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促进两个不同主权地区边境发展的新模式，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与实验。本文将从中国国内外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依据、方法、概念、特征、类型、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以便相互比较和借鉴。
关键词：跨境经济合作；中越跨境经济合作；文献综述
跨境经济合作在实践中起着连接两国经济、维护边境稳定、促进本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必要性、重要性、现状特征、发展模式等影响因素进行了积极、深入的研究。
一、各国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核心问题是边界的问题。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一套能够解决边界地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转换为有利影响的办法，该问题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重视。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境经济合作区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和资本总量迅速增加，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边界贸易影响较大，因此西方学界开始就边界领域进行研究。学者们主要运用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通过探索和研究得出其对资本流量和贸易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投资理论为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边界对边境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具有双重影响：显性和隐性两方面。因此，一方面想要达到促进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可以通过取消非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降低关税税率；另一方面，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鼓励企业进驻跨境投资，能够减小边界领域对贸易、资本流动的阻碍作用。
从国家组成要素、国家发展历程、国家边界对领土的作用等角度分析，首要考虑了边界的防御、政治、法律的职能。Daniel & Stillwell（1963）认为国家法律体系和主权的分界线的载体就是地域边界。由于作者认为在贸易领域里边境地区主要表现为封闭性，因此它对经济的发展是毫无好处的。此外在早期的研究中在研究边境地区的时候，学者们主要着重研究社会政治因素对边境贸易的影响，即在影响边境贸易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影响小于国家的政治影响。
对于边境区位这一领域的研究，西方学者们主要根据区位经济理论，传统的增长极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依据进行研究。传统的区位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A·韦伯提出的，区位理论是关于不同主权区域的人们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学说。在研究边境问题领域上，当时人们主要强调边界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研究所要遵循的唯一原则是国家的主权与安全问题。Hoover认为影响两国接壤地区的市场变化的隐形因素就是边界，边界附近产品成本增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各国之间的关税，造成了地区之间产品销售网络渠道的阻断，提升了产品的运输成本。Ratti（1993）认为，边境是经济合作的障碍，而且边界问题必须涉及到两国（多国）的法律、财政、经济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将促使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更加延长。Henk Houtum（1999）强调空间是均质的，由于边民尚未能够利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给定的资源不能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最优化的配置，使得边境地区的空间可达性大打折扣，最终导致均质空间成本远远低于其摩擦成本。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均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扩散，实现辐射式发展。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当做增长极，以使它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周边区域与增长极地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对周边有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影响。以增长极理论为理论依据，1974年，Gendarme研究了边界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导致边界两侧区域不能充分利用资源互补的优势来发展各自经济的主要原因是来源于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存在。Gendarme指出在边界地区两侧的成对边境地区，由于中心城市增长极的扩散作用的猛降因此导致两国的边境地区均成为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另一种情况，其中一个地区为欠发达地区、另一个为发达地区。由于边界的自然存在使得增长极的扩散作用发挥不出去。不同于国内增长极，即使不受国家主权制度的限制，但由于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增长极更多地表现为极化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是由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和波特（Miclacl Porter）为代表在20 世界八九十年代创造的，这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以Krugman为代表。对于边境区位这一领域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对其有以下的两个很重要的结论：一是开放边界条件下的贸易自由化，使公司国际市场的供应和销售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这将影响到国家层面上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二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减少了国际贸易成本。Livas（1996）和 Fujita（1999）认为在开放边界的经济体中，区位指向是外向的；在封闭的边界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是内向的。Hanson（1996）认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将边境地区变成两地共同的贸易中心的趋势，称为“中心边境区”转化，因此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推导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结论。Minghi（1983）提出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边界效应，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应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HenkHoutum在1998年开始研究综合经济地理学。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人们开始关注次区域经济合作（增长三角），东亚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研究。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在1989 年倡议构建一个产业、投资和贸易互相协作的经济合作区，试图建立新-柔-廖经济开发区，即“增长三角”，该合作区的主要功能是统一上述三个地区的内部市场。该三角区建立后，区内生产要素或产品服务的交易成本有效降低，促进了生产因素在区内流动，有效带动了合作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Robert Scalapino对自然的经济领土进行了定义，即跨越政治便捷的自然经济互补性。
近年来国外学者们开始从微观经济机制方面的问题上去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以欧洲康斯坦茨地区的跨境经济合作实践为例，2000年Joachim Blatter认为非政府间与政府间专业协会的制度安排对跨境经济合作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之一。L. Alan Winters 和 Maurice Schiff（2002）从研究两个相邻国家的历史演变进程，彼此间的信任的以及两国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出了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地区的发展造成影响的各种相关因素。2001年Gordon H. Hanson对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城市 Pairs进行了分析并找出跨境经济合作活动跟交通成本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以下结论：昂贵的交通成本将阻碍跨境经济合作活动的顺利发展。
