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火，是由祭祀社神的仪式综合其他祭祀及岁时仪式发展演变而来，在生存需求与艺术审美功能一体的情况下，形成了娱神娱人的民俗文化。在远古人类的主要聚居地与古代农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甘肃，社火历史非常悠久，文化极其丰厚，而各个区县又有不同。这一文化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既留有古风，也兼有发展。无论在省会兰州还是诸县农村，社火表演至今仍年年上演，老老少少有的参与其中，有的乐在观赏，是西北独有的民俗现象。
[关键词]社火 农业 祭祀 甘肃 兰州
一、甘肃及其省会兰州史地概况
甘肃以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而得名，由于西夏在其境分置十二监军司，甘肃为其一，至元代设甘肃省，故称甘；又因在陇山以西，唐代在陇山西设置有陇右道而简称为陇。甘肃位于黄河中、上游。俯瞰这一片厚重的黄土地，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山川交错。西南有祁连山、岷山和秦岭山脉，严峻高耸而连绵，是与青海、四川相隔的天然屏障，西北浩瀚的沙漠和合黎山、龙首山、六盘山，与内蒙宁夏划界：东南莽塬、山陵与陕西相邻。远古时期这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是稀疏的草原环境。低凹地带丰富的水源，高山地区茂密的灌木丛，台地上疏松的黄土，灌木、草地上生活的多种动物，为原始人类生存提供了天然适宜的环境。据考证，早在七千年以前，伏羲氏部族已繁衍生活在今天水一带；华夏先祖炎帝和黄帝之根在西北黄土高原，其出生地正在秦陇渭河流域：西王母——与玉皇大帝比肩的瑶池老母——居住于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是中华本土文化的原始奠基人之一。因此，甘肃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是形成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古甘肃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境内有氏、羌、戎：秦汉时期，河西走廊有月氏、乌孙、匈奴；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氏羌、鲜卑等先后在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也在甘肃境内居住活动；至宋代，党项羌建立了西夏政权。至今，甘肃包括汉族在内有近五十个民族，各族血脉文化相交通交流，民俗民风互相影响，形成多文化灿烂的景观。
甘肃省省会兰州，古称“金城”，取其“固若金汤”，谓其坚也。商周时期，金城为西羌居地，秦代为陇西郡管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金城郡。隋开皇初年，以皋兰山取名，废郡立州，始称“兰州”。兰州地形主要是由黄河冲击而成的大片河谷盆地、绵延起伏的山地和黄土沟壑组成。同甘肃整体地形一样，甘肃的省会兰州同样狭长。南侧是祁连山的东延，北侧是黄土沟壑，黄河从中缓然流过。从历史上来看，兰州既是移民城市，又是一个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相融合的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城市。地处四山环抱的狭长盆地，黄河穿市而过，形成了保守和开放参半的市民意识和文化精神。
二、传统农耕文明下的祭祀仪式与社火的由来
甘肃原始文化，包括狩猎、农业、牧业、制陶等物质文化和巫术、图腾、宗教以及婚丧等精神文化，在我国的原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从甘肃原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可以看出，陇原大地，特别是渭河流域，实为华夏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造就了甘肃悠久的农牧业历史，决定了陇原以农牧为本的经济结构，从而也形成了本土文化的某些特征。土地是物质生产与收获的基础，崇拜土地神，向土地神定时祭献，是农业民族头等重要的大事。在甘肃农耕文化中，祭天、祭先农、祭山川土谷等神的仪式发展很盛。并一直演变留存至今。
