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互文性是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基本属性。文学作品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互文性。《西厢记》是中国戏曲经典传世之作，其互文性特点也十分的显著。特别是这部作品借鉴了《西厢记诸宫调》的诸多因素，保留了董解元所创作的故事架构和人物设置。互文性的生产并非偶然，而是和着两位的生活审美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互文性；整体架构；人物设置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030-01
什么是互文性？
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这种文本所具有的普遍性，就是互文性。整个文学的历史就是互文性的历史，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单纯的创造，而毫无对之前作品的借鉴。它们都是在吸收、借鉴、改造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之上，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文学作品。由于互文性的存在才能够推动文学史向前发展。
文学作品的互文性是所有作品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经典杂剧作品《牡丹亭》的基本故事，来源于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传奇之祖”——《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长生殿》以“李杨爱情”为基本框架，与其相同情节改写的剧本，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没有借鉴前代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为自己独创，其内容也必会吸收前人语言与形式，叙事方法与叙事模式。这是一切文学作品所无法摆脱的。
《西厢记》作为一部经典的戏曲作品，其互文性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其与《西厢记诸宫调》有着强烈的沿袭性关系，互文性特征非常明显。
在整体故事架构方面，《西厢记》对《西厢记诸宫调》的模仿十分明显。从张生初入普救寺，到对崔莺莺一见倾心；从为救莺莺求白马将军解救普救寺，到老夫人许婚又赖婚；从莺莺月下听琴到红娘传简；从莺莺赖简到二人私会；从老妇人拷红，到要求张生进京赶考；从张生金榜得中，到郑恒骗婚，最后真相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整个《西厢记》的整体架构都与董解元笔下的崔张爱情无异。王实甫在阅读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之后，并未做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董西厢本身的故事情节确实十分完备，故事跌宕起伏，爱情缠绵悱恻，自身具有十分优秀的故事基础。且整个故事内容基本合理，整个情节与主题符合元代观众的审美意识，故王实甫对其故事内容进行改革的空间不大。
在主要人物设置方面，王实甫的改动也不大。《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张生、莺莺、红娘、老夫人等主要人物，王实甫继承了董解元的性格特点，但是，王实甫将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故事中的角色作用予以更加深刻到位地描写。张生的可爱与专一、执着与痴情，莺莺的美丽与温柔，骄纵与聪明，红娘的俏皮与机敏，泼辣与坚定。老夫人的反复、妥协与无奈都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刻画。在董解元的基础之上，王实甫对他们的性格特点进行继承和发展。使得典型人物更加地符合典型环境。更符合观众的期待视野，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
这种互文性的借鉴并非偶然，其内部原因有很大的探究空间。
一方面，董西厢本身的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使王实甫不忍心下手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这也和董解元和王实甫各自的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分不开。这个原因必然会使王实甫对董解元的故事内容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对其主题的尊重油然而生，直接导致了故事情节的继承性。
二人文学创作具有相似的社会心理环境，并且作家的个人情感体验和创作动机也较为相近。
董解元所处的时代是金代章宗时期，一方面，此时是金代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也相对激烈；另一方面，金朝是女真族侵入中原，女真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也较为尖锐，这些都对《西厢记诸宫调》的创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被董解元反映在了崔张爱情曲折的矛盾之中。到了王实甫的元代，这些矛盾有增无减，特别是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蒙古族统治之下的元朝，汉人地位十分低下， 元成宗大德前后，形成了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为四等，政治，经济，法律上享受不同待遇。这必然会使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从互文性角度来讲，不仅仅是作者的写作就有互文性特点，读者的阅读也具有互文性的特点。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一个与作者展开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引起读者的文化记忆。王实甫作为董解元的读者，他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董解元与《西厢记诸宫调》的阅读，会引发自己对身处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的阐释与思考。
除此之外，董解元与王实甫二人的社会地位与人生历程也有相似之处。董解元的真实姓名虽然不可考，但根据“解元”在宋元以后含义是对读书人的通称或尊称，可以推测他是为读书人。并且，回眸诸宫调的形成与创作历史，它是典型的市井艺术、民间技艺。其创作的群体与演出群体大多是社会底层的文人与艺人，可以初步推断，董解元很可能是市井文人，以为市井艺术服务为自己的谋生之道。在《西厢记诸宫调》开篇有：
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
【整金冠】携一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
可以看出，董解元的生活是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平日留恋与秦楼楚馆，但是自己很知道分寸。稍后又有：
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
董解元自报家门，对其兴趣爱好也一一道来，他喜欢诗歌和多情乐曲。可以十分肯定，董解元并非获得过功名的近代官员，而是一名身处社会底层的文人。
与董解元类似，王实甫的社会经历也有着浓厚的平民气息。元代统治者，将百姓的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文人是排在娼妓之后，仅仅是比乞丐地位稍高。这种地位的排名，自汉唐，至宋金，都是从未有过的，并且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这对与元代的文人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王实甫的人生经历，虽然不可考，但是却可以根据其所作的零散的作品推测出他的性格特点及生活状况。明代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录了王实甫的三套《退隐》，其中有：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够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此诗名为《退隐》，其中又有“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可以推测，王实甫曾经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过，但是最后却不堪名利重负，从尘世归隐，开始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李玉的《北词广正谱》中也收录了王实甫的一支曲子：
闲头膝上横琴坐，醉时一节林和衣卧，畅好快活，乐天知命随缘过。
为伴侣唯三个，明月清风共我。再不把名利侵。且须将是非躲。
这也可以证实王实甫的生活状况和爱好自由，放荡不羁的性格特点。这与董解元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有惊人的相似，这也就可以解释王实甫会以《西厢记诸宫调》作为蓝本进行杂剧的改写，和对《西厢记诸宫调》的改写中，故事情节的改动不大的原因。
在王实甫文学创作的素材积累阶段，作为读者的他阅读董解元的作品之后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对其内容予以赞同，然后转换成为自己的情感体验，产生重写崔张故事的创作动机，最后创作出一部惊世骇俗的《西厢记》。相同的社会情感体验和相近的个人生活遭遇，必然会引起王实甫与董解元相近的审美意识。在这样的的条件之下，互文性的解读与创作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蒂费纳·萨莫瓦约[M].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贺新辉，朱捷.西厢记鉴赏辞典[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