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清时期，官箴书广泛传播，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官箴书的实用性、可操作性显著增强，官僚行政系统对此存在强烈需求;政府重视官箴书的教化作用，利用官方力量推动官箴书的传播;书商等商业资本的介入扩大了官箴书的传播范围。明清官箴书在继承和发展以儒家为代表的行政伦理思想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官员具体行政活动的指导，为传统行政伦理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具体的、细化的践行规范，逐渐形成模式化的行政权力运作规程。
[关键词] 明清时期 官箴书 传播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1-0106-05
On the Reasons and Influence of Wide Spread of 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ng Xiaoyan
（Qingdao Administrative College， Qingdao， 266071）
[Abstra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spread widely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of all， the practicality and operability of 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became stronger;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 of 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and used official power to push its disseminate; thirdly， the intervention of business capital further expanded the scope of its spread areas. 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 which formed the operation regula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ndbooks on Official Conduct Wide spread Influence
官箴书，是中国封建政权训导官宦从政治国的典籍，出现于战国，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1]。在刘俊文教授主持整理的《官箴书集成》中，共收录历朝历代较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101种，其中，唐宋元以及民国时期的共有11种，明朝17种，清代多达73种。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学者统计，清代流传下来的官箴书数量高达500多种，包括训诫格言、公牍选编、州县官入门、幕学书、传记汇编、从政自传和统治艺术汇编等多种形式[2]。官箴书的广泛传播在明清行政文化领域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官箴书的内容以及对行政体制的影响，而对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影响缺乏深入探讨。
1 明清时期官箴书广泛传播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官箴书的创作者人数急剧增加，上至明太祖朱棣、清世祖福临等最高统治者，中至田文镜、陈宏谋等封疆大吏，下至黄六鸿、汪辉祖等州县官员，封建官僚体系中各个等级的官员都参与到官箴书的创作过程中来。他们秉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同时结合自身的仕宦经历，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为官之德与从政之道进行阐发。这些官箴书的流播范围很广，如雍正帝御批的《钦颁州县事宜》遍及全国各州县，再如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也是风行全国，“各处书肆皆有”[3]。 明清时期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其自身特点、政府推动以及商业资本的介入都有密切联系。
1.1 明清时期官箴书的实用性、可操作性显著增强，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前朝的官箴书更多关注的是对于官员从政道德的训诫、教导。如唐代官箴名著《臣轨》一书，由武则天所撰。该书分为二卷十章，依次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该书说教的意味很浓，而务实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南宋吕本中的《官箴》也着重强调了清、慎、勤的为官之德。虽然宋元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像《州县提纲》《牧民忠告》等务实性较强的官箴书，但从宏观上来说，当时官箴所关注的层面基本停留在官员道德层面，而较少下移到为官的技巧层面。到了明清时期，官箴书在继承前代对于官员道德劝诫的基础上，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入到为官实务层面，关注刑名、钱谷等具体问题。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钱谷备要》一书，共包括24个条目，依次为：《征收》《解支》《词讼》《采办》《平集》《奏销》《交代》《廪禄》《灾赈》《社仓》《仓库》《钱粮》《田宅》《盐政》《钱法》《蠲恤》《承变》《船政》《海防》《盘查》《户口》《税课》《劝垦》《邮政》。从这些条目就可以看出该书几乎涵盖了财政税收的所有方面、所有流程，着重谈的都是在行政实务中的规则和实施方法，而以往书籍中所重视的道德劝诫色彩则被淡化。很明显，与前朝相比，官箴书的关注重点逐渐实现由“德”向“治”的转变。
