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医药等10个生活性服务行业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在山东沿海城市带73个区（县）级空间分析单元的业务联系建立了73个空间分析单元×50家公司的量化矩阵，进行基于服务值和连通性的网络特征分析，揭示出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城市网络体系结构及其特征。结果表明，基于服务值分析，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网络具有多中心和非均衡性的结构特征，宏观尺度上东部、中部和西部服务值差异显著，微观尺度上中心城区与外围发展不平衡；基于连通性，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网络体系具有双核心、层级性以及尺度变异等特征，网络体系总体偏弱。
[关键词]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析单元；城市网络；空间联系格局；山东沿海城市带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010-07
一、引言
国外学者对于城市区域空间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层面较为广泛，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Beaverstock和Smith（2000）根据高端生产者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布局来分析世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并重点研究了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现状[1]。Matsumoto 和Rigby（2007）选取了城市人口、城市 GDP、两地之间空间距离等变量，建立重力模型，依据航空流作用的强弱分析了世界航空港城市之间的网络格局[2]。Taylor（2004）及其主导的 GaWC（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把世界城市当作是相互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全球服务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办公点通过彼此之间的多样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物质流而建立彼此联系[3]。以Hall（2006）为首的POLYNET小组从公司网络及电信联系网络角度研究了欧洲典型的城市区域规划与发展问题，取得了较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4]。Sassen（2012）认为，经济活动的控制活力已经从生产地区转到集金融与其他高级专业化部门为一体的服务业地区，而且服务业经济的流动性也显著增强，城市之间的连接距离明显扩大[5]。Harris（2013）根据人均批发销售和人均零售销售额对城市中心性进行度量，并划分美国的城市等级[6]。Dickinson（2014）根据人均销售额、通过分公司实现的销售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位置等标准来评判城市中心性的高低[7]。总体来看，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利用交通流和信息流数据分析城市网络的经济联系。
我国学者不断关注和研究城市区域的空间联系，从定性描述为主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定量测度和模型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客货流量、城市流强度、引力模型等测定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选择的主要指标有城市总人口数（非农业人口数）、客流量、货运量、城市 GDP、城市间距、客运班线条数和班次数量等，较少应用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指标。雷菁等（2006）利用城市流强度把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划分为一级中心城市、二级中心城市、三级中心城市和四级中心城市四个等级[8]。孟德友（2012）从可达性和空间经济联系两方面探讨徐兰、京广客运专线建设前后河南省12个沿线地市的省内可达性和空间经济联系的变化情况[9]。刘建朝（2013）采用经济联系强度与城市流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经济联系[10]。冷炳荣等（2014）探讨了城市网络研究的转变模式、网络结构特征、单个城市与城市网络的关系等方面[11]。赵渺希等（2014）基于跨年度总部-分支机构企业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制造业三个产业部类度量城市间的功能联系变化，并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网络的连接效率、出入点度和规模匹配性等[12]。刘涛（2015）以城市功能的演进历程为城市联系研究的新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城市功能网络的演化过程为例，展示了该地区城市联系的变化过程和空间特征，探索了城市联系的城市功能网络分析视角[13]。总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学者对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研究尤其侧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本文在国内外城市联系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生活性服务业公司办公网络分布数据，以城市服务值和连通性为衡量指数，分析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网络的结构特征，以为探讨城市经济联系与区域空间形态提供新的视角。