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在前代的基础上，唐代正式确立了史馆制度，专修本朝史。史馆独立之后，为了保证史书的修撰，史馆群体的组织分工也逐渐明确。唐代史馆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保存了古文献，推动了史学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唐代；史官制度；影响
一 、史馆创制，后世效仿
唐代的史馆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史馆的建立使得修史制度得以完善，再加上统治者注重史书的编撰以及完善的史料征集制度，这不仅有利于保存史料，而且更使官修史书的质量得以提高。凭借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力量，史馆大量的招揽贤才，编修本朝史。至此，史馆制度被后世各朝各代因袭，五代至清基本上沿袭了此制度，而且各项制度更加明确。五代时期，后晋以前代的各项工作为基础，最终编撰成具有重大意义的《旧唐书》。宋代 ，史馆规模有所扩大，“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 、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1] 到了元代，史馆的职责则由翰林国史院担负起，负责史书的编撰。明清时期，这项制度有了一些改变。明代的史馆归翰林院管辖。清代的史馆是其发展的最后阶段 ，它以之前历朝的史馆为基础，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开展史书的编修工作。总之，唐代的史馆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古文献，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二 、史鉴资治，巩固统治
唐代统治者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的目的在于鉴古诫今。贞观十年（36年），唐太宗曾这样评价史书的作用：“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2]其中心意思大致可理解为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王朝是在短命的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炀帝的残暴无度以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不得不引起唐朝统治者的重视，为唐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前朝统治者的得失，力求以史为鉴，鉴古诫今，建立一个大唐盛世。而唐代在确立史馆制度后，史馆所修撰的大量史书正好起到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作用，这有利于巩固统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 、怀私修史，曲笔隐恶
唐代史馆建立的目的本就是维护唐朝的统治，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有时史官往往不会据实直书，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歪曲历史事实，存在曲笔隐恶的现象。这就违背了史家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修史原则。刘知几曾对唐代史馆中的各种怀私曲笔现象批评道：“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3]对各种怀私曲笔的批判都体现在他所作的《史通·曲笔篇》中，刘知几曾深恶痛绝评价那些曲笔的史官：“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4]刘知几认为史馆修史之所以怀私曲笔是因为史馆中人多嘴杂，他曾说：“然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嚎，无闻龋舌。”[5]因为是修本朝史，史官怕得罪朝中权贵，所以大多曲意逢迎。皇帝为了让巩固统治，统一思想，有时审阅校对书稿，这样一来史馆的史官们迫于压力，更加剧了史馆中曲笔隐恶的现象。刘知几曾尖锐的批评道：“顷史官注记，多取监修，杨令公云‘必须直词’，宗尚书云‘宜多隐恶’。”[6] 这样就会使史书惩恶扬善、求真尚实的品质遭受到无情破坏，史书也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和真实性。
四 、众纂成书，缺少经典
与私家修撰的史书不同，唐代史馆修撰的史书往往会出自多个史官之手，众多史官合力编修一本史书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集思广益，集各家之长，但因众纂成书，文笔、体例不一，难以统一史官的创作思想，最终导致经典之作的匮乏。而且史馆人多嘴杂，监修官常常也会产生分歧，如此一来必然会影响史官工作进度。刘知几如是记载道：“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7]这样就出现了“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8]的现象。史官自己也曾多感叹“头白可期，而汗青五日”[9]。除此之外，史馆中的监修官经常互相推诿，这样就加剧了史馆修史的难度。 总之，由于人员众多，人多嘴杂，再加上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官个人才能的发挥容易受到限制，众纂成书，这样就难免不利于史书的修撰，难以产生经典之作。
结语：
唐代史馆制度的确立绝非偶然，这是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体现，是大一统和专制主义集权思想在史学领域的加强。唐代史館制度的确立影响是巨大的，史馆为以后各朝相继因袭，保证了正史编撰的延续性，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书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唐朝统治者“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对唐朝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大环境下，史馆制度确实存在一些弊端，史官屈服于强权贵族，秉笔直书原则常常受到挑战，这样史学惩恶扬善的劝诫作用就难以很好得发挥。此外，史馆人员众多，人多嘴杂，史官的才能很难得到完全发挥，再加上众筹成书，这样一来史书就缺少经典之作。总之，对于唐代史馆的出现，我们应该辩证的分析其利弊，去伪存真。
参考文献：
[1] 王记录：《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殷都学刊，2007（66）。
[2] 《大唐诏令集》卷八十一，转引自瞿林东：《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史学史资料，1979（1）。
[3] 杨绪敏：《〈史通〉评唐代修史》，史学集刊，1994（4）。
[4] 刘知几：《史通·曲笔》（内篇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6页。
[5] 杨绪敏：《〈史通〉评唐代修史》，史学集刊，1994（4）。
[6] 王文淑：《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8）。
[7] 刘知几：《史通·忤时》（外篇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2页。
[8] 刘知几：《史通·忤时》（外篇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页。
[9] 刘知几：《史通·忤时》（外篇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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