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再现中华民族各成员的历史及其缔造中国历史的过程。研究或探讨历史必须依据史料。梁启超认为，史料是历史的组织细胞，分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两类，两类史料各有长短。以往不被认为是史料的随时间推移也会成为史料，应改变只从旧史记载搜寻史料的习惯，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重新鉴定旧史料和建立新的史料价值观。在汉文文献记载较少或没有记载、没有民族文字和文献流传的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应用非文字记录(史料)及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建立新的民族史料价值的评价标准，抢救性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拓展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域，对现当代少数民族史学的建立和研究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但中国多元的民族格局在不同时期都处于不断演变、发展中，各民族不同程度地受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吸引和影响，不断融合到汉民族中，逐渐形成以汉民族的文化内容为主流文化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国历史的书写深受这个特点影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虽受到史家注意并在很多史籍中列专篇记载，但记载极为简略，与少数民族丰富的历史发展过程极不协调。
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多限于有汉文文献记载的民族或有民族文字及文献流传的民族，即白寿彝先生指出的“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停留在汉族史学的阶段”。一些记载民族历史的史书、档案文书、法律条文、碑刻墓志、家谱，反映历史时期民族思想、观念及学术发展的著作、文学作品、奏章文稿及民族账簿、土地契约书、私人书信、游记、笔记等都成了重要史料，对民族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作用。即便这样，有文字和文献记载的民族史研究还是不能与汉族历史相比，那些文献记载较少或无记载、无文字及文献流传的民族占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1949年前中国少数民族只有20多种文字，1950年后逐渐创制了15种，至今使用民族文字的也很少，很多民族虽有文字但几乎不使用或无使用机会，很多无文字民族也从未借用过其他民族的文字，不可能留下文字材料，其历史文化依靠口耳相传、图像或其他形式才得以部分地保留和传承，如何将这些民族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少数民族非文字史料主要包括考古资料即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准确、有效地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料，才能充分开展对文献记载较少或无记载、无文字及文献流传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顾颉刚1935年就指出：“史料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现当代的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尽快复原这些民族的历史，建立新的民族史料价值评判标准，发掘和利用各种形式的非文字记录，开展少数民族非文字史料的研究工作，搜集、整理一些虽然很少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少数民族历史风貌的非文字史料，解读并整理这些史料中包涵和记录着的历史内涵，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史、环境史、经济史及婚姻生活史等的研究提供逆向佐证。虽然非文字史料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但在社会、经济、文化、信息、区域交流等高速发展的今天，各民族的汉化及融合速度、程度都在加快，民族特性及文化特征迅速弱化和消失。对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少、小民族非文字史料的抢救性研究成了亟须展开的工作。
2 民族实物史料是民族史研究中直接而真实的重要史料。包括民族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等反映民族生活、经济、观念等历史状况的遗迹和遗物，很大一部分埋没于地下，由民族考古工作者发掘及整理、研究。
民族考古学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后不断发展。随着考古技术的日益先进，民族考古发掘的实物及揭示的民族区域史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为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修正了一些错误理论和观点。很多民族考古遗物上刻画有文字或记录各民族文字的材料，还有数量众多的反映少数民族先民生活状态和农作物栽培情况的碳化实物等，对区域民族社会的结构、生产生活状况、生产资料及民族文化起源的研究及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民族实物史料是研究民族史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民族考古及对民族实物史料的观察和研究，还能够了解在民族地区生活的古人类自身的进化和发展，检验一些零星的文字资料反映民族历史的可靠程度，对揭示民族上古史乃至古人类的真实发展过程有着重大价值，对上古史事及文献亦有考证作用。
目前，民族考古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在很多偏远的民族聚集区较有可能存在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这些有待发掘的实物史料将是研究民族古代社会史的重要物证，如冯汉骥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文物，应用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出这些文物反映的战国至西汉滇池附近古代族属的社会情况。
在积极完善民族考古的科技手段时，充分发掘、整理、收集实物史料，揭示这些史料反映的民族社会史发展、变迁的情况，再对民族区域的实物史料进行综合研究，整理出最接近民族古代史发展面貌的史料，可以促进早期民族史和区域民族史、断代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民族史的描述，乃建基于历史文献资料之上，建基于民族学资料(包括现存的社会民俗资料)之上，建基于出土文物资料之上。”
民族口述史料是民族史研究中较直白和较易理解的史料形式，需要进行实地收集整理、分类及综合分析、考辨等调查、研究工作后才能获得；有效地发掘、整理口传史料，对还原少数民族的历史片段及生产、生活状况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口述史料有四种类型：
