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奠基人之～的刘敦桢先生(1897-1968年)辞世40周年忌辰。在这个日子之前，我意外地看到一册新近出版面世的《未完成的测绘图》读后，有几点感触。
近年来，对几位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前辈学人的专题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温玉清，刘江峰等在学位论文中，就以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这是可喜的现象。如果说，这些论文有什么缺憾的话，其中之一是研究者们都痛感到征集，甄别相关史料的困难。因此，我很希望这册《未完成的测绘图》能对今后的建筑史学研究有较大的补充和帮助。然而，我读后多少有些失望。现将我的感受简述如下：
(1)此书首次发表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对云南、四川两省约53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的未完成测绘图稿200余张，涉及寺庙，民居、陵墓，桥坝等门类，并配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国营造学社史料。这批图纸侥幸躲过了抗战、文革等历史劫难，在尘封了60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真是建筑史界的幸事，在此，我们应对林洙老人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辛勤工作致以敬意和感谢!
(2)不过，可能是林洙先生年事已高而助手们并不熟悉史料的缘故吧，出版之际却未能对这批资料作更详细的甄别工作，致使读者只知道参加绘图的大致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却不知具体图稿的绘制者究竟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假如我们能参照过去已可确认的这几位前辈的绘图手法、笔迹和中国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报告、日记等文献，以及他们的治学方向，无论是否署名，虽不能完全查实，但这200余张图稿的具体作者至少有2/3是可以搞清楚的。
(3)所谓“未完成的测绘图”，实际上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图稿在后来是有完成稿的，如刘敦桢先生绘制的云南马鞍山民居图稿，陈明达先生绘制的汉阙，崖墓图稿等，不仅后来完成了而且收录在梁思成先生撰《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Architecture)，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等著作中正武发表过了。对此此书是应该注明的。
(4)此书署名为“梁思成等著”而不提其他人，这似乎不妥。可能编者的理由是书中配有梁思成先生《西南建筑图说》一文为文字说明可以认定梁先生是主要作者。但是，既然书名是《未完成的测绘图》，则书的主角自然是图而非文字，目前来看很可能这200多张图稿中恰恰是梁先生绘制的最少；而且，《西南建筑图说》一文的写作在当初并不是为这批图稿作说明的，放在这里未必妥当，如果一定要为这部分图稿选配说明文字，我以为从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等的相关文章(如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中摘选可能更为恰当。因此，此书似以署名“中国营造学社”为最妥当。
笔者近年也做了一些中国营造学社史料的整理工作，以我之浅见，似可为此书做几点补充说明，
(1)该书第1～35页“云南寺庙”部分。这部分涉及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月25日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次云南古建筑考察，都是刘敦桢先生主持，主要率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完成的。其中梁思成，刘致平二人可能参加了昆明附近的考察，而其余楚雄、丽江、宾川、姚安、安宁等地的考察均未参加。
(2)该书第37～61页“四川寺庙”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涉及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的四川考察，由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共同主持，而由于梁思成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以刘敦桢先生为主要负责人的时间更多一些。考察后的绘图主力是莫宗江和陈明达二人，卢绳、王世襄、罗哲文等人可能也参加了少部分考察，如南溪县李庄旋螺殿等。
(3)该书63～71页“会馆”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出自刘致平先生手笔。
(4)该书第73～95页“民居”部分。这部分图稿涉及云南，四川两省的民居类建筑，其中“马鞍山民居”图稿可确认是刘敦桢先生所绘，“西南地区民居做法”等图稿可确认是刘致平先生所绘。
(5)该书第97～109页“塔幢”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似分别出自粱、刘、莫三人手笔，而以莫宗江先生为主。
(6)该书第111～197页“陵墓”部分。这部分图稿甚多，除有1939～194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四川考察成果外，还涉及到当时由中央博物院主持，邀请学社陈明达莫宗江参加的东汉彭山崖墓、前蜀王建墓的考察其中四川汉阚、崖墓约30张图稿均为陈明达先生绘制，王建墓57张图均为莫宗江先生绘制。
(7)该书第199～207页“桥坝”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只涉及昆明龙华乡松花坝和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安澜桥两处，虽无署名从治学方向分析，有可能分别出自刘敦桢，陈明达二人手笔。
(8)该书第209～219页山西永济县永乐镇永乐宫
部分。这部分图稿由王世仁，杨鸿勋二人绘于20世纪50年代，虽亦属珍贵却不属于营造学社范围，似乎应另行出版而不该在此书中出现。
笔者在此直言我对此书的看法，并不是想为梁思成先生以外的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人争取名分——这些学界前辈的在天之灵也肯定是不介意区区署名之权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晚辈而言，梳理清楚他们的在那个时期的具体工作，至少可以明了几件事
(1)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营造学社中，中国营造学社云南，四川两省古建筑考察主要是由刘敦桢先生主持的。
(2)结合其他文献可知：梁思成先生虽因身体和社会事务等原因缺席了几次田野考察，但他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Chinese Architecture)等研究著述，其意义是非常大的。或者，据此可以推测在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先生已把他的工作重点由实地考察转向潜心著述了。
(3)如果将这些图稿的作者与其日后的研究相参照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除继续集体合作进行田野考察外，每个人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梁思成先生开始写作中国建筑通史；刘致平先生在民居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清真寺建筑研究方面取得成果：莫宗江先生在实践中形成逻辑谨严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治学方法，陈明达先生将汉代石阙、崖墓考察与中国木结构建筑发展史相联系，潜伏着他治学的独到之处……而刘敦桢先生呢?刘先生一生在建筑通史、民居，园林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以“马鞍山民居”图稿为标志，他对民居建筑的关注正起始于抗日战争期间。
上述浅见，写于刘敦桢先生忌辰40周年之际，抛砖引玉，希望日后不断有人做更细致的史料钩沉，使梁思成、刘敦桢等留下的学术遗产得以更具体地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作者：殷力欣《建筑创作》杂志社 特聘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