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于碎片化阅读、碎片化文化的担忧似乎成了不少文化人、教育者的口头禅。在这里，我先奉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一段话：
对上帝的亵渎虽是最大的亵渎，但上帝死了，故渎神者也死了。现在，亵渎尘世，尊崇高于尘世意义的不可知事物才是最可怕之事。
这段话啥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别再骂抖音、头条啦，你嫌人家低级趣味，不够深刻，不就是“亵渎尘世，尊崇高于尘世意义的不可知事物”吗？人家尼采说啦，那“才是最可怕之事”。好歹，尼采是文化人、大哲学家吧？
碎片化的阅读时代，其实从近代报刊杂志的出现就开始了。现在只不过是碎的程度不一样罢了。这样一个文化世界，首先是以感官吸引读者的。直接的、或替代性的感观消费，是读者感受它们的主要途径。在感官、直观的基础上，读者从中得到了知识、审美和有关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这种“传授”不是教育，所以别以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它。因为这个文化世界的制作者所希望的理想阅读是——我们来看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碎片化阅读的大V，大名鼎鼎的《良友》画报的编者是怎么说的吧：
说得幽默点，如果你读本志，无论采取任何一种姿态，或卧读，或坐读，或立读，或蹲读，均无不可。时间更是随便。吃饭时候可读，睡前可读，茶余饭后，舟中车上，皆可看读……至少，这里有一点艺术，有点科学的知识，有点人生实用的常识……人生寿命有限，……本志的计划，便是要使读者于简短的时间，获得多量的知识，是求知的捷径——
天哪，这1933年8月号《良友》登出的“编者与读者”，活脱脱不就是在为80多年后的头条、抖音还有逻辑思维、知识付费辩护吗？当然，这个令正经人生厌的碎片化世界里也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文化的栋梁、科学的名家之类，但是这些名家在读者眼中主要是作为文化消费的著名品牌和一个暂时吸引人的话题创造者而出现的，并非永恒的人生与艺术的导师。一个普通读者完全有可能在转发某科学家以生命报国的消息并发表评论之后就去打麻将了。
和我们在文学研究、文学史文化史的叙述中所熟悉的古典文化的世界、新文化新文学的世界相比较，碎片化文化世界的庞杂图文乃至于视频所构成的文化世界既非古典也非现代，因为其中既有时尚与先锋，也有大量的旧道德陈腐叙事。它看上去似乎是“附庸”式的存在，是一个“抄袭者”，我们既可以在其中同时找到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容，也可以在其中同时算计“日常生活”和谈论国家大事，真可谓保守与现代齐飞，科学共迷信一色。它吸纳一切现成的文化、思想、艺术因素，从而使得它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它既包括了属于各种不同范畴的知识，也包括了属于不同时代和风格的审美因素，同时还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成分。正因为如此，它也不能被概括为任何确定的倾向、风格，它“什么都有一点”，但是又“什么都不会”。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分所属的世界也许彼此矛盾，相互争论，但是当它们来到这个新的世界后却能和平共处，彼此任意组合、拼贴，且彼此之间不形成任何“等级秩序”或“话语权力”的纠纷。所有这些内容、成分、大师、小鬼，在“流量”面前实现了彼此的高度平等。之所以有这样奇怪而“不合逻辑”的事情发生，乃是因为这些所有的成分在进入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都被改造过了，被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可供装配的零件和标签，徒留其装饰性的表象而不再具有背后的深度意义和空间。它们的显现、搭配、组合所依据的也不再是思想、艺术本身的逻辑，而是趣味的逻辑、大众心理的逻辑、消费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就好像电影《红海行动》的胜利绝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胜利，它更是那种类似于游戏中己方吊打敌方的情绪迎合。而电影《建军大业》的票房丰收到底要归功于它所弘揚的“价值”，还是那些参演一线小鲜肉明星的“颜值”？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文化世界，其实有着一个为它量身定做的文化范畴：媚俗。所谓媚俗，源于德文中的kitsch，其本义是指一种廉价、低劣的艺术品，比如许多旅游点随处可见的假古董、仿古小摆设小玩具等。法国学者波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中断言：“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其主要特点就是五花八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他那本著名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原则上是开放的，无偏见的，渴望新经验的;媚俗艺术世界以宽容为特征，而且往往没有规则，原因就在于这种不为任何批评意识所羁束的开放性。”
