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第10次学术年会上，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小学学校改进”问题，对学校改进的力量、学校改进的质量标准、学校改进的具体举措、学校改进的校长使命、学校改进的教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校改进；质量标准：校长使命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0)01－0024－03
2009年11月7日～8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第10次学术年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小学学校改进”问题，以主题发言、分组发言和自由讨论等形式，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学校改进的力量
周兴国代表认为，学校的竞争性选择机制是通过有差异的分等和行政力量的主导完成的，因此，薄弱学校的改进在无法回避现有部分机制影响的前提下，更多地需要学校的自我担当，进行自我改进和自我努力。李春玲代表也认为，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学校改革往往面临改革目标的模糊、改革方案的有限理性、改革主体的缺位和改革监督乏力等困境，因此更需要一种诱致性学校改革的出现。陈大超代表将这种诱致性学校改革称之为内发式发展，即薄弱学校根据学校自身和周边环境的要求，首先改变学校改革主体的随从心态和认识局限，并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革学校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和教学模式等。自我诊断是学校内发式发展的基础，罗建河代表认为，学校故事分析——讲故事(以教育与激励组织成员)、听故事(以分析和诊断管理现状)、重新讲故事(以改善管理现状，促进组织的发展)是学校自我诊断的可取途径。
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司晓宏代表建议，促进和保障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向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流动，应认真落实好“新机制”，确保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基础性供给；完善制度设计，促进和保障优秀教师到西部从教；建立公共教育服务平台，促进西部农村中小学共享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魏志春和叶忠代表都谈到了改进薄弱学校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高鸿源代表认为，在生态和博弈的视角下，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认识到学校生态位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要研究办好各层次学校的规律；另一方面要从制度上保持和改善每个层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学校改进需要专业支援。程灵代表发现，学者参与学校改进遇到了因话语体系差异带来的沟通困难，因刚性介入方式导致的动机缺失，因改革效果不明显产生的信赖危机，因专家参与终止引发的发展断裂。其中，职能错位是学者遭遇困境的关键原因。此外，于慧和黄崴代表调查了教育督导在推进学校改进历程中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策略，张培和孙承毅代表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阐发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意义。
学校改进的质量标准
基础教育的质量主要包含哪些内容?苏启敏代表认为，基础教育质量主要表现为在既定条件下，通过普通中小学校教育，使学生基础性表现与基础教育目的相符合的程度。然而，在回答“什么是学生基础性表现”和“如何判断基础性表现与基础教育目的相符合”的问题上，“绩效本位”的质量观把基础性表现理解为“学业成就”，以“质量检验”的方式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稳定。而“发展本位”的质量观则把基础性表现理解为“学习成就”，以“质量控制”的方式来改进基础教育质量的水平。二者有各自的适切性。
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的质量监测指标。建立科学的监测指标既有对基础教育质量和绩效责任日益重视的国际背景，也有教育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员需要数据支持的现实需要。为此，刘建银代表认为，建立具有结果、阐述与质量导向性，政策与问题相关性，可比较性，实用性与可行性，有效性与可靠性等功能特点的监测指标迫在眉睫。在张新平代表看来，基础教育的监测指标可以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来表述。今天制定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标准，需要遵循合法性、适中性、现实性和统一性原则。
学校改进的具体举措
杨颖秀代表提出，学校改进需要学校管理者的理性抉择。如选择渐进还是跨越的学校改进的路径，涉及学校改进能否收到持续性的效果；如何争取资源支持并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涉及学校改进是否能在高挑战的背景下获得高支持；对学校改进的评价是检测静态的结点还是动态的序列，涉及学校改进怎样营建激励机制。
办学理念、发展策划和组织结构等在学校改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惠林代表认为，学校改进需要塑造先进的学校文化，树立现代办学理念；金东海代表认为，学校实现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学校能够自主、周密、富有创意地对学校发展目标以及学校规划中的每一项内容进行策划设计，保证学校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郭继东代表认为，学校要想提升规划的执行力，必须改进规划执行系统，成立规划执行督促小组，协调执行者的角色，争取外部支持。科学完善的内部规范体系是学校持续改进的前提和基础。闫德明代表认为，学校内部规范体系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融合中复杂生成，在自律状态与他律状态的统一中获得遵循，在角色期待与个性倾向的博弈中寻找平衡。在蒲蕊代表看来，有关有效改进学校的提议，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三个策略：(1)从重视学校组织结构变革到关注教学。(2)从重视制度建设到关注情感和精神。(3)完善相关的支持与协助条件。
