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航海时代（15世纪～17世纪）始，大西洋东岸诸国与地中海北岸诸国，通过海洋和逐渐成熟的航海技术，发现新大陆、扩张势力。这是至今依然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寻找新的物种，特别是寻找新的植物物种，成就了今天西方世界蔚为大观的博物馆和植物园。譬如英国的邱园，法国的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的标本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仅邱园一处就收有800万份标本。如此海量的植物标本，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来自敢于冒险、不畏艰辛、意志坚忍的植物猎人。
在费洛朗斯·蒂娜尔、雅尼克·富里那所著《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中记录了一大批植物猎人满世界带回的植物标本数量。丹尼尔·索兰德（1733～1782，瑞典）曾一周采集700种植物标本，到了他的航海结束回英国时，与同伴共带回30000件植物标本和1000件动物标本，其中有1400多种史上没有记录;安德烈·米肖（1746～1802，法国）11年间从美洲带回1700种美洲植物，包括90箱种子和60000株植株;尼古拉·博丹（1754～1803，法国）与马修·费林德斯（1774～1809，英国）从澳洲带回4000种植物，其中1700种欧洲大陆从未见过;德·坎多（1778～1840，日内瓦）带回5000种活体和标本，并在其巨著《自然界植物系统概论》一书里描述了58975种植物，1835年，坎多的标本收藏已经多达130000种;冯·西德尔德从日本带回标本12000种;查尔斯·达尔文仅在科隆群岛的4个小岛就带回193株植株，其中100种花卉为当地仅有……
植物猎人在世界各地寻找植物的同时，不仅丰富了人类对植物的知识和想象，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的寻找过程中，诞生了改变知识结构和改变世界的重大理论。如瑞典的林耐发明了生物学分类学，这就是沿用于今天的纲、目、属、种、变种5个等级的涵盖地球所有生命的分类法。如普鲁士的洪堡，在植物猎人的行进中，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天文学以及不断发现制造远程航海、科学探索和实验的新工具。如英国的达尔文在乘“小猎犬号”当植物猎人20年后，推出了第二个千禧年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进化论。
不可否认，植物猎人曾几何时也充当过大航时代、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后西方对“其他者”的觊觎和殖民的“先锋”。即便如此，当他们的身影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在植物猎人千辛万苦所收集的标本以及在采集这些植物标本的同时衍生的其他领域的科学和成就，仍可以称得上是丰功伟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与中国近代史有密切关系的植物猎人。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福钧。《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里有专页介绍福钧，称福钧1851年从中国带到印度加尔各答12838株活体茶叶植株，并说由于福钧“一项五千年的垄断技术（即种茶与制茶技术）从此被打破”。
关于福钧，美国人萨拉·罗斯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这本书一问世，便被英语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从历史的一个节点，即鸦片战争前后进入，记载了这个叫福钧的植物猎人，因何背景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到中国寻找茶树的过程。书写得惊心动魄，一开始就说“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宗教仪式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一国独享”。这是兴盛强大的英帝国所不允许的，特别是由于茶叶对英的输出，完全一边倒的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除了向中国输入鸦片外，还要找到种茶和制茶的方法。因为英国从国王到平民、从商人到知识分子，此时已经完全离不开茶了。植物猎人福钧便于1845年的一個秋日午后来到了中国，担负起寻找中国茶树植株和种子以及制作茶叶的使命。
