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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74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t标准煤以内”的节能目标。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终端）能源消费量为19.9亿t标准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5，GDP（当年价）为10.4万亿美元，仅占当年世界GDP的13.9%，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2.9亿t，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8.5%。也就是说，我国用占世界20%的能源，生产了仅14%的产量，并排放了28.5%的二氧化碳。可见，当前我国面临的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能耗在全社会总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左右，是我国能源消费的重头戏。因此，抓好工业治理是落实这项政策目标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向着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在日益推进。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正在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为主要载体的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参与国际贸易使一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从而获取竞争效应；通过进口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成品或半制成品，获取技术溢出的效应；企业所面对的市场无疑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进而可以获取规模经济效应[1-4]。这三类效应都可能促进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例如，在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学习进口品中的技术，或者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实现技术提升，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增加的情况下，降低了产品的能源消耗，无疑就会使得能源效率提升。
但另一方面，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国际贸易又成为横亘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发展中国家在高能耗“污染类”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低能耗“干净类”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会成为“污染类”产品的出口国，发达国家则相反[5-6]。根据WTO数据，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高达4.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一。若如“污染避难所假说”所言，国际贸易就会使我国能源环境问题雪上加霜。
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工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深入探索国际贸易如何影响我国的工业能源利用效率这一课题，对我国当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相关的文献回顾
基于对能源效率的不同解释和定义，能源效率的表述和测算方法基本有两大类：
第一类方法是单要素能源效率，即能源强度，通过测算一个经济体的有效产出和能源投入的比值来测算能源效率。借助Laspeyres、Divisia、Paasche、Fisher等指数分解方法，能源强度变化被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变动两个方面[7-8]。
第二类方法是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技术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将能源效率视为“在当前固定能源投入下实际产出能力达到最大产出的程度，或在产出固定条件下所能实现最小投入的程度”，通过前沿曲线上最优能源投入和实际能源投入的比值来计算能源效率，可以综合考虑所有生产要素对产出的作用。同时可以设定测算模型的前提条件为：规模收益不变、超效率模型等细类[9]。
而近年来在实施节能减排、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仅仅把GDP作为经济系统评价指标，而不考虑生产过程中“非期望产出”的问题，会导致能源效率测算模型结果的有偏性，从而使得研究结论的价值大打折扣[10]。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规划方程来进行能源效率评价，具体方法及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大类，诸如Hailu等[11]直接把非期望产出变量作为投入进行处理；Scheel[12]和Seiford and Zhu[13]分别将非期望产出进行线性或非线性变换作为期望产出处理。这些方法虽然能够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规划方程，但均不符合实际生产过程，故其效率评价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第二大类，Fare等[14]提出了一个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法，较好地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当前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予以考察[15-16]。该方法缺陷是：要求投入或产出按等比例缩减或放大以达到有效，不能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第三大类，Tone[17]则另辟蹊径，针对上述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径向和非角度的SBM模型，把松驰变量直接放入了目標函数中，一方面解决了投入松驰性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问题。Zhou等、程丹润和李静、涂正革和刘磊珂[18-20]分别利用此方法测算了不同国家以及我国不同省份的环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