一是访问少数民族中尚在人世的当时人、当事人获得的资料。收集者据其口述获得对过往历史较直接生动及真实的第一手史料。目前，很多少数民族中还有一些经历了近现代重要史事的老人，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是珍贵的史料。这类由当事人亲历、亲见或亲闻后获得的，表现历史过程、场景、细节及结果等内容的史料对近现代民族史研究有重要价值。
二是挖掘在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各类口头传说、故事等获得的史料。这是到民族地区采访有丰富口头传说和故事资源的群众直接获取或接受和使用他人采访所得而间接获取的史料，如早期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采访、收集、整理出版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这类史料包含了民族起源、迁徙发展及生产生活经验、民族斗争及英雄史、定居村落及等级制、民族思想文化、生存环境及生态现象、生产资料、爱情及婚姻家庭等信息。近年来，很多学者收集、整理的一些包含民族宗教仪式、法律惯例、姓氏族谱等内容的口头传说、神话和民间故
事，为民族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民族社会发展史的内容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口头传说或故事中完全获得，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下，综合各类口头传说及故事传达的不同信息进行科学整理、分析、总结等工作，获取汉文献及民族文献中缺乏的早期民族发展史料。
三是各民族世袭宗教首领或社会事务管理者世代口耳相传的民族发展史料，对古代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民族宗教首领或管理者一般是世袭的，享有较高地位和待遇，年幼时随父辈熟悉、背诵本民族及与宗教活动有关的历史，经他们重复讲述及记忆传承的民族史较为固定、可靠，史料价值较高。他们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或民族口头史最直接、最具完整性和连续性的载体，被称为“活着的历史”或“早期口传史学家”，传承内容包括民族起源、发展、迁徙史和民族英雄史、重大事件、丧葬、节庆、祭祀程序，表现民族特性及弘扬民族英勇善战的战争经过、结果、影响等，由在丧葬、祭祀及重大活动中背诵或唱颂表现出来。
四是各民族社会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各种习俗和禁忌。以生产、饮食、建筑、起居、出行、婚丧、节庆、宗教、祭祀等民族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的内容居多，还包含民族交往、军事、贸易等活动时约定俗成的规则，自形成后就被长期遵守和沿用，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民间关于气候、地理、生态及尊老爱幼的谚语、说唱词曲等民族文化的表象和形式，在民族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价值。
民族图像史料是指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诸如绘画、壁画、刺绣图案、雕刻等反映和包含历史信息的资料，发掘和应用图像史料，对拓展和深化民族史尤其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图像史料多分布在各民族聚居区及活动区附近，如绘画、雕刻、刺绣图案等分布在民族村寨的妇女及艺人手中，壁画集中在宗教庙宇、祭祀等公共活动场所，岩画、崖画集中在生活区周围的山崖、墓地、林地中。不同类型及分布地的图像史料的价值不同，内容丰富、形式优美的刺绣图案、绘画雕刻表现和反映了民族历史或文化习俗、生产生活；刻绘在石崖峭壁上、以简单原始的线条或色彩表现的壁画或陶土、青铜模型及图案，展现了各民族人民的智慧，某些画面还保留了该民族早期历史演进的过程和重要战争片段、民族重要事务、狩猎、宴会、歌舞、节庆、婚丧等活动的情景。从图像上还能够寻找到民族器物、建筑、植物、动物、审美、服饰特点和风格等方面的信息，如刺绣图案集中了少数民族妇女日常生活的状态，包括历史故事和传说、生产生活片段、器物类型、飞禽走兽、香花美草、高山大河、溪水森林，以及本民族的祖先及英雄人物、勇猛动物、民族图腾等信息。但这些信息和内容不可能集中在一幅或几幅图像中，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对这些从类型到内容都比较分散的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分析，才能得出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史料。
少数民族非文字史料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很多民族曾长期使用结绳刻木等方式记录民族重大事件及重要的生产、生活活动或账务、经济往来、战争、祭祀、节庆等。这种记事方式可列入实物史料类。但因其留存极少，只能从早期人类学、民族考古学、民族语言学、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等学者的调查及发掘的资料中得到史料信息。
3 “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
建立少数民族新的史料价值观即应用非文字史料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时，要注意对所用史料进行辨别和考证。应从常人不注意的细节如民族诗歌、对唱、人物故事中搜寻史料；对收集的非文字史料进行排比，再参照其他史料和证据核对这些史料；勾勒民族发展的史实，搜寻出已湮没了的历史，使非文字史料最大限度地反映或接近民族历史的实况。
只有结合有关资料对各类非文字史料进行考辨，探寻不同史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发现史料的演变，才能了解民族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如口述史料易受口述者诸如感情倾向、记忆力及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收集、应用时要注意辨别真伪，分析其中易出现“偏见”的成分，再结合实物、图像等史料进行必要考证。
总之，在中国民族史学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重视对民族实物、口述及图像等非文字史料的科学调查、发掘及整理，系统、完整地收集并分析这些史料揭示的历史现象，重视人类学者、社会学工作者、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利用多学科的方法，为民族史研究提供基础史料，也为现当代少数民族史学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目前虽有学者关注到非文字史料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对中国数量众多的既无文字、又乏史料记载的少数民族史研究来说还显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对那些在现代化影响下逐渐丧失民族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的非文字史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及研究工作，更是迫在眉睫而又任重道远!
(选题策划 罗炳良(特邀) 陈朝云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