我国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类，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人们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其产品、服务用于解决购买者生活中的各种需求。本文以我国第三产业行业分类标准为依据，参考统计年鉴，根据研究需要和统计资料来源，将生活性服务业分为以下几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二、研究设计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视角分析区域城市网络体系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测度生活性服务业公司在各空间分析单元（即功能性城市区，Functional Urban Region，下文简称FUR）中的分支机构的等级规模，建立其在各FUR的等级联系网络，以反映各个城市在此生活性服务业公司联系中的地位。将多个生活性服务业公司整合起来统一考虑，得出生活性服务业公司在城市网络中的构建情况，以此来反映城市相互之间的功能互动、首次位联系和信息传递等网络关系。这种方便获取研究数据的方法是将城市作为网络节点来研究的，用分支机构的空间地理分布格局来验证城市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可持续的生活性服务功能互动，即便是获取的相关行业公司分支机构业务量数据不准确，依然能够揭示出城市之间功能联系的强弱分布与基本格局。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将生活性服务业公司的空间分布信息转化为城市之间的连通关系。
（一）研究对象选择
本文通过定量研究生活性服务业公司的地址信息及业务联系来分析城镇网络空间结构。选择在山东设有总部或分支机构的通信、物流、零售、餐饮、酒店、电商、家具、健身、教育和医药等10个行业的50家生活性服务业连锁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浏览生活性服务业公司的网站和现场的调查与走访来取得各公司分支机构的空间分布地点和规模信息，并根据此种数据获取方式选择企业。在研究区域的各城市中设有两个以上（含两个）分支机构的，纳入研究选取对象。按照以上标准，在10个生活性服务行业中，共选取了3家通信公司、7家物流公司、8家连锁超市、7家餐饮公司、8家连锁酒店、4家家用电器零售、3家连锁家具公司、3家健身俱乐部、4家教育培训机构和3家连锁药店，共计50家生活性服务业公司。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1）把10个行业具体分为四大类：信息技术服务类（通信公司）、零售类（超市、家具、家电）、住宿餐饮类（连锁酒店、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物流、教育、健身和医药）。之后对已选取的公司在各个城市的分支机构进行等级和规模上的量化，进而取得服务值的信息。最后，所有FUR 中的生活性公司服务值数据可以量化成为包含73个FUR×50家公司的一个矩阵。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单元
本文研究区域为山东沿海城市带（见图1），包括青岛、济南、威海、烟台、潍坊、滨州、东营、日照、和淄博。其中济南与淄博虽不临海，但其与各沿海城市关系密切，故也包含在本研究区域内。因此，本研究区共9个城市，73个县（市、区）FUR。
（三）连通度分析方法
借鉴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计算方法，将企业地址信息转化为一个m个生活性服务业公司在n个城市分布的数据库，然后将世界城市网络量化定义为一个关于V的矩阵X，Vij是这个矩阵X的初始数据，表示公司j在城市i提供的“业务量”。在本研究中，采用公司j在城市i的办公室数量和规模（包括总部与分公司）来衡量Vij。主要包括以下4个指标：
公司j在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连通值Rab，j
Rab，j= Vaj·Vbj （j=1，2，……m） （1）
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总体连通值Rab
Rab=∑Rab，j （j=1，2，……m） （2）
城市a在网络中的总体连通值Na（每个城市都连接n-1个城市）
Na=∑Rai （i=1，2，……n；且i ≠a） （3）
城市a在网络中的连通度La
La=（Na/∑Ni ） （i=1，2，……n） （4）
（四）研究单元的量化赋值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将各FUR中分支机构的等级规模量化赋值为 0～4 之间的整数，即服务值。其中，0表示该生活性服务业公司未在此 FUR 设立分支机构；1表示分支机构规模明显偏小或需要依赖其他FUR分支机构才能实现其功能；2表示设有一般分支机构；3表示分支机构为区域性总部或规模数倍于其他一般分支机构；4表示该公司的总部设在此地。这样的量化方法只需在取值1和2之间、2和3之间进行判别，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主观判断的误差。
三、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特征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网络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单个城市研究单元的连通度分析和各城市研究单元之间的连通值分析，以“点”构“线”来分析归纳企业网络的基本格局和特征。通过对各研究单元的连通度进行等级划分，分析山东沿海城市网络中各节点的连通度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一）明显的层级性