在这个文化世界里，尽管有着大量的古典文化的元素，但是已不再有古典世界的单纯和秩序，以及对先验理念的膜拜信仰，它多元、多变、祛魅、充满世俗气息，因为这些，我们可以将它归入“现代性”，但同时它又不是新文化的世界里所体现出的那种现代性，不是我们通常谈论的那种拥有总体性目标和终极价值的总体性的现代性。要是模仿王国维描述艺术之“无用之用”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媚俗的世界是“用之无用”。用之无用者，以当下、即时的感官刺激和娱乐放松为之用，只要能达此目的，不仅轻松之事可以拿来娱乐，便是严肃之事也可以拿来作耸人听闻之语。比如各种“不转不是中国人”之类。那些包含了启蒙理性、历史理性的事件和精神文化，在经过一番“过滤”，滤去其沉重的内核后，其“轻盈”的表面就可以被拿来敷衍，而由铺陈敷衍所带来的想象性的视觉刺激，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感官刺激就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伦理、道德、政治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各种终极的理性价值。用之无用者，正是一个平面的化的结构，徒留表面之用，再无其它。
但是，我们不能轻视这样的“平面”和“碎片”。它的平面化不是作为那种立体的深度精神世界之一部分的“表面”，它的“碎片”也不是作为那种总体性现代性之一部分的“碎片”——这就好比煤炭所含的化学元素和钻石完全相同，可是由于组合方式的不同，它们就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因此，“这一个”文化世界是拥有其独立价值的，是煤炭之于钻石的完全独立的价值。
葛兆光在20年前出版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可以作一个设想，假如一百年以后，有一个历史学家来描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想史，而他依据的仅仅是当今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讲话、经典作家的著作，官方报纸的社论、经过认可的档案、新闻发言人实现准备的讲稿，那么，他笔下出现的将是一个与我们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似乎每一个人都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里穿梭火灾书斋、讲堂里沉思。可是，如果他依据的资料中还包括了现今报摊上流行的通俗读物、歌厅中流行的通俗歌曲、胡同里的三老四少聊天时的公众话题、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关心焦点，那么，也许他笔下的思想与今天的生活更接近些。
要是今天，葛先生这本书再版，他应该还要加上各种微信推文、抖音上的视频、直播间的热门主播以及电视与网络综艺——这些都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啊。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世界，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自觉的观念、意识层面，接受和创造的是浮在水面上的标志性的、体系化的精神文化世界;另一个层面则是自发的一般心理、兴趣好恶、无意识、潜意识的层面，接受和制造的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零散的非体系化的精神文化世界。媚俗文化世界属于后者，而且其发生与转型恰恰具有更加深远的“长时程”的历史意义。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总体性现代性的層面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通过激烈斗争实现的。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针对“古典性”的“祛魅”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相互的论战、彼此的批判。在此过程中，总体性现代性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姿态，立新的前提正是破旧。这个我无需举例。而在媚俗文化的世界中，现代转型的过程却要平和的多，没有经过任何刻意的斗争，没有砸碎殿堂里膜拜的旧偶像，而是在它周围盖上了许多新房子、添上了许多新摆设，将这神圣的“魅”和其他不是“魅”的事物随意地混置于一处，将“魅”变成了可资观瞻的风景之一，从而巧妙消解了“魅”的身份，让“魅”虽生犹死。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总体性现代性、严肃的文化世界所代表的现代转型尽管在显性层面上表现出激进的姿态，却在深层的内在心理上依然和古典性保持着某种联系——他们眼里的世界同样存在着终极价值目标——尽管这种价值目标的内容与确立方式已经改变。他们一方面抨击着“文以载道”，而在另一方面又实行着改头换面的各种“文以载道”。而媚俗文化世界的现代转型却正好相反。尽管在显性层面上它们依然保持着和古典文化世界的联系，但是在隐性层面上，媚俗文化世界却暗含了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其五花八门、杂烩拼贴、平面直观给读者带来的暗示正是：这个世界不再单纯、不再稳定、它分裂为一些完全不同、各自平行的、彼此“毫不搭界”的世界，而我们通过超链接穿行在这些平行世界里，不停地进进出出，由此我们的生活也不再被统一的意义所包围，它同样是以拼贴组合的方式来安排的，被分割为一个个不同的“时间单元”，比方说上班、逛街、美容、健身等等。同时在这个世界里，只有“眼见为实”，只有感官感知的一切才是真的，其他一切思想的道理、理念之类都是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其然”已经足够，“知其所以然”不再是全体民众皆须参与的有着神圣意义的仪式，而仅仅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职业要求而已。这种虚实的判定和古典型社会正好相反。在古典型社会里，理念世界才是实在的，而实用世界却恰恰是“虚”的。这正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最为内在的一种变化——尽管大多数当事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当我们以现代性来统摄中国近100多年的历史时，当1985年中国文学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无疑是在昭示着一个新的长时程历史阶段的诞生和延伸。