教学是中小学的中心工作。李天鹰等代表认为，学校改进的突破口是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教学持续改进。孙绵涛等代表认为，提高教师的教学效能是促进学校改进的必然举措。影响我国小学教师教学效能的主要因素包括教师因素(教学观念、教学基本功、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学校因素(校长、教师队伍、学生和校园文化)和校外因素(政府和家长)。张东娇代表则以北京市丰台区3所小学为个案，分析了课例研究提升学校效能的文化工具意义。
学校改进的校长使命
李金初代表以北京十一学校为例，解说了中小学学校改进过程中校长的八大使命，即领导和实现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发展使命”，致力于学校文化创新和传承的“文化使命”，不断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的“谋划使命”。快速发展学校的路径选择的“创新使命”，倾力建设优秀教师队伍的“人才使命”，创新课程的“课程使命”，紧紧跟上信息技术时代的“数字化使命”，为学校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承上启下使命”。具体到课程领域，程晋宽代表
认为，校长的课程领导角色虽然多样，但都渗透着共同的课程领导理念。即校长的课程领导不是单纯的个人领导，而是一个领导共同体；课程愿景不同于目标，它富有生命力，必须能动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校长的课程领导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参与，它是一个民主、合作与创造的过程。
具体到校长的管理策略，程斯辉等代表认为，校长只有依“理”统筹学校，从管“你”走向管“理”，学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王世伟和黄崴等代表认为，提升组织的学习力是学校领导的焦点所在。要以组织学习力的提升为核心目标，以深度会谈及深入反思为核心手段，从资源保障、制度建设与学习文化三个方面整体推进组织学习。校长管理少不了与教师的互动。傅树京代表从中小学组织双重系统的特点出发，认为校长与教师之间有体制化与非体制化互动的两种可能。前者对维持学校组织秩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有其独特作用；后者对学校效能的提升，诸如对教育目标达成、学校服务质量提升、学校和谐氛围营造、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升、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等，都有较大的正向意义。理想的互动模式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达到平衡状态，将会有效地推进学校的发展。
学校改进的教师问题
辛治洋代表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紧缺、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广大农村儿童接受教育和教育质量提高的瓶颈之一。如果现行的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发展政策不进行根本变革的话，那么这种缺岗状态下的超编现象(缺岗与超编并存)在可以预见的若干年后仍然无法改变。在中小学教师队伍中，编外教师正提供着中国正规基础教育组织无法提供且又必需的教育服务。方征代表通过研究发现，2000年后，我国编外教师的分布呈现出城填比例增加、农村比例减小，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加剧及以初等教育学段为主的趋势。编外教师这一群体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盲目地“一刀切”会牺牲编外教师和受教育者的权益。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推动中小学改进的重要途径。冯大鸣代表认为，在促进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与举措中，有3个值得推敲的前提假设，即把东西部、城乡间教师专业发展的差异视为经济和技术性差异，认为外部支援和外力救济是解决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困难的基本途径，认为城市尤其是东部大都市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肯定是正确的、是西部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应当遵循的范本。这3项假设虽然部分地反映了真实世界的画面，但它们并不完整，存在偏颇。杨炎轩代表具体分析了学校中教研组和教师团队的区别。由教研组转变为团队，能有效地提高教师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它的变革既需要教研组内部围绕“多人一科”和“参与研究”来进行组织结构重构，又需要学校整体围绕“多向沟通”和“基层自主决策”进行组织结构再造。
无论是教师队伍的群体性问题还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体性问题，在赵敏代表看来，都有赖于生成具有自由秩序的教师制度。教师制度具有分化、合作、约束和激励功能，教师制度的功能性后果是：调节冲突，强化合作，规范教师的行为，确立起教师间以及教师与其他群体间特定的社会关系，在自由秩序的制度环境下，构筑起教师活动和发展的现实空间，形成学校发展的整体合力。此外，张天雪代表对浙江省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作了详尽的调查，提出了改变实践环节的时间与形式、开展符合农村学校要求的培训、缓解工学矛盾、适时延长培训时间、增加教学技能和管理方法方面的实训性课程、有效共享省内外优质培训资源等方面的建议。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