福钧不辱使命，在他扮作汉人在福建、湖北、浙江等省山地、乡村、茶山、集市四年后，于1849年运出了13000株植株和10000颗茶种。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花了十多年时间试图运送中国茶种都告以失败。不幸得很，这批植株与茶种到了印度，植株只有1000株活着，10000颗茶种无一颗发芽！不过，英国人在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外部世界和自然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和冒险精神。通过改进运输方法（即今天通用的恒温箱），1851年，福钧再次运出10000多植株，到达目的地时，有12838颗植株存活了下来。中国的茶从此大面积地在海外引种。与此同时，福钧还在福建雇了6个高级制茶师傅偷渡到了印度。从此制茶也成了英国人和印度人最重要的商业行为。再就是，福钧还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原来对红茶与绿茶的旧知改正。英国人喜欢红茶，认为红茶与绿茶是两种完全不同树种的结果。福钧在福建猎物时才发现，红茶与绿茶同为一种茶树，只是不同的制作方式而已。绿茶新采新吃，红茶则是通过发酵制成的。当然，不知道福钧是否知道中国的发酵茶还分全发酵与半发酵。因福钧这位植物猎人、这位茶叶大盗，中英贸易便发生了逆转。
一位植物猎人的故事、一位茶业大盗的故事，改变了世界。从这一角度讲，这是一件推动着至今依然进行着的全球化重要事件。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中国有没有前文所述的植物猎人？《探险家的传奇植物标本簿》中讲：记录在案植物，生长在欧洲的不超过12000种，南美洲有165000种、大洋洲45000种、中国有32000种，印度有21000种。一位英国人写的《听说你也是博物学家》里讲，在这个星球上，已知生物200多万种。世界植物呈多样性，中国的植物同样呈多样性。由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如何保护多样性的基础和蓝本。
近现代的著名植物猎人欧内斯特·威尔逊（1876～1930，英国）在1899年进入中国寻找新植物，后来在其《中国，园林之母》中说“这个国度里所蕴含的原生植物简直难以计数”。依前说，中国有占世界第三植物种数的国家，依后说，原生植物难以计数。那么，这些植物的寻找、分类、命名是中国人做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徐霞客（1586～1641）生活的年代，与西方大航海时代几乎同步，而且外出旅行长达36年（1613～1639），并留下近60万字的沿途见闻《徐霞客游记》。这本后世称颂的游记对其沿途的地理、水文、地质、植物多有记录。但是，就植物一项来讲，这本游记对其植物的记载与地理、水文、地质、风俗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从来没有留下一帧半页的植物标本。即便同为明季人氏的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所绘1000 余幅动、植、矿物的图，也很难说它具有其丝毫不差的科学性（西洋的植物绘图精细到叶脉，中国的绘图仅是写意）！我甚至怀疑，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类似的植物猎人，也因此没有留下我们可以与邱园相颉颃的植物王国，或者如蒙彼利埃第二大学那么丰富的标本部。笔者阅读有限，我不知道，中国的第一份植物标本是谁做的？第一份植物标本是哪一年做的？中国现在的植物标本有多少？
写此文时，自然也有笔者值得欣慰的两件事：一件事，新近读到岱峻的新文《果岭，峨眉山下一诗僧》，其中提及到与本文相关的话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方文培（1899～1983）带领两名助手来到峨眉山，作植物考察和标本制作，共采集植物1000多种，制标本10000多份。仅此一项，可见自晚清民初学西洋、学东洋后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以及科学业绩，在中国各个领域里都得到了回应。
第二件事是在英国人科林·塔奇《树的秘密生活》“致谢”词里，专门提及到云南昆明植物园里的珍藏的丰富，也可见中国当代对植物及植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另外，塔奇还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了一篇热情洋溢且建议中肯的序。“序”的题目叫《为什么中国及世界的未来与树休戚相关》。在该文中，塔奇说“保护地球森林和形形色色林中居民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这么做才符合道德和精神原则”。
在植物猎人冒险果敢、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植物猎人。我们今天要解读的是：植物猎人留下的不仅是丰富的植物标本，更留下了冒险且科学的精神。塔奇在他2013年4月5日写的中文版序的最后写道：“过去几千年中，中国在引领世界方面做了许多极有价值，不可或缺的贡献。如果，她能借助必要的科学和理念，带领全球迈入大生物时代，那么，这无疑将是迄今为止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