对各FUR的服务值、网络节点的联通度、各城市联通度进行定量的数据分析表明，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有着明显的层级性。
通过计算各FUR的服务值总和，将山东沿海城市带分为3个等级（见图2），各区域服务值等级分布明显，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上的差异。其中青岛与济南的服务值最高且近似，所以把其作为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包括潍坊、烟台和淄博，在地理位置上潍坊和淄博位于青岛和济南之间，而烟台则紧邻青岛。第三等级包括日照、威海、东营和滨州，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山东沿海城市带的最南端、最东端和最北端。
首先，从空间地理分布上来看，山东沿海城市带第一和第二等级FUR服务值较大且相互之间差距较小，分布在研究区域中西部地区，集中且连接成片；鲁南日照、鲁东威海和鲁北滨州与东营的FUR服务值最小，且差异也不明显。因此山东沿海城市带各FUR分级现象突出，地理相对位置和政治中心因素导致的地理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围绕济南和青岛两市向外扩展，研究区域的边缘缺乏次高等级的点来带动周边FUR的发展。
其次，山东沿海城市带各城镇节点的联通度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见图3）。第一，济南市历下区和青岛市市南区属于最高层级，是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网络的中心节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数量和种类最多，城市服务网络较为健全和完整。第二，济南市市中区、淄博市张店区、烟台市芝罘区和东营市东营区这四个市辖区的FUR处于次高等级，属于次中心节点，集合了较多数量、多个类型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第三，即墨市、荣成市、诸城市、东港区等部分县市以及崂山区、龙口区、福山区等部分市辖区共23个FUR属于第三等级，集中了一定类型和数量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主要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零售业以及物流业公司。第四，环翠区、奎文区、市北区、黄岛区、历城区等5个FUR处于第四等级，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类型和数量偏少，仅有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零售业的低等级分支机构。第五，文登区、蓬莱区、昌邑区、莱西市、河口区、长清区、邹平县等39个FUR属于第五等级。这些FUR中的县市大部分位于鲁西边缘地带，内陆交通比较闭塞，进而导致连通度较低；少数的市辖区连通度低是由于其周边的其他市辖区连通度较高，因而取代了本应是该地区的部分服务功能导致的，例如潍坊奎文区连通度很高，导致其周边的坊子区、寒亭区与潍城区连通度处于较低等级。
最后，烟台长岛县、滨州无棣县和日照岚山区的连通度等值最低，与其他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长岛县是烟台北部的一个海岛，和其他陆地地区交通连接不畅，从而导致其连通度非常低。无棣县和岚山区也处于研究区域的边缘地带，与研究区域内部地区联系松弛，在本研究区域内联通度最低。综上所述，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各个市县区均有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分布，整体服务网络已相对完善，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别是鲁西部分市县区连通度较低，与服务值分布相比，连通度缩小了区域差异。
（二）双核心特征
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之间最大的连通值出现在青岛与济南之间。设城市之间的连通度Pab= Rab / Rmax，对Pab分级并作出城市研究单元之间的连通网络结构图（见图4）。可以明显看出，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网络体系具有明显的双核心特征，呈现出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不规则四边形，其中以青岛-济南为网络主线，而研究区西部区域网络性则相对较弱。总体来看，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网络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其中中部地区联系最强，西部地区联系最弱。
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联系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异格局，其中以青岛-济南作为双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三个等级的阶层分布。突出体现在中部地区与双中心发育程度上的差距。山东沿海城市带东部地区的多中心性明显强于西部，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东部地区的联通度大于中部，还在于东部城市之间联系的等级差异弱于中部，因而更具中心性。
（三）明显的跳跃性与距离衰减性
