汇储备过大产生的利益损失和国际争端风险
出口创汇导向型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必然使我国在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首先是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从纵向角度看，在开放过程中我国外汇储备存在着过快增长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还仅有1655.7亿美元，而2009年末即达到23992亿美元，这一上升势头仍在保持。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已达26483.03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同期GDP增长幅度。从横向角度看，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过大，还体现在其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接近45％，而同期其他各主要经济大国一般保持在25％以下。尽管美国因其美元地位是个例外，但德国这样外贸依存度高达73％的国家，其外汇储备也仅仅维持在不到11％的低水平(见表1)。可见，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已经不仅仅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的水平。
其次：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中产生的巨额外汇储备，因对外直接投资时受西方国家限制，只能投资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债券。我国近年来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债主”，据美国《华盛顿日报》2010年12月16日转述美国财政部月度国际资本的报告，截至2010年10月我国所持美国国债总额高达9048亿美元。由于我国外汇储备存在形式相对单一和相对集中，使外汇风险也相对增大。外汇储备相对于经济总量规模过高和结构上的不合理，在实践上会导致一系列难题。
(1)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美元为储备主体且美国是主要贸易对象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使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本来，将贸易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挂钩并没有依据，2005年我国进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上升约25％，但外贸顺差仍然在急剧增加，汇率并不是造成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西方国家却将两者挂钩，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过万亿”，已经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看作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最具体表现。在这一借口下，美国等国家已经开始更加强硬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且以各种制裁措施相威胁，导致我国商品出口遭遇较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在个别情况下还会激化贸易争端。
(2)加大国内宏观调控难度。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干扰国内的经济平稳运行。在现有结售汇制度下，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人民币的超额发行，并容易使中央银行货币的政策独立性落空。它对国内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一是会引起国内流动性过剩，使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加大经济泡沫风险；二是促使国内非理性投资活动膨胀，扰乱正常的投资活动和生产经营；三是扭曲价格机制，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因素，在客观上都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
(3)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虽然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已经开始转向一揽子储备方
式，但其中美元储备还是大头，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仍没有根本改变，为我国国民财富流失埋下了隐患。外汇储备过高带来的国民财富损失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间接方式和直接方式。间接流失主要体现为外汇贬值带来的损失。截至2009年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8948亿美元，比美国国债第二大买主日本持有的7688亿美元还多出1260亿美元。由于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买主，因此，日趋走低的美元汇率，也使中国成为外汇储备贬值损失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则从中国外汇贬值中受益：根据美国会研究局2009年7月发布的报告，如果没有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利率将提高0.5个百分点，相应需要多支出国债利息约616亿美元。从直接损失来看，2008年中国持有美国债券组合投资有1.06万亿美元，除了51％美国国债外，还有42％为政府相关企业债券，7％企业债券，其中包括大量的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仅我国持有的“二房”债券，就可能高达3760亿美元。尽管我国海外投资损失的数据没有公开，但美国次贷危机后企业倒闭、破产和经济萧条等，直接使我国在美投资的债券，特别是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遭受重创，使外汇储备蒙受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
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还导致人民币面临着进一步的贬值风险。本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通过了所谓的巨额救市法案，其近8000亿美元救市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而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首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久，2010年11月初，美联储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这些措施已经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因贬值而损失较大。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又表示，不排除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据部分学者估计，美国为保证经济增长并避免通货紧缩，将不得不启动新的量化宽松政策。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随着美元大幅贬值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我国美元资产收益将进一步降低，外汇储备面临的损失和风险也将日益加大。