1、社神与火神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祭祀社稷——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憧憬农业丰收。社，相传为土巨龙《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上》与《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均有相同的记载。传说时代的共工“人面蛇身”，掌管“百工之事”。其子句龙专管农业生产，懂得栽种谷物及其他作物，遂被人们尊为神氏，谓之“社神”。商汤时因为大旱不雨，曾亲自“祷于桑林之社”。继周代“封土立社”之后，民间形成了祭祀土地神的节日——春社和秋社。秦汉时期，一般将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分别大约在春分与秋分前后)定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春社时，人们祭祀土地神，祈求奉陪的雨水保佑五谷丰登；秋社时人们再次祭祀土地神，回报土地神的恩德，祈求土地神的永远庇佑。春秋战国时，人们一般将腊日(汉代后定为冬至后第三个成日)视为国家祭祀宗庙社稷的主要节日，有祀社之俗。至魏晋南北朝时，社神信仰盛行。《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荆楚岁时记》：“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食其胙。”所谓“社”，最初也是某种聚落，就是中国古代村落的雏形。《礼记·祭法》：“大夫以下包士庶威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汉书·五行志》：“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甘肃《重修镇原县志》古者二十五家为一社，邻里乡党以谋其公共之事者也。
从历史遗迹来看，甘肃农村的“社”位置均在农村东口，是用土筑起的土堆，形状像土塔，周围种植松柏等。社祭即是社火的起源，社火是社祭的演变形式。另外，在甘肃农村，人们认为社神于每年腊月二十三向上天言人间罪状，玉帝将视其说治罪，因此敬献糖食，企图把他的嘴黏住，不让他告状，或者让他说甜言蜜语请求玉帝赐福人间。这一习俗即使在今天的城市家庭年节时俗中仍有体现。
“火”，即火神。先秦社神无独立神格时，往往与火神混而为一。《淮南子》《古周礼说》《说文》等皆以炎帝、祝融等古代火神为社神。汉民族中火神崇拜有流派之分，一般以祝融为火神。据说他本是颛顼氏的后代，帝喾当政时，官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乃命曰“祝融”，死后为火官之神。又相传，大禹的父亲鲧偷窃了天帝的息壤，天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成汤伐夏桀时，天帝令祝融降火于夏城，帮助成汤灭夏。在后世的民间传说中，祝融常以女子的形象出现，称“祝融夫人”。此外，民间俗信亦有以炎帝或燧人氏为火神的说法，如谓远古时燧人氏钻木取火，使人类进入熟食阶段，后人尊为火神。而以炎帝为火神，似乎更为可考。然而至今学界仍没有统一说法。
对甘肃汉族来说，火神仅仅是一种观念，既没有确切的形态，也没有尊奉火神的庙宇，但是确信有火神的存在，特别认为或是上天来的，名为“天火”，是神灵。民间认为最早的火神是太阳神的随从，后来伏羲、炎帝、黄帝也附有火神的属性。甘肃有祭火的习俗，凡乔迁之时，第一桩大事是“进水火”，并有专门的仪式，从老庄上引火点燃新庄社火、炉火，并焚香，发生日月食时要点燃火箭：家有火灾也
要祭祀火神。至今，年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街道上都会燃起一堆堆的篝火，大人孩子们一个接一个从一米多高的火堆上跳来跳去去，既是除旧迎新，也是岁时娱乐，更是火神祭祀的存留的古风。甘肃《平凉县志》载：“二十三日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火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火”也是“以火祭社”的意思。《史记·封禅书》记毫人谬忌奏请祭祀“泰一”神，其中正月十五日祭太一神最为隆重，从黄昏开始，通宵达旦。《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后来火祭的形式逐渐演变为花灯祭，才有了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陇原却仍保留着闹社火的习惯。除此之外，“火”也有节日期间燃灯烛，点旺火，贴红纸，火爆气氛的意思。
