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个时代的书法史能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文化心态和社会状况。对于书法史的研究不应仅仅是研究他的书法文本和形式，更应当注重其书法创作的背景。从经济角度对晚明书法的本体范畴进行扩展性和延伸性的阐述，关注晚明书法在整个艺术文化史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和艺术价值，因此将社会转型之际书法艺术的文化生态置于书家的经济生活之中进行观照。
关键词：晚明；书法；经济；社会生活；高堂竖轴；扇面
晚明是一个政治黑暗、但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在这种经济繁荣的状况下，书家为了应酬市场或者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来赢取市场的青睐。
晚明书家作为当时社会的知识阶层，政治因素、市场经济以及思想文化都对他们的风格面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是书家精神方面的寄托，这种士人代表的精英文化又想与阶层代表的大众文化有所区分。因此这些书家士人考虑的是怎样很好地处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怎样为了生活、为了赢取市场而改变自己。
一、经济发展的物质支持
（一）厅堂建筑的需求晚明是书法的另一个高峰期，长条巨幅的书法作品大量出现，而这些的出现绝不仅是当时书家自身创作的需求，市场的繁荣以及厅堂建筑的发展给晚明的书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长条巨幅的出现让书法在它原有的功能上又有了装饰的功能。“建筑是长条巨幅的物质载体，即有了高大的建筑以及宽阔的墙体，才能使得巨幅的书法作品得以运用，才能在空旷的视野当中寻找出新的视点，才能体现出书法线条的张力[1]。”建筑作为书法作品的有效载体，为书法作品的展示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史书记载晚明的一些书法作品往往悬挂在厅堂的墙壁上，那么就对于书法作品的尺幅有了很大的要求。因此，在明代，书法作品的尺幅与当时的高大建筑有直接的关联。
从上面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高堂大厅的建筑是书法作品很好的载体，为长条巨幅的书法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同时，在这种环境下也为书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促进书家创作的同时也促进了长条巨幅的发展。
（二）园林题额李渔说：“亭阁之中，墙垣之隙，皆可留题作字者也。凡遇名流，即索新句，视其地之宽窄，以为字之大小，或为鹅帖行书，或作蝇头小楷[2]。”在李渔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园林、亭阁之中到处可以看到题字的人，同时这些书家看空间大小、宽窄而作书。为了配合园亭厅堂的装点，书法样式中的匾额、中堂、立轴、对联以及条屏等样式就各有其功能，这样书法作品不仅可以作为特殊的装饰物件，也可以暗示园主不俗的艺术品味。园林书法艺术作为园林景观展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晚明时期园林的审美趋向而更顺势风行。作为园林书法，他一方面承载了景点介绍的功能，更重要地是与同林文化生态的融合和谐。若有书法名家通过作文、撰写楹联或是题字的方式不仅使园林景色更加雅致，也可使书家自身记录自己的游历和感受。如潘氏豫园内的乐寿堂，便有董其昌为之而作的《乐寿堂歌》，诗文“书于屏障，字径三四寸许”[3]。王世贞所建弁园的文漪堂，其三壁“间取《文选》诗句稍畅丽者。乞周公瑕（天球）擘窠书，是生平得意笔”[4]，尤其作为园林点睛之笔的匾额，对它的要求更高。园林建筑的兴建和修葺以及房屋居室建制的革新也为书法长条与巨幅作品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促进了书法形式的多样性，如匾额、中堂、立轴、对联相继出现。在这种环境中，书家士人的书法空间也更为之丰富多彩。
（三）教育、印刷业的发展晚明经济的发展，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造纸术的进步。晚明书家的创作，高堂大厅的大量需求，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造纸术的发展。不难发现，晚明时期不仅可以制作精良的纸张、绞绢，同样也能够制造出尺寸更大的纸张来，宋应星（晚明）的《天工开物》中有《杀青》篇就详细介绍了各种纸的生产过程。这就为晚明的书家在书法创作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物质保障[5]。造纸术的进步使得书家在创作中得到良好的发展，书家的大量书写同时也促进了当时装裱技术的发展，从小幅作品到长条巨幅。造纸术的进步以及装裱技术的完善都为晚明的书家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晚明时期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步瓦解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随之，商品经济也快速发展，不仅在城镇，在乡村也有所发展。这些都大大促进教育获得了发展，教育的普及以及发展让当时民众的识字数量有了提高。与此同时，当时的印刷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从唐代开始到五代历经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在明代的发展达到顶峰，并且明代普遍被看作是中国印刷业发达的一个黄金时期。其规模数量皆远逾前代。这使当时的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到一些名家作品的同时也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术条件更为优越，如书法刻帖的大量出现、相关书籍的逐渐递增。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唐、宋、元名家真迹被广为印刷和收藏，使得更多人有机会读书写字、交流、消费书法。
