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书法史“观”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书法史的内容很具体，但书法史观牵涉到方法论、价值观等较抽象的内容，向来不为书法史学家所重视。在书法史研究中，“史观”又的的确确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以近年来在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史观”与“史料”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三大发现即甲骨文、竹木简牍、西域残纸等新出土材料对书法史发展模式之解读与研究影响为例，探讨了中国书法史研究中不同时空的史料规定对“史观”学术思维进行拓展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书法史的基本内容与概念，书法家们心中应该是十分清晰的。但深究起来，一部书法史到底可以由哪些内容组成，每个书法家乃至每个书法史学家的看法却又不是十分一致的。这中间，有关于书法史起源的不同解说，也有对书法史发展规律的不同解读，甚至是对书法史定位、定性焦点的不同立场。种种内容的差异，其实都有不同的内在思维理路与逻辑选择立场。亦即是说：每一种对书法史的独特解读，其实都蕴含着对书法史现象的独特的逻辑认知与理性选择，当然还有解读者个人的知识掌握的基盘及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解读者，当然会受到时代历史文化范型与模式所产生的规定性的影响，从而形成特定的解读立场与视角。
因此，一部书法史，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骨骼与体脉，然后由不同时代的学者不断地添砖加瓦累积而成的。比如通常的认识是战国秦汉开其绪，后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学者不断地承其绪脉，增加本时代的书家、书作、书论等内容，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书法史。其实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完全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唐宋学者对魏晋书法史的赓续，并不简单是时间意义上的接续，而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解释、阅读的立场。因此唐宋学者眼中的书法史并不是魏晋书法史既有的模型，而很可能是另起炉灶的反映唐宋时代新视角的新模型。
正因如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学界提出的“续写文学史”的口号与学术构想，我以为有很大问题——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史。“续写”即意味着此前的文学史是既定的存在，我们的任务是承认它接受它再接续它，但事实上，此前的文学史并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存在，它代表了前人的史观却不一定能代表当下的新史观。我们要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接续”，而是要重新审视、重新解读、重新定位与定性既有的文学史。“续写文学史”的提法，从理论上说，应该被一代代前后承传的“重写文学史”的新观念来取代。
借助“重写文学史”的概念，我们提出“重写书法史”。它不是我们这代人对以往书法史的简单接续，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接续，与人、事、物的史料史实接续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即重新定义书法史并提出当代书法学者所认识与理解的书法史立场。
即使没有一个史观、史识在支撑着这一论点，使“重写书法史”表现为一种偏向于思辨的、学理的行为的话；即使我们只看材料——即按傅斯年在“史语所”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对史料持绝对尊重的态度，把历来所有的史料不加任何主观观点地进行排列，那么只要史料在，书法史是否就不会存在一个重写的问题，而只是接续与伸延了呢?
史料的存在，在被注意并被引入史学研究序列之后，是静态的，不会再生出变故了。对于同样的史料，每个时代的研究家在引用时，当然不会进行随便改动。就这个意义上说，史料一旦进入书法史之后，它的本体当然是静止不变的。但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在引用一条史料之时，必然是要通过它说明些什么——大到说明一个有全局意义的观点，小到证明一个自己的细节推测，引用本身肯定不是目的，而引用后想说明什么问题，这才是历史学家的目的所在。而这个“说明”，在许多学术著作中被指为“诠解”、“阐释”、“提示”、“证明”……它肯定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有着明显的此时此地的“目的”设置的内容。
根据不同的论证目的而进行的对同样一条史料的解读，即形成了不同的解读内涵。这时，史料本身的文字文献内容并没有变，而赋予它的意义却变了。这即是鲁迅谈《红楼梦》所说的一段名言：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集外集拾遗补编·<绛农洞主>小引》)
当然，这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对象内容的解读。如果是在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中，在一项有着复杂结构的思维架构中，即使我们未必看出完全不同的黑白优劣的含义，只要同一条史料处于不同的结构序列之中，其所显示出的含义仍然具有足够的差别与细致的变化。于是，站在解读者不同的价值评判立场、站在解读文本不同的论证结构序列之间，同一条史料的所处位置与所具有的含义，当然不是静止的而是非常动态的——具有一时一地一事的特殊规定性。
以此推向整体上的书法史研究，它的意义在于：即使一段完全静态的史料文献尚且无法被进行固定化处理，那么整部书法史当然更不可能只有一种样式，并且它也不会是一个“终极真理”式的绝对经典。不谈思辨型的“史观学派”，即使是强调“史料即史学”的“史料学派”，如果介入书法史写作的话，也一定具有相当动态的性格并且不可能只定于一尊。史料的解读与阐释、史料的筛选与取舍、史料的排比顺序与逻辑意义……所有这些过程，都可能使一段本来固定静态的文献资料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复杂意义。如果再推衍向史学架构、史学观念、史学认识等等，则在一个昌盛兴旺的学术时代，当然更应该有各种不同视点、不同立场、不同价值判断、不同规律总结的“书法史”，这又是书法史学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为书法史只有一种经典模式与固定结论，以为书法史的知识谱系应该像教科书那样，必须有一个标准版的“答案”，这是一种相对幼稚的心态与理解方法，持有这样的心态与理解方法，是无法把握书法史发展的真谛，也是无法把握各项书法史料含义与真意的。
因此，无论是自称属于“史观学派”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属于“史料学派”的傅斯年、陈寅恪，其实对于历史真实而言，对一段资料的解读，对一批资料的取舍，对一些资料的结构化处理与序列位置及必然反映出来的逻辑关系，等等，都具有无可置疑、无所不在的“动态”特征，而具有多向推展的可能性。区别只在于，史观学派是直接说出来，而史料学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知不觉地运用出来而已。
即使是史料本身，看着是静止的存在，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通常变化的是因人而异的阐释与解读，但有时也不尽然。史料本身是静止的，并不等于史料出现的含义也一定是静态的、不产生变化的。正相反，书法史料的出现与其所属的不同的时空规定性，会使史料对历史的支撑作用产生极大的变化。
近百年出土的甲骨文、汉简与敦煌残纸文书的实物史料，即对书法史的原有构架与解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兹分别论述之。
(一)关于甲骨文、陶文等史料的发现与书法起源研究之关系
从汉代有书论至今，关于书法的起源，一般有如下几种解说：
1、仓颉造字起源说：
成公绥《隶书体》：“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