所谓“长时程”，它意味着在这样一个阶段，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是深刻的变化，但是在它的最深处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稳定结构。而中国近100多年来的历史，尽管发生了不止一次的社会文化转折，并由此被区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观照之，它们应该可以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历史的长时程中。然而，如果仅就总体性现代性而言，由于它是有不同价值目标系统所构成的“不同颜色”的旗帜——这一百多年来作为长时程的特征却并不明显，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社会的每一次转折都声称自己成为“里程碑”，或者开创了“新时代”。当“五四”文学革命革了清末“小说界革命”的“命”，当瞿秋白声称要再造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从而又革了“五四”的命，当“延座讲话”的发表成为奠基当代文学的里程碑，当1949年以前被统称为“旧社会”，当1953年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冠以“史无前例”，当1978年底的改革被视为又一次“革命”，当1992年、2017年都成为重要的年份标志——长时程的历史观对于近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似乎完全失灵——因为我们好像在不断跨入“新时代”。也就是说，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我们不过经历了一个“古典”的“长时程”阶段，而短短的20世纪到21世纪头20年，却让我们经历了好几个“划时代”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当我们深入到中国现代性之不同颜色的旗帜之下，我们更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充满了独断论，多元、理性、个性、自我等等现代性的标志总是模糊而脆弱——如果将此作为历史之“长时程”的基础，确实难以自圆其说。
而从媚俗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近100多年来的历史，则会发现一种高度的稳定性。从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现代媒介、现代出版、现代报业的发展而来的媚俗的发生，到1949年它们在大陆的暂时中断，从40年前它们的“卷土重来”，到今天由印刷时代到电子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由文字时代到视听时代、乃至于即将到来的沉浸式虚拟现实（VR）时代的形态转变，这一文化世界秉持的意志是同样的基本的组合原则：杂烩、拼贴、平面化。特别是当它在被压抑了数十年之后的复活，未有学者的呼吁、宣言，也未有任何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推动，却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占领了普通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尽管其中内容变化很大，阅读终端也变得面目全非，却依然保持了和过去基本相同的显现方式和美学原则，提供给读者的也依然是相同的知识模式。除了谈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方式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而显得中规中矩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近现代媚俗文化的延续。比较一下《读者》、《青年文摘》、《知音》、《今古传奇》这些杂志，比较一下更新更近的今日头条、抖音、咪蒙这样的新闻APP、短视频APP和微信公号，其组合方式、审美形态、知识系统和80年前、100年前的《紫罗兰》、《万象》、《红玫瑰》、《礼拜六》又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越来越普遍、彻底、手法多样的拼贴和切换吗？由此，长久浸淫其中的读者、观众将这样一个世界视为理所当然——一个和古典、安宁、稳定、执着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嘈杂、多元、变化、游戏的世界——它有活力、有趣味、有刺激！媚俗文化世界在大陆长期中断之后的轻易复活更是说明，即便在它中断之时，受到近现代通俗文化媒介熏染的读者们所形成的这种潜意识层面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稳定，并悄悄实现了积淀和延传。
所以，一个碎片化的、媚俗的文化世界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是每一个人的文化，是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直接显现，它告诉我们迈入现代世界的道路不止一条，人们并不是跟在精英的屁股后面走进现代的，他们不靠深度思想体系的变革照样可以实现对世界的构型认知的根本转变，而且还转变得更彻底。这样一个世界为奠定中国进入一个新的长时程的历史阶段所必须的长期稳定的心理和文化根基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不知您看完这篇文章后，是否会对此有所感受？
金立群，文学评论家，湖北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