二、我国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
总结中方学者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合作内容和合作方法两个方面。
（一）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容方面的研究
学者们从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背景、意义、概念界定、特征和功能等领域进行了研究。李光辉对建立中越跨境合作区的背景、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界定、战略意义、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中越跨境合作区的内涵及功能定位，以及建立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步骤。马博对跨境经济合作区进行了概念界定、阐述了其意义和特点，最后提出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步骤。袁晓慧分析了跨境区域合作的特征、跨境区域合作形成的原因以及对跨境区域合作进行了分类。徐霄天认为合作区在跨境经济合作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另外他还指出合作区在跨国经济合作中具有四种作用：（1）合作区的优惠政策对邻国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最强；（2）合作区的良好投资环境能使三资企业发展最快；（3）吸引国内资金参与跨国经济合作的实力最雄厚；（4）合作区的合资合作企业的市场最广阔。最后文章强调跨国经济合作是中国边疆地区经济振兴的发展源。汤建中等对边界及边界效应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各种边界类型的特征，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指出国际经济合作的边界类型可以分成封闭性，半封闭型和开放性。王娟首先阐述了跨境经济合作的特点，其次介绍了其功能合作原则以及管理模式，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构建东兴-芒街跨国边境合作区对中越两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后在论文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构建东兴-芒街跨国边境合作区的相关建议。
在对于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的问题和加快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研究中，刘建文和雷小华认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作者深入分析了广西“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景、存在问题，并提出加快建设的对策建议。代焱森则分别选取黑龙江省的黑河市、绥芬河市和东宁县，吉林省的珲春市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四个地区与俄罗斯边境地区跨境经济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证了促进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的对策与建议。袁晓慧和徐紫光提出了跨境经济合作区的三个选择原则：一是跨境两国政治关系良好，跨境双方国家地区合作愿望强烈。二是要选择拥有长期跨境往来的历史积淀的地区并且目前在边贸等领域进行各种跨境经济活动。三是要选择能够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腹地支撑，即口岸所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
（二）跨境经济合作区合作方法的研究
学者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主要运用方法有SWOT矩阵分析、实证分析、可行性分析以及合作博弈分析。
李红等人通过SWOT矩阵，分析了中越边境区位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重新认识、评判、再造中越边境的整体区位优势；（2）对优势的反面即劣势也要客观评价其逆转的条件，并采取设立两国政府，当地政府领导人定期会谈等扭转型策略，趋利避害；（3）开展更紧密的边境区域、次区域合作的试点，借鉴较为成功的跨境经济合作的经验及管理模式，深化政府、企业间合作，合办跨境工业园、更广泛地开放边民自由行、实施两地车牌管理模式等。李莹莹系统梳理了跨境经济合作理论以及当前中国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合作博弈研究方法对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构建进行多角度的探究。作者强调在构建中国红河-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其投资扩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辐射效应以及刺激竞争效应都将显现出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发挥示范性作用。冉凌旭先从理论层面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依据对跨境经济合作进行了理论阐释。然后在上述理论的大框架下，对“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该合作区建设是否具有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该合作区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作者在分析了中越跨境合作区的必要性和充分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其规模经济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投资扩大效应、刺激竞争效应、辐射效应都将显现出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发挥示范性作用。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评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跨境经济合作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增长极理论、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从研究内容角度来看，在跨境经济合作趋势还在萌芽阶段时，学者们主要把精力放在研究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背景、意义、特点、作用等具有概述性的定性研究上，后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合作日渐趋强，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合作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学者们慢慢意识到跨境经济合作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而对此问题更加重视，他们开始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学者们对跨境经济合作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SWOT矩阵分析、实证分析、可行性分析以及合作博弈分析。对跨境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可行性研究，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建设的构想，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分类层面上。上述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不难看出之前的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域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概述方面，具体内容涉及甚少，而且对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其提出的对策建议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存在一定折扣。二是对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构想层面上，对其实证研究几乎为零，因此，其指导作用和经验借鉴不强。三是对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尤其是对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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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