对于这种极具实用性的官箴书，官僚行政系统中存在着较强需求。这是因为经科举或捐纳等渠道任职的官员，往往未经历练缺乏实际的行政才能，迫切需要指导。例如陈宏谋就曾谈到自己初入官场时的这种感受，“官场事尤未娴习，临民治世茫然无措”，因而“于簿书余闲时，一展卷籍，兹陈编以祛固陋。凡切于近时之利弊，可为居官箴规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4]。其中，“心慕手追，不忍舍置”八字，真切地表明了官员对于职业指导类图书的迫切需求。而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兼具的官箴书很好地满足了这种需求，如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就受到官员的普遍欢迎。此书在清代官箴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并获得高度评价，“其所赅举条目纷繁，仪式格式，巨细不遗，而教诫之语亦颇备悉，不免涉于琐碎重复。其言曰：‘凡牧宰之治州邑，如主翁之治家，无论大事经心，即琐屑亦须留意。’ 是不止经验之谈，抑亦深悉为政之本者也。虽后来政令屡改，然六鸿此书终有不可废者在也”[5]。黄六鸿历任山东郯城知县和直隶东光知县，他所撰的《福惠全书》主要是针对州县官的。此书共14部、219条，囊括了州县官员从新官上任到升迁以及离任的全过程，可谓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黄六鸿特别重视实用价值，在强调“清、慎、勤”官德的同时，对于日常行政事务特别是刑名、钱谷给予重点关注。不仅如此，此书还凝结着作者多年宦海沉浮所总结出来的从政智慧，譬如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如何在法律与民俗之间取得平衡等，可谓是法术兼备，体现出一位老吏圆滑世故的一面。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员阅读该书，既能学习日常行政中必备的业务素质，又能体味影响仕途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无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因如此，《福惠全书》被多次刊刻，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绣堂刊本和文英堂刊本、康熙三十八年（1699）种书堂刊本、光绪十九年（1897）北京沙土园书行文昌会馆新刻本等多个版本。此书在官员当中较为普及，道、咸朝的京官周寿昌就说：“此书今尚行，凡初仕者，几于人置一编”[6]，版本之多、流传时间之长，充分证明了受欢迎的程度。
实际上，虽然官箴书的写作对象是针对各级官员，但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他们身上，因为明清时期那些虽无官职却在官僚机构中从事具体行政事务的人，也是官箴书的受众群体。而且这部分人员数量庞大、不容忽视，正如法国汉学家魏丕信所说：“国家机器在清代扩大了，特别是那些虽无官品，但仍然在国家官僚机构内进行管理工作的人员的数目，似乎有相当大的增加。这些人员包括书吏、胥役等下层官僚机构人员，也包括各省官员的私属人员”[7]。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于对于行政知识和技巧的熟悉，这些知识除了要依靠自身经验的总结以及师徒间的口耳相传外，还需要依靠阅读来获得，因而他们也是官箴书的追捧者。甚至有些官箴书就是专门针对这部分人的，如《幕学举要》《刑幕要略》以及汪辉祖《佐治药言》等等。汪辉祖经历比较特别，他在地方幕府佐治长达三十四年，后为州县官五年，可谓是名幕与循吏身份兼具。其著作《佐治药言》主要是“备论幕友办事立品之宜”，因而得到幕僚等人的特别欢迎。对此，清代名宦黄彭年曾评价说：“国朝以幕友而卒为循吏，莫如汪辉祖。辉祖少孤力学，所著《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今为幕友与牧令者群奉其书为科律”[8]。
1.2 政府重视官箴书的教化作用，利用官方力量加大官箴书的传播力度
明清时期，中国的集权体制逐渐达到顶峰，处于权力巅峰的统治者对于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州县官的执政能力非常关注。因为州县是国家行政体制的基础，可以说，州县官执政水平的高低、政绩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正如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学治臆说》自序中所言：“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自州县而上至督抚大吏为国家布治者，职孔庶矣。然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9]在清朝统治阶层中，已经达成“天下治权始乎州县”的共识。但与州县官的重任形成明显矛盾的是州县官的选任原则。因为州县官品级较低，所以担任的人选不管是来源于科举正途还是捐纳杂途，往往都是初入官场的新人。州县政务繁杂，包括刑名司法、钱谷征收、劝农赈灾等各项事宜，对于那些专擅八股、不谙政事的初仕者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统治者洞察于心，因而非常注重对州县官的培训，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编纂颁布官箴书来为他们提供切实指导。