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青铜器】彩绘青铜立车
【通长225厘米，人俑高91厘米，通高152厘米，3064个配件，单马重约200千克，总重1061千克】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现原件由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收藏。
秦陵銅车马分为前后两乘，主要用青铜铸造而成，并配有大量的金银饰件，整个车、马、人都是当时按照秦始皇御用车实物的二分之一尺寸缩小而制成的。两乘车均由4匹马牵引，人们把这种四马一车称为一乘（sheng，音剩），是当时行驶速度较快的车辆，是士大夫才能享受的待遇,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正出于此。而乘数多少是一个国家大小强弱的象征，在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从马嘴中不难发现，两乘车的8匹铜马神态各异、造型生动、比例准确。马均为6颗牙齿，说明马正处在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期。每乘车的右骖马（外侧的马）的头顶均有一个半球形的铜泡，上面镶有16颗金珠，铜泡正中有一个高22厘米的铜柱，铜柱顶端的铜球上有一个穗形璎珞，叫做“纛”（dao，音到），是古代帝王乘舆马头上用牦牛尾或雉尾制成的，象征地位和权力的饰物，这在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乘8匹中空青铜马均采用整体一次浇铸而成的工艺，我们现代技术却无法做到。
前面这辆车驭手要站立驾驶，故称之为“立车”。该车应为前导车，相当于今天的警卫车。该车为单辕双轮，每副车轮的辐条有30根，代表一月的30天。长方形的车舆（车箱）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车舆前面与两侧均有护栏，后面有供人上下的车门；右侧方匣内插着一面盾牌（原大尺寸长72.4厘米，宽47.8厘米），盾牌的正面和背面都彩绘有变相的夔（kui，音葵）龙纹，是目前出土年代最早、形状最完整的盾牌。车舆前外侧挂有一副弓弩，左侧有箭镞；中间立一把高柄华盖，华盖有28根铜条，寓意天上古人划分的28星宿。而支撑华盖的铜杆非常灵巧，它可随日照方向变化采取多达4个选择角度的倾斜，而且固定非常稳定，亦可在作战时为减少阻力而拆下。
驭手站立于华盖下方的右侧，他面庞丰腴，英俊潇洒，真实身材应为1.82米。身佩长剑，腰系玉佩，头顶戴武将的鹖冠，身穿交领右裾长袍，腰扎革带，足蹬方口翅尖履，目光略略下视，神情专注。双手向前伸出，拇指、食指各自分开，其余三指并拢，作执辔（pei，音佩，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的姿势。双手塑造异常精致，肌肉的厚薄，指节长短及粗细变化，关节的弯曲，甚至指甲都刻画得逼真准确。
《诗经·秦风·驷铁》中有“驷(音四，驾车的8匹马)铁(毛色似铁的好马)孔阜，六辔在手。”的诗句，译意为：4匹铁青马，肥硕又高大，六根皮缰绳，紧握手中把车驾。也就是说：每匹马有两根，驷马车总共应有8根缰绳，但驭手手中只有6根，可究竟是哪6根辔绳呢，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秦铜车马的出土并成功复原，清楚地向人们展示出6根辔绳的具体所指，即两骖马的内外辔绳和两服马（内侧的马）的外辔绳。
铜车马还发现一个驭马的工具“策”：铜质，呈长竹竿形，镂有三段花纹，末端有一个尖头，长75厘米，直径0.8～5.5厘米，做工细致精美。如此看来，策的作用与现代的马刺（骑马者钉在鞋后跟上的一种铁质的刺马针）有异曲同工之处。
铜车马主体为青铜铸造，车马金银饰品1720件，金银器总重7公斤。其设计之精巧、制作之精美、工艺之高超，无以伦比。铜车马出土时破损十分严重，铜车马在1980年12月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压成了碎片。一号车1325片，二号车1685片，仅龟形伞盖就被压成多达199块的碎片，经过历时两年有余的精心修复，才得以恢复原貌，于1983年10月1日对外展出。
这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这组彩绘秦青铜车马已被国家收录入我国首批不得出境珍贵文物名单之列。
【唐·碑刻】大唐三藏圣教序碑
【高350厘米，宽100厘米】唐咸亨三年（672年）刻，现原碑由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
此碑文内容为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表彰玄奘（600～664年）三藏法师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而亲撰的序文，以及太子李治的《述圣记》和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内容。长安城修德坊内弘福寺（今西安火车西站一带）和尚怀仁集东晋王羲之（321～379年）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刻于唐高宗李治咸亨三年 (672年)，行书，共30行，每行80余字不等。故此碑又有《怀仁集王圣教序》碑之名，再因碑首刻七佛像，又称《七佛圣教序》碑。
玄奘法师是中国最为卓著的佛学家和佛经翻译家，因精通佛学中的《经藏》《律藏》《论藏》，而被世人誉为“三藏法师”。随着对佛经的深入钻研，他感到许多佛经译得不确切。为寻求佛学真谛，他决心不畏艰险，不惜生命，只身西行。贞观元年(627年)玄奘28岁离开长安，徒步前行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那烂陀寺去探求佛理。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46岁，自天竺取经抵长安，前后花费19年时间，被鲁迅誉为中国人的脊梁。玄奘取经回国时，李世民正在东都洛阳准备打仗，遂派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代其出城迎接玄奘。以后，玄奘法师谢绝了唐太宗要他还俗辅政和随征辽东的提议，返回长安弘福寺开始潜心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为玄奘写《大唐三藏圣教》，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也”。
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使得唐代书法大师人才辈出，成为中国书法巅峰时代。他还亲自为王羲之写传记，不惜重金搜购其墨迹三千六百纸。王羲之这位中国书学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是古今公认的“书圣”。《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和尚（王家的七世孙智永的弟子）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辩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序》真迹，《兰亭序》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爱不释手，太宗命令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序》真迹葬入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的字，李治就借内府所藏王羲之真迹，想用选集拼凑的方法集王羲之字刻于碑上，以垂永久。玄奘的弟子怀仁，能文工书，受诸寺委托，逐字摹写拼合，历时24年，煞费苦心。至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将全部序文、记文及心经之字集出，终于完成了这一书林中的胜业，集摹而成此碑。传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金一千。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由来，后人把此碑的拓本称作《千金帖》。
虽说集字不是创作，但集字要做到与原迹相似，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造诣深厚与态度严谨，致使此碑字画神韵、转折起落肖似王书，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合理、平如简静的境界，使其更具王书神韵和风采。当然这种集字的做法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重复的字较少变化，偏旁拼合的字结体缺少呼应。王羲之行书赖此以传，且此碑开集字之先河，故在书法史上有重要价值。是唐人敬重王羲之书法的体现，也是众多集王羲之书法碑刻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一通。宋周越《古今法书苑》云：“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咸萃其中。”碑石宋以后中断，随着捶拓日久，笔划渐细，后曾洗剜。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后世集中保存了众多的王羲之字迹，此碑形神兼备，书法秀劲超群，分行市白，笔意俱存，俨然是一气呵成，不愧为中国古刻名碑之妙品。它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它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都是无以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