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其中张之洞首创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规模最大，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是各省仿办的范例，过去对此研究不足。张之洞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并未着力宣扬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对该校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等方面具体运转的考察，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当时保存国粹办学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认知。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观念和作法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却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国粹”及其保存方式时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关键词〕 存古学堂；清末新教育；保存国粹；张之洞；近代湖北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6-0145-16
近些年来，存古学堂开始得到一些不论正面负面的关注。部分学人已将其视作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桑兵教授将该校置于晚清“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的脉络中，“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4〕左玉河研究员考察经学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命运时，关注清季官方在存古等学堂中维护经学地位的努力。〔5〕笔者曾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当时朝野各方在兴办存古学堂问题上的分歧与论争等面相。〔6〕但整体看，专门的研究仍相当不足。不少人将其视为“新教育”的对立面而一笔带过，多数提到存古学堂者仍延续了因张之洞而约略述及该校的作法。相关史实缺乏梳理和重建的情形没有得到显著改观，尤其是直接以湖北存古学堂为题的研究，笔者迄今未见。
其实湖北存古学堂存留的资料相对充盈，对此个案的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和清季鄂省“新教育”的整体认识。本文以相关档案和当时报刊、文集等为基本依据，初步考察张之洞创设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侧重张氏竭力彰显该校“管理”之“新”，同时又试图暗承传统的办学取向，兼及该校的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办学运作与张氏原拟办学预案异趣的面相，希望能成为研究全国范围内存古学堂的一块铺路石，并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季湖北“新教育”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 张之洞晚年“最关心”的文教事业
清季湖北的“保存古学”努力发端甚早，存古学堂的筹建历时较长。大约在光绪三十年四月初，湖北有将经心书院改建为方言学堂之议，当时人在江宁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反复思之”，认为经心书院“不可废”，故于当月七日致电湖北巡抚端方及署理武昌知府梁鼎芬（节庵），提出留经心书院“为保存中国古学之地”，方言学堂“仍照原议，就农务学旧堂改用为善”。〔7〕两天后，端方回电说，方言学堂“即遵就农务学堂旧堂改用。节庵意亦如此。保存古学，至急之务，方与节庵均所兢兢也”。〔8〕最后一句的刻意“表态”，或正提示着他和梁鼎芬作为当时湖北负责兴学的主要官员，此前对“存古”皆不怎么积极。 端方稍后在任两江总督时对于江苏、江西两省的兴办存古学堂计划都不甚积极，时中央政府已将该校确定为“新教育”体系内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并提倡各省参照湖北章程“量力建置”（详另文）。一般认为梁鼎芬较“保守”（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67-69页）。唯张之洞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京修订学堂章程期间，梁氏曾提出“学堂必办，科举必废，书院速改学堂”等“要旨”，被张氏采纳。可知梁氏办学似较开放而前瞻，其对张之洞影响之大也超过我们此前的认知。梁鼎芬：《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甲182-163；梁鼎芬：《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廿四日发、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发、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丑刻发未刻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午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案，甲182-165。张之洞倡办存古学堂之初，在鄂省多少有些“孤怀闳识”的意味。
张之洞为筹办湖北存古学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殚心竭虑，筹计经年，并督同〔湖北〕提学司及各司道并各学堂良师通儒往复商榷数十次”，拟定出该校的一整套分科教学模式以及具体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方案。〔9〕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过问招生、聘请师资等具体筹办事宜。为“鼓舞多方、网罗殆遍”，他示谕：存古学生凡“入堂以后，如果于所认习之学科曾经用功、具有门径者，准其于定章七年毕业之期减一二年以示优异”。原拟招收生员入学的规定也被放宽，具体作法是：“悬一特别之格，招考举贡考职、生员考优之正取、备取并各师范学堂毕业生，列为优待一项”。 张仲炘：《详署理湖北提学使王寿彭文》，引在瑞澂《湖广总督为存古学堂事咨学部文》（宣统三年四月），台北“国史馆”藏清学部档案，195/135。这些灵活变通的举措显然有助于该校在较广的范围内网罗到具有天资且诚挚“存古”的高材士子。“备取”考生总计达142人，超过正取名额22人。首届学员中甚至有已经派充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教员者，说明该校确有相当的吸引力。〔10〕
最棘手的筹备工作是聘请教职员。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说，张之洞办湖北存古学堂，“先后延孙仲容〔诒让〕主政为监督、曹叔彦〔元弼〕中翰为总教习，皆不就。会赵侍御〔启霖〕罢职归，敬其风骨，延之主讲，已允矣而不果来。最后奏留杨惺吾〔守敬〕大令为总教习，称为鄂省旧学宿儒之首选。”〔11〕这里所言较简略，部分地方也与事实有出入。
在张之洞的主导下，湖北方面将“延访名师”作为最重要的筹办工作，提出了规格相当高且规模较恢宏的聘请师资计划：总教四人、协教四到六人、分教六到十人。〔12〕张之洞或托嘱亲信代请，或亲自出面，先后敦请孙诒让、钱桂笙、赵启霖、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曹元弼、王先谦等人出任湖北存古学堂监督或教职。张氏对所欲聘请的“通儒宿学”相当优容宽待，提出了较周到而宽松的牵就方案。如在礼聘门人孙诒让时，因礼部奏派其充任“礼学馆总纂”，张之洞主动提出孙氏可以“半年留京，半年住鄂”，甚至可将在京师未完成的工作“携至鄂办理，或即以三个月住鄂，固亦甚好”。湖北存古学堂“尚有协教、分教各员，分任教课。劳剧之事，不以相烦。但望到堂时开导门径，宣示大义，为益已多”。〔13〕而在敦请叶德辉出任“协总教”未果后，张之洞考虑叶氏或“不愿为皋比所困”而“久居鄂堂”，故请他担任“名誉教师”，“暂来一行”即可。〔14〕对于另一位湘籍名儒王先谦，张氏同样考虑其“未必乐于远游”，故拟聘为“名誉总教”，只需“每年春秋佳日，随意来鄂一次与诸生讲论数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