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雍正年间《钦颁州县事宜》的编纂刊发。该书由雍正帝钦批、河东总督田文镜亲纂。对于编纂该书的目的和经过，跋文进行了明确的说明：“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自古以来，慎重其选。而朕之广揽旁求，训勉告诫，冀其奏循吏之绩，以惠我蒸黎者，亦备极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务皆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切，无怪乎県徨瞻顾，心志茫然”，因此编纂此书进行教导，要求各州县官各领一帙，“置之几案间，朝夕观览”[10]。此书由最高统治者亲自推行，受众遍及全国各州县，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惹人注目。这类官箴书实际成为官方发布的行政事务指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行政法规的作用。
除了最高统治者的亲自推动以外，还有一些高官利用官书局刊刻官箴书以促进其传播。这以江苏巡抚丁日昌倡导江苏书局刊刻官箴书为典型。他任江苏巡抚之职不久后，就在同治七年（1868）二月二十一日上奏《设立苏省书局疏》一折，在这份奏折中，丁日昌申明了江苏书局刊印活动的基本宗旨是“拟刻牧令各书，以端吏治而正人心”，这一主张得到同治帝的支持，因而江苏书局与其他各省书局相比，以刊刻官箴书种类多、数量多为特色。在所刊刻官箴书的选择上，广泛搜罗而且注重实用性，“选择牧津牧令，凡有关于吏治之书，都为一编，如言听讼，则分别如何判断，方可得情;言摧科，则分别如何惩劝，方免苛敛;胥吏必应如何驾驭，方不受其欺蒙;盗贼必应如何缉捕，方可使之消弭;他如农桑、水利、学校、赈荒诸大政，皆为分门别类，由流溯源，芟节其冗烦，增补其未备”。可见，所选之书基本上涵盖了为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而且这些书有相当部分是免费颁发给官员的，“刊刻一竣，即当颁发各属官各一编，俾资程式”，成为工作流程的重要参考。这些书对于官员施政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州县官员，虽在中材，亦可知所趋向。譬诸百工示以规矩，则运斤操斧，悉中准绳，庶几士习民风，因之起色”[11]。江苏书局官箴书的刊刻进行得有声有色，就在上奏折的同一年， 就重新刊印了刘栋《牧令书辑要》《保甲书辑要》，张养浩《牧民忠告》，刘衡《刘廉舫先生吏治三书》，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等书。官书局所刻印官箴书，除了免费颁发以外，也有一部分流入市场，但它毕竟是以教化官员为主导，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刊刻规模庞大，所以往往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有力促进了官箴书的传播。
另外有一部分官员为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从政经验，而自己刊刻图书分发，如徐寿兹的《学治识端》即属此类。应该说，家刻之书往往是分发给自己的亲友僚属，传播范围有限，但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也要视作者的影响力而定。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而促进官箴书的传播，例如江西巡抚陈宏谋在任上分发《在官法戒录》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分发此书，陈宏谋还特意颁布了《分发在官法戒录檄》，其中谈到“约计全省吏役不下数千人，既不能将此意与群吏役耳提而面命之，欲檄行诰诫，又恐言之未详，听之不广，因采旧书辑成一书，以广劝诫。仰司官吏即便移行遵照，将单开各衙门应领《在官法戒录》，遇有便差至省，领回分发，官存一本，余各散之各房书吏，并及于役”[12]。可见，此书不仅要给官员学习，为数众多的吏役也是作者的目标受众。此书具体的刊刻数量不得而知，但既然作者已经预计到“约计全省吏役不下数千人”，又要使此书“散之各房书吏， 并及于役”，那么刊刻的数量至少也应有数千本。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陈宏谋作为主政一方的高官，他所编纂并力推的书籍具有权威性，能够获得其辖区内各级官吏的重视。
1.3 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的介入扩大了官箴书的传播范围
明朝中后期以来，我国的出版印刷业尤其是私人刻书业获得长足发展。商业资本的介入以及金属活字版印刷、套版印刷、影抄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这一行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明朝后期，刻书业形成了三大中心，即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以建阳为中心的闽中。当然，刻书业绝不仅局限于这三地，还包括燕京、湖州、徽州等地，可谓是“两京十三省”遍地开花。这一时期商业资本开始进入官箴书的出版传播领域，坊刻成为官箴书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坊刻与官刻主要关注社会效益不同，它的着眼点是市场效益，也就是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所谓“利之所存，众所趋好”。明代书坊刻书主要集中在传统四部典籍和新兴通俗文学等类别上，但当它们发现官箴书的市场潜力后，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以前文提到的《官箴书集成》为例，共收录明代官箴书17种，其中的《新官到任仪注》《新官轨范》《璞山蒋公政训》《牧民政要》《初仕要览》《初仕录》《居官必要为政便览》《居官格言》八种，都是明崇祯金陵书坊唐氏刻官常政要本。所谓唐氏，就是指明朝后期南京最为著名的私人书坊文林阁阁主唐锦池。仅一家书坊就刊刻了八种官箴书，可见私人书商对于官箴书十分感兴趣。