2、驱傩、腊祭、打夜胡
“傩”。是先秦驱险恶鬼邪魔疫疠的祭祀。《论语·乡党》：“乡人傩。”《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甘肃敦煌遗书p3552记载“除夜驱傩之法，出自轩辕”与岩画傩舞相吻合。可以推知傩(不知当时是否称“傩”)萌芽于新石器晚期而作为宗教信仰产生于周代。《周礼·夏官·方相氏》详细地叙述过北齐岁末傩仪的盛大与隆重：“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末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唐以后驱傩的次数减少但内容有所发展。敦煌遗书中保留了较完整的唐代驱傩的文化内容。原始驱傩是先民扮作百兽，至汉代已有歌舞相伴，至唐代则加上新曲新词。甘肃黑山岩画及原始神话，敦煌傩歌，驱傩仪仗均可见古风。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了汉代专门在腊日——冬至后第三个成日——进行的傩祭傩舞，与《周礼·夏官·方相氏》中相同，可知大傩在腊月举行，是为了在阴气最旺，阳气最衰微的时候赶走侵害人体的寒阴之气、鬼怪污秽。两汉以后一方面仪式更加盛大，另一方面皇帝要亲自参与仪式，并象征性地去田边地头劳动，这使得傩又带有了劝农耕稼的目的。
至宋代，民间盛行“打夜胡”风俗，可以看出是鄙俗化的大傩仪式。原来专掌管驱除瘟疫的方相氏及其役从，已经由贫民扮演的民间诸神取代。《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条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五人为一伙，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崇之道也。”
腊日在甘肃为除夕之日。驱傩仪式自宋以后不再是庄重严肃的典礼，越来越多地带有民间自娱性质与游戏形式。原来大傩除旧布新、驱逐遂祟、劝农耕稼的目的被淡化处理了。由“傩”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与社火之间存在历史性的联系：一，从“傩”举行的时间来看，最晚到清代，民间的“傩”不再局限于腊月初一至二十四，有的地方在元宵节仍然有“傩”仪举行，这与社火表演的时段刚好对应；二，从“傩”的表演地点来看，最晚到宋代。民间的“傩”已经采取与现代社火作场表演类似的形式了；三，当“傩”附加上艺术欣赏的目的之后。“傩”的职业化倾向正好让社火团队有机会衍生：四，从“傩”的表演风格来看，宋代的“打夜胡”的游戏倾向已经与社火的表演风格完全一致了。
3、春官说春
季冬驱傩之后，紧接着的节气是立春迎春。迎春仪式最早起源于东汉时代。而先秦孟春之月就有籍田之俗，天子要在吉日向上天祈求五谷丰登。而仲春要择吉日祭土地神，《吕氏春秋·仲春纪》“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裸。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季春之月更是有傩祭之俗。《吕氏春秋·季春纪》：“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并于月末选择吉日，举行大规模的音乐舞蹈汇演，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前去观看《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立青幡，施土牛耕入于内外。”到唐代迎春仪式由官方转入民家，成为以民众为主体的节日庆典。甘肃《重修灵台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当地官员命令召集各里、各甲的杂业人等，分别扮作七十二行，并按照职业分别穿上相应的衣服，装扮成不同的故事，然后聚集到县署大堂听候点检，称为“社(伙)火过堂”。这正好与社火在甘肃农村的别称“耍故事”相呼应。