5、外贸规模过大导致的经济运行风险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逐年扩大。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30年增长了124倍。相应地，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978年时仅为9.74％，2004年和2005年最高峰值时曾一度高达70％，2007年仍居于66％的高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指标开始下降，200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降到44.9％。但2010年后，即使在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依存度又重拾升势。根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秋季)》，2010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1486.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9％；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68660亿元。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外贸依存度重新回到了53.6％的较高水平。
外贸依存度的高低，总是与各个经济体的规模及其所处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般来说，经济大国、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德国是个例外)，而小国、不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外贸依存度远远超越于一般发展中大国。仅以2008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和巴西，其外贸依存度要远远低于中国。(见表2)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会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是使国内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的影响。2008年“金融海啸”所引发的一系列冲击就是鲜明的例证。受其影响，我国2009年1月的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三成。其中出口下降了17.5％，进口下降了43.1％。这是中国十余年来创纪录的两位数跌幅，尤其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了负增长。二是导致国内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由于国内大量产能主要用于生产出口商品，在实践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性投资超越国内真实需求，使总投资和总消费失衡，导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不合理。三是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在交换过程中的实现是一个惊险的跳跃，国内过剩产能生产的大量商品一旦不能在国际市场出售，很容易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和阻塞，进而使国内经济发生危机。同时，西方主要进口国家也往往会以此打压我国，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四是为西方国家打压我国提供了借口。据环球时报报道，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产生的顺差，其中有65％来自外企。中美顺差中至少有60％是美国企业的利润，但美在华企业赚走巨额利润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反成替罪羔羊，美国国内竟出现了“中国偷走美国工作”的指责，借口顺差问题对我国进一步施压。
6、开放型经济运行中的失衡和经济循环问题
我国利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是，由于开放型经济是建立在低起点、低层次基础上的，发展至今，它的运行仍然具有高度的粗放、低效和利益流动极不合理的特征，导致某些失衡现象的存在。例如，内需不足形成内需与外需有所失衡；又如，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有“挤出效应”和“垄断效应”，形成内外资企业发展有所失衡；再如，国内技术的提升却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零配件和核心技术进口的增长，形成国外引进与自主创新生产技术有所失衡。
国民经济部分失衡的体系，其本身包含着国内资本、国际资本、国内外融合资本三个不同的循环体系，都在影响投资、消费、分配、外贸、知识产权和生态环境等，产生着正负经济效应。
(1)从国内资本来说，为了出口就需要大量要素投入，从而加剧价格等方面竞争，但压低产品价格和压低工资，往往又导致国内消费不足，这又势必依赖出口。这是中国低端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经济循环。在出口创汇型发展战略下，国内的企业本身存在着出口的冲动，这有多重原因：一是存在着政策上的导向，包括存在着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二是由于国内技术相对落后，地方出于增长需要在低技术领域的重复投资，客观上导致企业过度竞争，而国内产能过剩造成国内市场狭小的压力，迫使企业竞相出口。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却极大地耗费了国内大量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并在国际竞价的压力下压低了国内的工资水平，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能力的下降，并使企业受制于新一轮出口竞争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量的出口，中国还形成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其原因也是多样的：一者是因为中国企业因自身技术、管理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足，竞争力弱，从而难以“走出去”，一者是因为国际对我国的封锁和打压；等等。由于大量外汇储备的形成，中国出于保值需要购买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企业债券，却一方面陷于贬值的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为国际资本对中国再投资提供了支撑。
(2)从国际资本来说，为了利润和控制中国市场而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享受政策优惠，使用低价资源和较高素质劳动力，获取了高额利润后再进行投资。这是跨国公司通过独立投资和控制中国市场等途径形成的一种良性经济循环。国际垄断资本还通过垄断我国信用评级业，来掌握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进而通过资本市场谋取利益。目前，外资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业和重要经济领域的生产、流通和经营。
(3)从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融合来说，大都是外企以外国的资本、技术或品牌等资源投入，形成合资合作企业以后，利用国内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在国内外销售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这是外资先投资参股、后并购，或者直接在华并购所形成的另一种经济循环。其经营形式在各地区、各领域的发展呈多样化趋势。
应当指出，在后两个经济循环中，我国有大量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被低价整合进合资企业中，其品牌、销售网络和人才，同样被以较低廉的价格为合资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所用，成为国际资本从中国获益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流行舆论则一律称赞为“引进战略投资者”。
总之，目前我国以高度依赖性增长为特征、强调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目标、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损坏为代价的粗放式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内外经济协调发展、特别是“十二五”发展的新形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