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官箴书的出版传播领域，主要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印刷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官箴书的广泛传播。坊刻以逐利为目的，因而对成本的控制非常在意，尽量压缩在人工、纸张等方面的支出。据万历三十五年（1670）南京僧录司刻本《金陵梵刹志》载：该书利用旧板印刷，“印行每部太史纸两裁，计九百七十七张，连刷印银壹钱伍分伍厘。栗壳面太史双副叶，线钉六本，连绢套，银伍分。管板僧银二分，共银二钱二分五厘”。可见，这样一部多达五十三卷的书，其包括纸张、印刷、装订等在内的总成本才用银两钱多，可见当时刻书成本并不高。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坊刻书籍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降低质量的基础上。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谈及到这一问题，“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13]。很显然，在保证刻书质量与降低价格这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当中，书商选择了降低价格，宁肯刻工粗糙，也要保证低价以利于市场的广泛接受。到了清代，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成本进一步降低，清代书价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且降幅比历代都大：清代前期的康雍乾三朝，刻本的价格为平均每册5.7 钱银;后期则大为降低，从道光十五年（1835）到光绪十七年（1891），平均书价约为每册1.5钱银[14]。民间书坊善于控制成本，其刊刻的官箴书价格不断下降，这对于推动其传播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商业资本善于搞市场营销，并更加注意照顾读者的需求，促进了官箴书创作和出版的繁荣。相比于官刻来说，私人书坊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它对于市场的敏感性。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采取了种种手段吸引注意力，包括主动征文约稿、请名人点校序跋、广告宣传、运用商标等手段。像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本《未信编》的封面上，就题写着“仕林宝镜”的宣传语，并且在封面上就标明“钱谷”“刑名”“农务”等名目，营销意味甚浓。明清时期官箴书本身就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而书商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以扩大销路，更加强化了对实用性的要求。如在《未信编》凡例中，作者潘杓灿就特别强调，“仕学之书，坊刻甚多，大都搜罗文告以示规模，是编唯事指陈利弊，虽名章纸贵，不敢妄收一字。中有一二附刻者，皆属兴厘关键，非徒欲附空言也。间有南北事宜之不同者，则两存之，亦非重复。”其实，这就是向读者强调两点：第一，其他书籍中罗列文告充数的现象在本书中绝不存在;第二，本书原创性强，即使偶有收录，也是审查精严、切合实用，这其中广告的意味就比较浓厚了。不仅如此，该书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设计，“衡文之例，以丹铅为褒赏，联圈贯点，必在精华。兹编语直意浅，褒赏本无所施。所用◎者，标目也;△者，抉要也;、者，立法也;○者，发明也。旨取便于游目，识者幸勿以浮夸见过”[15]。如此这般地站在读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是因为不论是书坊还是作者本人，都千方百计地要扩大图书的销量，这种现象是商业资本逐利性的体现，在官刻书籍中很少见。
商业资本进入官箴书的出版传播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学者杜金所阐述的那样，“明清印刷业出版业的发达，私人书坊、书肆的活跃，书籍销售网络的扩展，使得坊刻本官箴书开始成为这类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了官箴书原本主要依靠政府官刻和作者本人家刻的传统格局;换言之，通过市场这一 无远弗届的交易网络，官箴书得以广泛传播”[16]。
2 明清时期官箴书广泛传播所带来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官箴书虽然实用性较强，但是对于官员从政道德的关注并未削减，实际上，隐藏在具体的、繁琐的行政规范之后的目的就是吏治清明。因此，官箴书的广泛传播对于官员来说起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作用。这种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指向对上、对己、对下三个层面，即忠君克己养民。