腊八过了之后，甘肃东南部还出现春官说春的习俗。一些能说会道的农民穿上新衣，带上皮帽，肩上搭着钱袋，怀抱五彩丝缠绕的木雕春牛，结伴而行，一边唱《春官歌》一边发节气表，走乡串村，讨要赏钱。人们叫这些人为“春官”。在西和县，春官有自己的组织，设“春官头”，出行之前，所有春官到春官头家里商量出行路线、摆设香案、上供木雕春牛，每人向春牛三叩首。陇南的两当县、徽县等地，春官活动不同，他们不到处活动，而是在立春之前集合在当地广阔场地扮演春神戏，举行迎春仪式。一般由村头组织，村民捐钱。仪式由祭春、闹春、看春构成。祭春用猪羊献神，闹春由全村人即兴嫱戏。看春由春官数人扮演神话故事。其中“看春”一部分，与社火的别称“耍故事”正相对应。
4、花灯代火
关于花灯与元宵节。有一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
相传汉武帝有宠臣东方朔。一年冬天，连日大雪，东方朔到御花园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发现一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她进宫以后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比平常更加思念家人。既然不能在双亲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于是东方朔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城里人人自危。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送往皇宫禀报皇上。汉武帝接来一看：“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想了一想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经常给您做汤圆，做得好，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到了正月十五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亲人团聚。如此热闹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下令之后每到正月十五
都做汤圆供火神君，全城挂灯放烟火。
这大概只是传说，并无考据。元宵张灯各地皆有。旧时甘肃，一些县城要举办“鳌山灯会”，此俗自宋代始，由中原传来。通常在县衙门口堆起假山，由上而下分布玉皇大帝及列位仙班。从正月初四开始点灯，一直长明，至正月十六凌晨方才熄灭。每天从早到晚，人群川流不息，香火缭绕不断。特别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各地社火登场，均在鳌山旁边进行演出，人头攒动，烟气缭绕，钟磬锣鼓之声不绝于耳。甘肃《高台县志》：南后街三宫庙顶设鳌山灯蒙纱幔，绣吉庆字。《静宁州志》：遇丰年亦制螯山，放烟火，斗高台，鼓吹喧阗为乐《文县志》灯月交辉，春城不夜，游人杂沓，笙歌沸腾，彩船、狮灯、龙灯诸戏，至夜阑方止，至玉虚山，列灯蜿蜓如火龙照耀。元宵节还要“玩灯”，目的是为社火服务，随着华灯初上_各地社火也就粉墨登场。
5、总结
从以上的民间节岁活动来看。社火融合了多种传统仪式与艺术表演形式，由最初的农耕文明中因自然崇拜而进行的祭祀活动，渐渐简化庄重，诙谐娱嬉，成为甘肃民间年节必不可少的演艺活动。没有社火何来年味?社火在甘肃历史悠久，保存完整，又有发展。“社火”一词虽最早始见于宋代——《东京梦华录》云六月二十四日，欢口二郎神生日，二郎庙前露台上设乐棚，有“社火呈于露台之上”——但在甘肃敦煌遗书中早有新石器晚期的原始雏形的记载。在甘肃各地方志中每每可以惊喜的发现有傩仪、迎春、元宵以及成熟社火形态的记载。甘肃《山丹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东郊，师巫、社(伙)火、杂戏百陈，庶民纵观之《洮州厅志》记载(正月)初五、初六。乡民行傩礼，扮演故事。元宵，观灯，演社(伙)火。《皋兰县续志》记载：元宵前后庙宇设布棚，盛张灯彩，通市悬灯剪彩。十三日，谓之“试灯”，十七日，谓之“残灯”。作粉粢，馈元宵。花爆萧管，彩帐锦棚，龙灯竹马，秧歌社鼓，侈丽甲于陇右。《武威县志》记载：元宵，四市悬灯，杂扮花鼓、高撬(跷)，演百戏。《永昌县志》记载：自十三日至十六日，竞张灯火，花爆，童子歌舞，游戏。《平番县志》记载：十四日夜，悬灯街巷，或讽经，或演戏，或扮故事，跃舞通衢，十七日止。