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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国家能源局也为《煤炭产业政策》（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由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能源安全保障需求，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规制以提升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应该成为煤炭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政府试图对煤炭产业实施再规制的当下，科学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效率水平，并评价现有主要政策对煤炭产业效率的规制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投入产出视角考察我国煤炭产业的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着重评估技术水平、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规制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产生的冲击效应，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相应的政策含义。
1 文献综述
一个企业需要运用资本、劳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才能生产出产品，因而投入产出视角下的效率可以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两个层面来理解。生产率衡量企业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而技术效率衡量企业对现有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的能力。在经济学中，为了评价此种意涵的效率，往往需要联系“最优”的概念。这里的“最优”是对一个经济系统最优生产行为的描述，代表了最优生产状态下的最大产出或最小成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前沿面或成本前沿面。有了“最优”这样的参考标准，将具体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与其对照，就可了解到该生产者的效率情况，据此找到生产行为无效的根源及程度，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或目标。在方法论层面，Debreu[1]等人首先提出了测度效率的标准方法，效率被定义为最优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值或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的比值。在此基础上，Farrel[2]定义了企业多投入条件下的效率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前沿面的确定有两种方法，即通过计量模型对前沿生产函数进行统计估计的参数法（如SFA法），以及通过求解数学中的线性规划来确定生产前沿面的非参数法（如DEA法）。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目前已有一些研究采用企业层面或省级层面的数据，对中国煤炭产业的效率进行了评价。例如，丁哲新测算中国煤炭行业16家上市公司的Malmquist指数时发现，煤炭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有逐年好转趋势，但总体效率水平仍然较低，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投入拥挤问题[3]。杨力等基于集成超效率DEA模型对2008年中国上市企业煤炭板块19个公司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大部分煤炭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许多企业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4]。张曦和赵国浩以2001-2008年我国27个省市煤炭行业为研究样本的结果表明：国内煤炭行业的整体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发展趋势良好；2001-2008年期间全国煤炭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6%，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5]。这些研究所定义的研究对象、样本范围和时期跨度都不同，但基本都认为我国煤炭产业效率并不高。
评价现行政府政策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规制效应，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目前的研究中少见直接研究煤炭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但也有一些间接相关的文献。例如，安全生产及其效率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田涛等运用DEA对2009年中国煤炭企业100强中30家的安全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煤炭企业安全投入、整体科研能力与安全效率成正相关，而厂商规模、劳动生产率与安全效率成显著正相关[6]。高艳芬等对2005-2011年中国煤炭企业安全效率进行评价时发现：煤炭企业资源利用率低，人员冗余度高，人均安全投入和研发费用严重不足[7]。除此之外，赵萌通过计算中国1998-2009年3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发现技改和安全投入、管理效率以及滞后一期的技术无效率等因素与生产率指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