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与集美大学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7—29日在厦门召开，南京师大陈美林先生作会议总结。为介绍会议盛况，特刊发陈先生的总结发言。
一
这是一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学术盛会。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学术团体，有中国戏曲院、中国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深圳大学、东莞理工学院、澳门大学、岭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师大、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大、苏州大学、徐州师大、扬州大学、南通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师大、江西师大、陕西师大、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福建师大、漳州师院、泉州师院、集美大学等60余所高校的150余位专家，其中教授67人（博导21人）、副教授39人。大多提交了论文，仅装订成册者即达69篇，尚有在会上散发者也近10篇。在大会宣读论文者有来自33所院校的40余位专家，可以说是一次“以文会友”的学术盛会。
会上自始至终洋溢着各抒己见、相互切磋的和谐气氛，可说是一场“以友辅仁”的学术活动。《说文》释“仁”说：“仁，亲也。从人从二。”这就说明两个人以上就会发生“仁”的关系。又如何体现“仁”呢？孔子对弟子颜渊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哉？”这就是说只有每人严格要求自己，将自己的位置放正，按规矩办事也就是服膺“真理”，如此就能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各位专家的发言既能畅所欲言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也能充分尊重他人的观点，表现了各自的学术道德的素养，真正实现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目的。
二
这又是一场展示近年来戏曲研究的成绩并为今后持续研究提供新的平台的盛会。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和在会上的发言，涉及到古代戏曲研究的方方面面，讨论的问题不但广泛而且深入，充分显示了近年来戏曲研究的新发展。
就论文涉及的历史时代而言，从宋代的请戏习俗到南曲戏文、明清传奇，从元杂剧到明清杂剧，以及花部等等，均有文论及，诸如李跃忠的《宋代请戏习俗浅探》，徐宏图的《南戏研究的三大历程》，许建中的《“戏文三种”中的集曲考察》，石麟的《金批〈西厢〉三题》，徐子方的《20世纪以来明杂剧研究的回顾与点评》，杜桂萍的《杨潮观生平创作若干问题考论》，陈维昭的《汤沈之争与晚明曲学形态》，田兴国的《明代文人传奇伦理型豪侠论》，王人恩的《蒋士铨〈冬青树〉三题议》，刘新文的《京剧〈陈州粜米〉与元杂剧原剧本的比较》等。就地域空间而论，则涉及山西、扬州、广西、陕西、江西、海州、海盐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诸地区，如黄竹三的《从山西仪式剧的演出形态看中国戏剧的特质》，赵兴勤的《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阙真的《论广西采调剧的平民化特征》，费伟的《粤剧的源实在陕西》，徐国华的《蒋士铨戏曲与江右民俗文化》，许卫全与朱秋华的《海州童子戏的源流、形式及其他考索》，黄振林的《论海盐腔的起源及在南戏发展中的地位》乃至康海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戏剧研究》等等。就社会层面而言，有论及宫廷戏者如赵山林的《清代前期宫廷与戏曲》，也有论及民间艺人者如杨慧玲的《民间剧作家林少鹏的情感世界及其爱的哲学》等。就多民族文化而言，则有李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新旧素质交融的审美特征》，高益荣的《“曲始于胡元”文化论》，田同旭的《元曲家石君宝为盖州女真人考论》等等。其他尚有论及“戏剧学史”、戏曲评点、杂剧校勘、声腔曲腔、戏曲保护以及考古新发现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用萧善因教授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是“总结过去、畅说未来”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而且论析深入，提供了新的资料、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为今后的持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更高的起点。
三
戏曲是综合艺术，涉及音乐、美术、表演及文学等学科，提交会议的论文也有少数论及声腔、角色、宾白等问题，如丁淑梅的《明代禁断剧类声腔与曲腔的雅俗分野》，元鹏飞的《论戏曲角色的演化》，刘小梅的《重拾对“杂剧宾白出处”的争议》等，但更多的论文则是对戏曲文学的研究。
不过，对戏曲文学的研究，又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者为多，如吴光正的《全真教与元明戏剧》，司徒秀英的《〈昙花记〉“万缘皆假”与佛土常净之辨》，张祝平的《水饰与道教图谶》，夏敏的《傀儡戏与辟邪巫术》等，而从文学诸样式的综合考察来研究戏曲文学的论文并不多。
张正学的《关于〈中山狼传〉小说与〈中山狼〉杂剧的三个问题》，王正兵的《〈姑妄言〉中的戏曲表现简说》，马宇辉的《从“一笑姻缘”看冯梦龙小说、戏曲观念之差异》等论文，是为数不多的将戏曲与小说这两种叙事文学联系起来考察的论文。
至于将戏曲文学与诗、文联系起来研究的论文则未见有。其实它们仍有着可以探讨的共性。如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与戏曲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是否有类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兄弟院校的研究生前来我处访学时就曾与之研究过这一问题，后来这位研究生（目前已是教授了）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古代叙事诗与戏曲文学之间应该也同样存在着共性，我曾对一位博士后谈起吴梅村叙事诗中有许多“移步换景”的手法，其实也具备了戏剧因素。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中多样性和单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并存，作为反映这种纷纭繁复的社会生活的诸多的文学样式，同样也存在个性和共性。对文学进行分体研究有利于深入专精，而将诸样式深入进综合研究则有利于宏观把握。总之，对于文学创作的特性和规律，需要不断分体、不断综合的交替研究方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从文化学的背景来研究文学是需要的，但也应更多注意就文学的本身来研究文学。
四
自昆曲“申遗”成功之后，戏曲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整个戏剧事业的兴盛才是戏曲研究能够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这次会议上有的专家在论文或发言中已注意到这一问题，这是很可喜的。一些地方戏演出的上座率不高，民间艺人的权益得不到充分重视等问题，都纳入到学者的思考范围。至于如何理解和贯彻振兴昆曲的“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的八字方针，有的专家在论文中也表述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言论都表明与会者对戏剧事业的现实关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专家针对目前缺少优秀剧本的现象，表示在研究之余也意图创作剧本。的确，如今上演红火的剧目仍然是对传统戏曲中优秀作品的改编，如《牡丹亭》就有青春版、精华版，其他如《桃花扇》、《长生殿》等等也占据了现代舞台。除了这些优秀的传统剧目外，新作很少。在专业剧作家之外，戏曲研究者从事戏曲创作，应该受到重视。其实明清以来不少学者也曾从事戏曲创作，例如清初文人程廷祚为经学名家，著有《易通》、《大易择言》、《尚书通议》、《春秋识小录》、《礼说》、《青溪诗说》等，袁枚在为其所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说他的经学著作“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也就是说全是程廷祚自己的见解。程廷祚不仅有学术著作，又擅长赋诗作文，有《青溪文集》、《岫云阁诗钞》，更有戏曲创作《莲花岛传奇》，正因为程廷祚兼擅学术文章，袁枚的铭文说：“儒林文苑本无界，谁欤划开成两戒。”如今，不是有教授创作小说吗？南京大学、上海师大都有教授在教学、研究之余从事小说创作，一时还出现“教授作家”的称呼。我们从事戏曲研究和教学的人，在研究教学之余创作戏曲剧本，既丰富了文坛，也充实了讲坛，更体现了古代戏曲研究者对戏剧事业的现实关注，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