《甘州府志》记载：元宵，通衢张灯，民户以线密缀香火于小松树上，名曰“火树”。龙灯、竹马，歌踏街市，以庆丰年。《和政县志》：遇丰年则扮演社火，即古乡人傩之遗意。甘肃《永昌县志》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东郊，邑人装古事，吹豳击鼓。《重修镇原县志》记载：今迎春之礼，久已废除，而镇远八镇，由正月初以至灯节后，农村扮社火，锣鼓喧闻，旗帜飘扬，各有固定之里居结合之团体，所以联情谊、驱时疫也，乡党所谓乡人傩，其即此类乎。且有：盛花袍，结队击社鼓，扮神鬼。《岷州志》记载：立春前一日，里民具春幡，扮故事，日“社火”，并赴公堂演春，乃迎春于东郊。《重修灵台县志》民众演社(伙)火，又级乡人傩之故事，盖皆俗例使然也。《皋兰县志》十六日，出游村外，取禳疾之意。……比比皆是，仅略举而已。
三、甘肃兰州地区社火的景观
甘肃地处狭长，地理跨度较大，虽各村、各镇、各县、各市都耍社火。却组织形式相近而内容差异很多，无论扮相、唱词，人物设置均有不同。相同的是一般社火都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每年春节，群众以“社”(若干个自然村联系在一起的敬神和娱乐团体)为单位办社火。这是一年中市镇乡村的大事，准备活动开始的很早，一般从农历腊月，即十二月二十日左右起，服装和乐器等需要购置和更新，“武艺”需要演习而曲调需要练唱。农村里特有的能工巧匠全部上阵，各尽所能为社火准备道具与模型。这些都是群众自发组织的，由“社火头”领导，也就是会首。在“社火头”的带领下，资金全部由群众自己筹备。正月十五夜，家家会准备上等的烟酒、糖果瓜子、红包彩缎给社火队成员分享。准备社火与放置社火器材的地点一般叫做“社火会”或“社火摊”，大都设在庙里，有专门放置社火器材的房间，平时封闭，视为禁地，带有神秘意味，应该由原始的祭祀风俗而来。旧时，社火班子先要带领社火队伍到本地社庙烧香，在正式演出之前，周边村社的社火先要集中到本村所敬奉的“方神”庙里演出第一场。
社火表演分为白天的明社火和晚间的暗社火。在甘肃庆阳地区，明社火是指车亭子、马故事和高跷，暗社火是指晚上的地故事。在兰州城区，社火都是在白天进行，阵仗庞大，队伍很长。社火来了，锣鼓喧天，整个城区都可耳闻。一般大年初二的早上。人群就将社火队伍要经过的街道里一层外一层地围住，孩子们骑在爸爸的肩膀上。为首的“春婆”或叫“臭婆”，由男人扮作丑老妇，浓妆艳抹，嘴角大粒黑痣尤为明显，嘴中还叼着烟袋，故意扮些娇媚的神态来引逗观众发笑。之后跟着的一般是旱船、高跷、舞龙、舞狮。铁芯子和太平鼓是兰州社火与其他各地社火不同的地方。铁芯子用铁棍做骨架，外表装饰有树枝、花朵、彩绸，架上“站着”扮成各样戏剧人物的小孩，或并立，或倒卧，有几米或十几米高不等。铁芯子讲究安全，又讲究工艺设计，强调高、险、美，给观众摇摇欲坠的惊喜感受。铁芯子的传统剧目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白蛇传》中的人物及八仙人物等。太平鼓是兰州社火特有的节目，也单独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意义的艺术表演形式，紧接着铁芯子上场，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辞源》中太平鼓条这样写道：“太平鼓，鼓曲名，宋徽宗祟宁，大观问，京城内外街市，有鼓笛板拍演唱，称为打断，政和初年，官令禁止，民间乃改称太平鼓。”《重修镇原县志》记载：新正无事，儿童击鼓作乐，咚咚之声，远近皆闻。太平鼓亦称“腊鼓”、“长鼓”、“单鼓”，也有人称其为“羊角鼓”。鼓框为杨木制成，成桶形，两面蒙牛皮，用银色铆钉钉实，上有扣环和把手。鼓身长70厘米左右鼓面直径40厘米，鼓重9—19公斤，鼓身颜色以代表吉庆的红色为主色，也有黑色鼓身的太平鼓，但今日少见。鼓的两边画有黑色的方形花纹。鼓身绘有中华民族图腾龙的造型，一般都为双龙戏珠图案，但也有绘制凤凰图案的。兰州太平鼓的鼓面描绘有玄妙的太极八卦图，大小基本占据了整个鼓面。兰州太平鼓打鼓时一般不用槌，而用麻绳拧成的鞭，鞭长约65厘米，表演时动作刚劲潇洒。太平鼓的击鼓动作融进了民间美术成分，幅度大，力量强，忽而擎鼓至头，忽而抡鼓落地，骑鼓腾跃，前打后击，表演难度较大。鼓队一般以牙旗(也称压鼓杆)作指挥，锣跋击节，鼓身飞舞。三者起落有序，场面十分壮观。太平鼓队的指挥，也是太平鼓表演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根据鼓队人数的多少，太平鼓队会增加人数不等的副指挥，他们手中的牙旗要略微小于主指挥的牙旗，但主指挥只有一人。在震天动地的鼓声中，上百名鼓手忙而不乱，队形不断变化，鼓手们排出种种阵法，令人目不暇接。鼓队行进到重要