在这三个指向当中，对于官员自身道德的论述最为集中全面，包括廉洁、公正、谨慎等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官箴书对于官员道德的谈论并非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的训诫，而是站在普通官员的角度上推心置腹地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比较典型的如汪辉祖在《学治续说》一书中，劝诫官员不可贪墨，“盖家人吏役皆甚乐官之不洁，可缘以为奸。虽官非事事求贿，而若辈必曰：‘非贿不可’。假官之声势，实彼之橐囊。官已受其挟持，不能治其撞骗。且官以墨著，讼者以多财为雄，未尝行贿，亦冒贿名。其行贿者，又好虚张其数，自诩富豪。假如费藏镪三百两，必号于人曰五百两，而此三百两者，说合过付，吏役家人，在在分肥;官之所入，不能及半，而物议哗传，多以虚数布闻。上官之贤者，必摭他事弹劾，即意甚怜才，亦必予以媿厉之方;其不贤者，则取其半以办公，而所出之数，已浮于所入之数，不得不更求他贿，自补其匮，而上官之风闻复至”[17]。在这里，汪辉祖并不从道德角度分析，而是从利害角度考量，指出如果官员贪墨，行贿者往往在外宣传的贿金总数比实际数目多得多，同时，贿金中往往有相当部分被吏役中饱私囊，同时还有可能被上级借机侵夺，甚至陷入因为入不敷出不得不再行索贿的恶性循环。所以，冒着巨大风险做这样的事情，官员实际是得不偿失的。这样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言论，对于官员来说，比单纯的训诫说教更能引起共鸣，从而起到较好的警示作用。
明清官箴书在继承和发展以儒家为代表的行政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在具体行政活动、行政管理的方法与技巧方面对各级官员进行详细的指导和说明，进一步完善了宋元时期的官箴思想，并开辟了官箴发展的新形式，为传统行政伦理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具体的、细化的践行规范，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行政权力运作规程。
比如说地方发生灾荒时，地方官要积极组织赈灾活动，这才符合儒家提倡的恤民爱民思想的要求。但这毕竟属于突发事件而非工作常态，因而当灾荒真正来临时，未曾经历过类似事件的地方官，究竟该如何组织应对，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就是一个大问题。对此，《钦颁州县事宜》有比较详细的措施和方法，“赈济之法，又须因地制宜，极贫者煮粥给食，次贫者散领米谷。而煮赈则当多分厂所，毋使匍匐远道，处置得法，勿令拥挤守候。病者时其医药，死者速为掩埋，以免传染疫疠，伤残民命。散赈则印官亲督佐贰教官杂职，沿家验其情状丁口，当面给发，不得止凭里册朦混搀杂。一面买米平粜，招商转运，使稍有力者不致困于贵籴。似此随事救济，犹可保全灾黎”[18]。这里对于地方官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包含对于灾民种类的划分、赈灾场所的选取、疫病的防范、物价的平抑等多方面。如果地方官的施政能够按照指导要求去做，分得清轻重缓急并考虑到方方面面，那么必定取得良好的效果。
再比如，明清时期，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步复杂化、多样化，官府所要处理的诉讼案件急剧增多。当时官员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法律知识欠缺，为弥补这一不足，大量官箴书对刑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具体描述和深入分析，可为官员处理诉讼案件提供有益参考。如汪天锡在《官箴集要》一书就提出，面对种类繁多的诉讼，官员应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确定审查的重点，“如诉产业，则诘其契券先后何如;诉婚姻，则诘其媒妁财礼何如;诉斗殴，则诘其缘由伤损何如;诉盗贼，则诘其出入踪迹何如;诉诈扰，则诘其彼此强弱何如;诉赌博，则诘其摊场钱物何如;诉奸私，则诘其奸所捕获何如;诉私铸，则诘其炉冶器具何如;诉私宰，则诘其刀仗皮肉何如。词讼之多，不可枚举。听讼者苟能以意推详，再三诘问，待其决有可受之理方可准理”[19]。如此一来，官员很容易切中要害，提高审理效率。
当然，对于官箴书广泛传播所带来的作用，我们也应辩证地看待。限于封建官僚阶层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官箴书所宣扬的观点中存在着大量明哲保身、重情轻法、巴结逢迎的消极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它始终没有构建起民主的理论框架，通篇充斥的只是自上而下的“牧民”思想甚至是愚民思想。另外，虽然官箴书通过介绍和传递行政事务的处理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行政法规的作用，但是因为缺少罚则的内容而使其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尽管如此，官箴书的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官员以及胥吏幕僚来说，还是发挥了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能力培训的作用。前者对于官员权力的行使起到了软约束的作用，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儒术不切吏治”的现实困境，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 释
[1]关于箴的内涵与流变参见裴传永.关于古代官箴几个基本问题的辨析[J].理论学刊，2010（3）;裴传永.“箴” 的流变与历代官箴书创作：兼及官箴书中的从政道德研究[J].理论学刊，19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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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