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和丁文江是民国学界最为要好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起创办过《努力》和《独立评论》周刊，还一起共事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他们两个人虽然在某些具体的观点和意见方面存在分歧，在科学救国、公忠报国的“爱国苦心”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关键词]胡适;丁文江;科学救国;“新式的独裁”;“爱国苦心”
1956年是丁文江去世20周年，1955年12月17日，身在美国的胡适开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1956年3月12日，历时三个月、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杀青脱稿。现在看来，这篇传记的准确标题应该叫做《胡适与丁文江合传》，其中翔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在科学救国方面所表现出的半新半旧的精神困惑。
一、丁文江和胡适的共同努力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出生于江苏泰兴县。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宗淹”，意思是要效仿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01年，15岁的丁文江为了申请报考上海南洋公学的保送名额，在父亲带领下拜见知县龙璋。龙璋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进行面试，丁文江的超常发挥赢得龙璋的欢心，被龙璋当场收为弟子，其人生道路由此发生决定性改变。
1902年，16岁的丁文江在龙璋安排下，跟随胡子靖到日本自费留学。丁文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进入正规学校就读，他当时喜欢的是谈政治和写文章。
随着1904年2月8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原本就不认真读书的中国驻日本留学生，因此找到了拒绝读书的强硬理由。在此期间，和李祖鸿（毅士）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常常接到无锡举人吴稚晖（敬恒）从苏格兰爱丁堡寄来的书信，说是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苏格兰生活便宜，希望年轻乡党去英国留学。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人听信吴稚晖的劝说，于1904年3月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他们登上轮船时身上只剩下10多个英镑。
三个人赶到爱丁堡时，发现吴稚晖所说在英国留学一年只需要600元，指的只是食宿费用，读书穿衣的费用并没有计算在内。在吴稚晖安排下，丁文江、李祖鸿留在爱丁堡学习英语，吴稚晖陪同家里没钱的庄亚文去利物浦过最刻苦的生活。用胡适的话说，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丁文江、庄亚文、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冒了大险跑出去，等到木已成舟的时候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
侥幸的是，丁文江、李祖鸿在爱丁堡偶遇曾经在山西传教的约翰·斯密勒医生，他们在约翰·斯密勒医生的热心安排下，到英国东部小镇司堡尔丁就读乡镇中学。丁文江从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后就考进剑桥大学。他在剑桥大学读了半年时间，因为学费昂贵而被迫辍学。
1908年，丁文江考取学费相对低廉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他在此之前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申请学费，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公费。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后，他又在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帮助下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
1911年4月，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的丁文江，离开留学七年的英国，经滇越铁路从云南河口进入中国。他回到家乡不久，辛亥革命就在湖北武昌率先爆发。
1913年2月，丁文江来到北京，就任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司长是江苏同乡张轶欧。
1913年10月，张謇就任新成立的农商部总长，次长刘厚生是张轶欧早年就读南洋公学时的国文教员。丁文江在同乡前辈张轶欧、刘厚生、张謇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先后创办地质研究班和地质研究所，为中华民国培养了第一代地质学专家，并且初步调查了中国境内的矿产资源。
1921年，前农商部次长刘厚生和京奉铁路局联合组建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总资本500万元，其中官股40%，商股60%，刘厚生为董事长，丁文江为总经理。
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北部，原本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煤矿，投资50万元还没有挖出煤炭。丁文江受交通部委托前往调查这一带的矿产地质，调查结论是矿产资源丰富，有开采价值。他之所以要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去办北票煤矿，主要原因是父亲丁吉庵去世之后，由他负担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负担四弟文渊在德国自费攻读医学的高昂费用。
丁文江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将近五年时间，把这座煤矿建设成为日产煤炭2000吨的大型企业。按照胡适的说法，“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情，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大论战。”
1922年5月7日，由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The Endeavor）正式創刊。作为一种尝试性努力，5月14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2号，公开刊登由胡适执笔、有16个“好人”联署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说是“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1922年9月，《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人当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直系军阀第二号大首领吴佩孚的支持下参与组阁，分别出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
11月18日晚上，亲近直系第一号大首领曹锟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带着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来到大总统黎元洪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宅邸，以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使国家损失达五千万元为由，挟持黎元洪下达逮捕命令。随着“罗文干案”爆发，仅仅维持两个月的王宠惠“好人内阁”被迫解散。《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平心降格”的政治主张，没有一项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