地点，观众多而地方宽敞，指挥者猛然挺身而起，高举牙旗大幅度挥动，锣跋齐鸣、鼓手刷地运鼓过头、右腿高踢，鼓鞭从腿下击去，正中鼓面，三个动作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是太平鼓中最为震撼有力的击打方法，看客们无不为之喝彩较好。
在兰州近郊农村，社火则都在夜晚进行，古风留存得较完整。届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家还可以将社火队伍请进门，在家中进行类似于驱傩的仪式，旧时给社火队年节食品“油果”一大包作为答谢，今日应该是以钱物来代替。社火所到之处，大人孩子尾随不止，欢笑喧闹，是年味最浓的时候。
在甘肃的其他地方，都有各地有代表性的节目。天水的“魁鳌”，人身鬼面，跛脚，身穿官衣，头戴官帽，手指墨笔，边走边舞。相传谁被他点中，谁就有机会高中榜首。张掖市区及城郊一带极其古老的“野人社火”有扮西王母者，虎齿豹尾，披发若兽。秦安的“跑旱船”旱船制作极其精致，其形态大小相当于江南小蓬船，点缀纸花绣球，船坊两侧配以彩画诗文，一般一对船和一个艄公。上演的是相公小姐的爱情故事，旁侧还有十几个骑纸马的小孩子跑前跑后以助阵。庆阳民间秧歌注重形式，含有巫术、禁忌、祭祀等神秘文化因子。其他如酒泉“地蹦子”、张掖“跑仙鹤”、民勤鳌山灯会、镇远“戎狄遗风”的“马社火”……各地风格不同，饶有趣味。
四、社火文化的保护与留存
社火在甘肃历史悠久，对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重大意义，民间群众自我表演、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自我陶醉，没有严格的条律，任何民间艺术形式都可以被吸收和加以利用。广大陇原群众乐在闹社火、办社火、看社火。没有社火就没有过年的样子，就没有过年的气氛，社火已经在民众中深深扎根生长。与此同时，社火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社火表演的内容和形式由最原初的状态被改造的丰富精致，社火表演与商业、旅游相联系，作为民俗艺术成为表现地方文化，加强地域认同，发展地方经济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在各个地方社火却开始呈现衰落之势。《人民日报》2005年载：社火，上世纪中期，在甘肃社火最为集中的兰州地区，逢年过节，表演手法多达五六十种，扮相超过100种，可目前保留下来的均不足半数，许多村庄已经多年没有组织表演社火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如今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社火演出依靠中老年人表演。即使组织了，也缺乏观众：另一方面是缺乏资金。除此之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失去农耕意识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小，社火表演失去了信仰层面的土壤。还有，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深入乡村角落，乡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产生了自卑意识。近年来，兰州市委市政府主办，兰州市新春社火精品展演暨甘肃省“文化春节”社火表演比赛，掀起了社火表演的热潮。但政府挑头将社火艺术统一化规范化，反而使其丧失了本真的传统趣味，古风不保。“社火头”一代代逐渐消亡，农民没有了带头人，扮社火的积极性也就大大减弱。现代人缺乏对传统艺术的认知与欣赏力，导致社火表演渐渐丧失了受众。这一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正在走向消亡。虽然年年闹社火，但谁能保证社火不会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渐渐被抛弃在大众真正的兴味之外而只成为一种鸡肋式的仪式?社火不会回复到最繁荣时的面貌，但我们又将如何最大程度上地保存“真的”社火?这仍需要政府与群众的真正配合与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