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1—1948年间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作品，其学科分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学科的发展状况，成为估量民国学术发展的样本。研究表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相关现实研究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还没有被学界广泛公认的一流作品；相对应的哲学、历史学等纯学术研究则已获得了共识。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已有长足发展，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等已有具世界性影响的成果出现，应用科学也在解决当日技术难题上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这些成果虽是在抗战这样困苦条件下取得，但仍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民国学术发展的较高水準，成为对民国学术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的参照。当然，作为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创立和起步阶段的学术奖励活动，也显示了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学术发展的复杂性——传统与近代、新与旧、四部之学与分科之学交织一起。
关键词 民国学术 学科分布 学术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到近代转换，近代学术体系最终创设并发展的阶段。对民国学术史的研究目前虽已有较丰硕的成果，但要对其作全面并恰如其分的评估还为时尚早。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开展学术评议奖励工作，为此制定了相对完备而严格的规则与流程，并对规则和流程不断完善与修正，到1948年成功举办了六届评奖，为一批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极大影响的学术作品与学人颁布了政府奖项与奖金，对当时处于抗战危局的清苦学人生活“不无小补”，更是对他们倾心学术研究的肯定与宣扬，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①。学术审议委员会评奖程序与结果相对公平、公正，因此这些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记载，也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情状，为估量民国学术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样本。
一
1941—1948年间，学术审议委员会共评出281件正式获奖作品和54件奖助作品，其中一等奖15件、二等奖88件、三等奖178件；第一届和第六届获奖作品数量最少，第三届和第四届最多。虽然1948年评选的第六届是1946—1947年两届合并处理，但在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混乱局面下，相比同仇敌忾的抗战困难之期，学术工作者们似乎更难平心静气从事学术研究，两年间真正能入学术审议委员会法眼的作品不多。
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哲学、古代经籍研究、社会科学、美术等五类，共有151件作品获得正式奖励，27件作品获得奖助，其中一等奖6件，二等奖38件。虽然获奖总数超过科学技术，但在获奖等第上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数量都与之存在差距。文学类包括文学论著、小说、剧本、词曲及诗歌，共34件作品获得正式奖项、7件获得奖助，没有一等奖，仅有6件作品获得二等奖（表1）②。
具体分析34件正式获奖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获得文学类最高等第二等奖的6件作品全为研究性论著，无一件创作类作品；三等奖中也以研究性著述为多，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词曲和诗歌一共仅有十数件作品，占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文学研究论著中，以历史研究为特色，包括年谱、文学批评史、文集考订，6个二等奖有4个为历史研究。
第三，文学创作作品中，以古典诗词为大宗，新文学创作只有戏剧《野玫瑰》《北京人》和小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等少数作品。这说明新文化运动以来，虽然在新的文学创作形式上，特别是小说、戏剧、新诗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当时学术界真正认同的还是古典诗词，这一点似乎并未被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真正意识到。当时学界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基本上都能吟诗作赋，一些政客与商人们也不会忘记时时“以诗词即兴或纪行”。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对传统造成所谓“毁灭性”打击，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传统学问在大学的国文系和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学术奖励这样的体制内还有生存空间。这从侧面表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似乎有重估的必要。
第四，文学创作中以讴歌抗战作品为特色，如《野玫瑰》《新中国幼苗的成长》《国声集》等。悬壶济世的中医唐玉虬所著古体诗《国声集》，吴稚晖、陈布雷、杨圻等曾予以高度评价。有论者以为其“慷慨悲壮，激越昂扬”，“其爱国激情如烈火之燃烧，怒潮之奔腾，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皆达到极高境界”（[4]，页281）。严济宽《中国民族女英雄传记》也以历史上女英雄来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①。
当然，有些作品的归类也值得考虑，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事考》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历史研究；杨树达《造字时有通借证及古文字研究》、王力《中国语法之理论》、徐复《语言文字学论丛》等属于语言学研究；李秀峰《成人教养之实验》、许澄远《魏晋南北朝教育史》及奖助作品傅志纯《新制国民教育之理论与实施》、吴蕴瑞《大肌肉活动用全部学习法与分段学习法效能之比较》等作为教育学作品，都应该归入“社会科学”类。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当日学界学科分类的认知有关。
哲学类获奖作品数量很少（表2），特别是第二、四、六届每届仅有一件作品，第六届获奖作品还是从社会科学类“移充”而来[1]。这一情状的出现，可能与当时哲学界流行“意识形态”研究却不被学术审议委员会看好相关，12件作品中仅有王万钟《孙文学说疏证》和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涉及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第六届哲学类10件被提出，最终选决的作品中有6件研究现实哲学，诸如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总理总裁哲学体系等，但这些作品全被学术审议委员会（小组审查时）“枪毙”，即使它们此前得到了审查专家的极高评价也不能幸免[1]。但与其它类别相比，哲学类成果是真正少而精，12件获奖作品中有两个一等奖、三个二等奖，获奖等第远远超过人文社会科学其它类别。
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看，逻辑有金岳霖、胡世华作品，历史研究有汤用彤、张西堂著作，冯友兰、黄建中、唐君毅、金平欧等人作品，相关“理学”“伦理学”“道德建立”“心理建设”等，李相显以宋明理学的研究两次获奖（一次正式，一次奖助）。无论是冯友兰、汤用彤的一等奖作品，还是金岳霖的二等奖著作，都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代表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的最高水平。当然，唐君毅、胡世华等年轻一辈（年仅30岁左右）也显露出学术才华与才能，昭示了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