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网络联系表现出鲜明的跳跃性特征。主要表现在高等级的服务枢纽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能够抵消距离衰减产生的影响，远远强于地理邻近地域之间的联系。长距离的城市之间联系显著多于短距离的城市内部联系，产生服务联系的主要基础不再是地理邻近性。并且，在城市内部集中网络功能，一些研究单元从而形成功能意义上的跳跃性，滨州、东营、威海都仅有一个县区被网络覆盖，各孤岛之间形成跳跃性的网络联系。同时，较为低端的服务枢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功能联系随距离衰减的规律。这些较为低端的服务枢纽之间的联系与其距离的远近有明显的相关性，距离近则往往联系紧密，距离远则联系较弱乃至毫无联系。
（四）明显的方向性
根据各城市间的首次位联系，空间联系的核心城市指向性明显（见图5）。从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联系方向的选择结果可以看出，青岛以外的城市都选择青岛作为首位联系城市，而青岛本身的首位联系城市则是研究区域“双中心”结构的另一极—济南。青岛与济南同为高等级服务枢纽，其空间联系多样且层次性明显，其余较为低等级的服务枢纽空间联系则略为单一。
山东沿海城市带联通度的空间分布是随着网络节点行政等级和FUR碎片化程度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促使网络多中心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方向性，具体呈现为山东沿海城市带网络多中心性由县区尺度向城市尺度依次升高。在县区尺度中，县区间联系强度差异更为明显，表现为以少数县区为主的多核分布趋势，区域多中心特征并不明显。而在城市尺度中，济南与青岛的联通度与服务值均为最高级，两地在网络中趋于同级，呈现较强的多中心性。
在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逻辑中，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距离因素对经济联系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城市间联系主要基于功能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在沿海城市带中，济南、青岛是区域核心城市和高端功能载体，对其他城市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且由于城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和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促使城市联系同时呈现向心性和跳跃性的特征。
沿海城市带城市联系具有显著的指向济南、青岛的向心性特征。向心性特征反映了济南、青岛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控制中枢、制度与文化创新的源空间、技术和信息广泛交流的地区的战略地位。
四、山东沿海城市带分行业区域空间网络联系格局特征
为达到更深一步探寻城市网络格局的形成原理，对生活性服务业公司的布局以及在城市联系中的作用进行分行业分析。研究表明，10个行业的生活性服务公司在分支机构分布、城市之间网络联系和城际联系首次位性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特点与差异。
（一）各行业办公地布局分析
对生活性服务业各行业的服务值进行归一化的数值处理，用其结果值的大小来表示生活性服务业在各地区的分布（见图6）。从图6可以看出，四大类的服务业公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为“大网络型”，包括通信、物流公司、餐饮公司、连锁超市和连锁酒店；另一类为“小网络型”，包括连锁家电、家具公司、健身俱乐部、教育机构和医药公司。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空间网络联系表现出“大网络型”和“小网络型”的差异特点，具体为网络规模、组织结构和空间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1.城市联系网络规模方面。信息技术服务业、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数量较多，每个FUR均有分支机构，并且各个FUR中分支机构为2～3个；而居民服务业中的健身俱乐部、教育机构和医药公司等分支机构较少，且只分布在个别的FUR。
2.城市组织结构方面。通信公司、物流公司和零售业趋向于形成一个大而全的服务网络，在各地区分布呈现“地市级总部—县市区分支—乡镇门店”的三层次结构。而连锁家电和家具公司网络则相对较简单，除个别区域设有企业总部外，多数为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呈扁平化的分布形态，没有显著的等级层次。健身俱乐部和医药网络则更加简单，除主要城市市区分布有旗舰店外，其余地区鲜有分布。
3.城市网络空间布局方面。通信公司、零售业和连锁酒店分布范围广，表现出均匀的散点状分布状态；家电销售、教育机构和家具公司多数集中分布于济南和青岛的核心城区，而其他城区及城市则分布较少且分散，呈现为重点集聚的分布状态；健身俱乐部基本上集中分布于济南市历下区和青岛市市南区两大中心区域。
（二）区域空间联系格局的优先选择性
进一步分析各个行业分别在城市间的首次位联系（见图7）。根据10个行业在各城市的首位、次位联系度，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联系可以分为青岛首位、济南首位和青岛-济南双首位三种类型。零售业、通信业、连锁酒店、物流公司和健身俱乐部这五大行业的首位联系均为青岛市，而次位联系则都是济南市。其中通信业、连锁酒店和零售业的城市首位，次位联系跟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符合的，与青岛和济南政治资源占有情况也有一定联系。健身俱乐部由于其数量较少且分布集中于青岛和济南，所以其首位、次位联系必然为青岛和济南。物流行业的城市首位联系是青岛，这是由青岛的港口影响力所导致的，大量的海运物流是从青岛港口流入与流出的。而济南作为省会在陆路与航空物流方面扮演了区域中心的角色，各种运输物品会在此集中运输或分散派送。