二、晚明书法转向
（一）高堂竖轴巨轴行草顺应了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并在晚明这个时代发展到高峰。铸成书法艺术的新风尚、新阶段、新格局。晚明高堂大轴行草的出现是轴类书法不断发展、放逸的产物，除此之外，也是书法艺术家满足审美的探索和追求，这也归功于明代建筑样式的革新、书法装裱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也增加了高堂大轴装饰的功能和呈现效果，晚明高堂大厅为长条巨幅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空间，书法不仅仅是字，更是一种文化。同时，晚明时期装裱和造纸技术的发展，长条巨轴书法的创作对书写载体和书写空间有了更高的要求，像纸和绢的书写材料、书写的空间载体等。明代书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促使纸张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这样一来也就促进了造纸技术的发展。
晚明大规模集中出现的巨轴行草作品与同期的卷类作品相比，巨轴书法创作完成了“三大转变”：一、从案头品到壁上观的改变；二、从小字到大字的改变；三、从坐书到立书的改变。徐渭《草书七律诗》作品满是纵横恣肆、奔逸绝尘的狂放用笔，字形结构的大开大合中透露着其妙到笔触的到位和自由控制的提按变化。众所周知的是巨轴行草书的创作对章法构成的要求极高，稍有疏忽，就会处理不当，但或许是徐渭缘于书家的绘画天赋及造型意识来而作出了“飞花散雪”式的章法布局。纵观全幅顶天立地且行距和字距均压至险劲已极的地步，更辅以某些局部的上下左右穿插和大小欹正变化[6]。晚明巨轴行草书的盛行到衰落使得明代书法一方面是帖学的完结；另一方面是从现代书法进入展览时代的角度讲，明代的书法，主要是轴类书法（包括“对联”这一样式），其中以晚明的巨轴行草为代表，实现了“三大转变”，晚明的巨轴行草又是现代书法的开端，其中是以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八大山人为代表在追求对传统书法的继承和对自身的挑战与超越。
（二）扇面书法晚明扇面书法的核心用意其实是：风度的标榜、悠闲赏玩。《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所收晚明扇面书作品是文中所论述的对象，扇面中的书体绝大多数是行草书，其他书体很少见。使用纸张大都是金笺扇面，从中也可看出当时文人书扇之风的盛行。
晚明的书扇内容有着别样的社会隐喻，比如现藏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王穉登书金笺扇面“赠窦宪副诗”，末题“似蔡南兄政”。如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帧王穉登（1535～1612）所书金笺扇面，内书一诗，末题款云“送申驾部还朝。王穉登似春宇先生。”此扇面即送给当时丞相申时行。申、王二人同龄里，“交相推重，轩车宾从，两家巷陌不相下也”[7]。因为扇面有小巧、方便携带的先决条件，使得文人在雅集宴饮时能够藏于怀袖，以便文人在席间常分题怀韵、作诗填词，毕后书之于扇，分蜡同谊。也有单人书写不能满纸，便多人合书一扇，表达互相之间的交谊和志趣。合扇书虽然有了应酬方式的新意，但是没有形成一种时尚。到了晚明时期，以赠送扇面也是文人交往交流学习的一种途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王穉登、张凤翼和周天球三人合书扇，扇面上所书三人之诗，也是他们三个交游交友的证据，也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线索。王穉登诗赠顾益卿，张、周二人则赠戚继光。此二人都是当朝名臣，像这样的和扇有很多，如祝允明、丰坊的隶书和扇。从扇面的应酬我们可以想象出扇面在文人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接扇者在看到扇面的同时，也在欣赏赠予者的书法，赠扇者与接扇者双方都须通过这一握之物，在品鉴书法和交流学习。
在晚明这个动荡的时代，艺术却达到了一个巅峰，例如书法教育、青楼文化与书法交际及明清之际的士人生活中的碑学意识等。晚明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常常会有学者和专家来关注，更多地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变革和历史、文化的转型。士人立身处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有崇尚经世致用来积极担当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的；有避世退守而隐逸山林的；也有优闲自适、纵情乐世的。由此可看出，晚明时期的书法艺术有其独特之处，晚明的经济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也是方方面面的。
参考文献：
[1]肖峰.论晚明书法幅式与建筑的关系[J].群文天地，2012，（04）.
[2]李渔.《闲情偶寄》“器玩部”[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238.
[3]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豫园》[M].北京：中华书局，1979：537.
[4]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五十九《弇山园记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集部”：776.
[5]范美俊.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7，（03）：101-104.
[6]张爱国.高堂大轴与明人行草[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03）.
[7][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十九《艺苑》[M].北京：中华书局，2006：735.
作者单位：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