家电零售业、医药业和家具销售业的城市首位联系则都为济南，这是济南作为地理中心而产生的特殊影响。济南的家电与家具销售网络覆盖范围广，辐射周边地区，形成多级经销的综合网络，周边城市的首位联系必然为济南。医药行业则与济南的医疗水平有很大联系，并依赖济南的多家大型综合医院，因此与济南联系密切。餐饮业与教育业不存在垄断性的首次位联系城市，多数城市的首位联系为济南或青岛，总体城市联系则相对扁平化。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生活性服务业视角的山东沿海城市带城市网络体系的研究表明：（1）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具有一体化和双中心的结构特征。9个城市存在网络化功能联系，表明山东沿海城市带是一体化、双中心的城市区域。其中青岛和济南是区域双核心城市，全面推动着本区域城市网络的功能融合，淄博、潍坊和烟台为次中心城市，城市之间的联系表现出跳跃性特征。生活性服务业的服务值呈等级分布，且中部和西部区域之间差异明显，服务值较大的区域未连接成片，仅靠点状辐射，分行业形成“大网络型”和“小网络型”服务业公司。因此，基于生活性服务业的山东城市网络体系发育还处于初级阶段。（2）山东沿海城市带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具有跳跃性、方向性的特征。各城镇节点的连通度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研究区中部、西部连通度呈现明显层级特征，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市的发展不均衡。城市网络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被通信、物流、餐饮和酒店等生活性服务业核心行业的办公网络布局规律所决定，家电零售、家具、健身、教育和医药服务业的网络体系连通度很弱，仅在少数的几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
本研究认为，基于生活性服务业的视角研究我国城市网络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当前山东沿海城市带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已建立起相对全面的服务网络体系，本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山东沿海城市带的城市网络格局。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被用于分析世界城市网络，反映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实践过程，应用其分析特定区域的城市网络格局时，面临由全球向地区的尺度转换，生活性服务业公司在全球尺度和地区尺度的组织方式具有差异性，因此该方法的适用性有待商榷。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山东省工业产值比重较高的现实，生活性服务业之间的联系在城市之间的联系中是否占主导地位还需探讨。
参考文献
Beaverstock J， Smith R G.World-city network： a new meta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0， 90（1）： 123-134.
Matsumoto J， Rigby D. Exploring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 549-571.
Taylor P J. Word Cities Network：A Global Ubran Analysis[M].London： Routledge， 2004.：78-92.
Hall P. 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 in Europe[M].London： Earthscan， 2006：52-68.
Sansen M. External urban relational process： introducing central flow theory to complement central place theory[J].Urban Studies， 2010， 47（13）： 2803-2818.
Harris B. Two-mode networks and the interlocking world city network model： a reply to neal[J].GeographicalAnalysis， 2013， 44（2）：171-173.
Dickinson A. Polynucleat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Northwest Europe： theme of the special issue[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6（4）：365-377.
雷菁，郑林，陈晨.利用城市流强度划分中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以江西省为例[J].城市问题，2006（1）：11-15.
孟德友.基于铁路客运网络的省际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J].地理研究，2012（1）：107-122.
刘建朝，高素英.基于城市联系强度与城市流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2）：57-61.
冷炳荣，杨永春，谭一洺.城市网络研究：由等级到网络[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1-7.
赵渺希，魏冀明，吴康.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联系及其复杂网络演化[J].城市规划学刊，2014（1）：46-52.
刘涛.基于功能网络的珠三角区域城市联系研究[J].经济地理，2015（12）：57-62.
[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