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陶学士集》系明人陶安之文集，目前《陶学士集》可见四个版本，本文对这几个版本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 《陶学士集》版本 四库底本 文渊阁本
一、陶安与《陶学士集》
陶安，字主敬，当涂人。在元至正（1341-1370）时，曾任明道书院山长。明太祖朱元璋渡江时，陶安首率父老奉迎，参加起义军。洪武（1368-1398）初年，召其为翰林院学士。朱元璋曾御制门帖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1]《明史》云：“（陶安）少敏悟，博涉经史，尤长于《易》。”[2]陶安一生作品颇丰，费宏云：“所为诗文甚富。其存者，在元有《辞达类钞》；在中书有《知新近稿》；赴武昌有《江行杂咏》；守黄州有《黄冈寓稿》；在桐城有《鹤沙小纪》。”[3]除了诗集，陶安还著有《周易集》。陶安创作随性，“平昔之作，不得已而应酬。为性疏慵，多不留稿”，因此其作品大多是“近岁诸生，追求散漫之文，得序记铭诗杂着，汇次成卷”[4]而成，这些作品在当时皆单行本形式存世。至明弘治年间（1488-1505），陶安的作品“总若干卷，刻置太平郡斋”[5]，当涂学谕张祜据此校其真伪，定其次序，将各单行本合为《陶学士先生文集》，总计二十卷，其中诗、文各十卷。《陶学士集》在明清两代藏书家所撰写的藏书目录中都有过记载，具体如下：
1.“《陶学士集》目录学著作记载情况图”
明清两代的目录学著作中，《陶学士集》的名称、卷数以及刊刻情况都有所不同。可知，文集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笔者对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几种版本进行了如下梳理：
二、四库底本《陶学士先生文集》
此底本名为《陶学士先生文集》，善本。有二十卷并附事迹一卷，共十六册，由当涂学谕张祜校编。半页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卷首有序，次为事迹一卷，事迹卷后有费宏识语。次为目录，详细标明了每卷所包含的作品名。文集中有四库馆臣的批注，此本被认定为四库底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根据卷首序的撰写时间“弘治十二年岁在乙未”，可以判定这是弘治十二年（1499）的本子。儒林郎费宏对陶安十分推崇，对其作品评价甚高。费宏在文集前序中云：“先生志于道德……凡笔之简札者，类皆深醇，郁辞备理，正固宜登名于文章之录也。”同时，费宏还编纂了事迹一卷，详细记述了陶安的生平。在事迹卷末费宏附一序，说明编写事迹卷的原因，因材料稀见，故全录如下：
“余曩以职事预修《宪庙实录》，得窃窥国史，因知儒臣受知圣祖者，莫先生其后。同年，史地官文鉴，以永乐中行部侍郎刘辰所进《国初事迹》见示。而先生迎谒之事，实居卷首。妻兄濮太史和仲，先生邑子也，又为予言，获见先生之孙华所藏圣祖册命，其德先生也甚深。顾今日彭司寇凤仪、杨司谏方震纪录名臣，皆弗及先生，予窃怪之。兹既僣序先生之集，因备录所知事实如右，以寄张学谕天益。俾别为一卷，置之集首，盖以一代圣贤相遭之盛有不可没，而予之所以颂先生者亦庶几有所考信云。铅山费宏谨识。”[6]
可知，此事迹卷是费宏在刘辰《国初事迹》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纵观事迹全卷，费宏对陶安生平事迹的记载由迎谒太祖始，而陶安在元时的事迹则未曾提及。陶安入明之后的事迹则主要以从陶安孙辈处所见的明太祖圣旨作为依据，这些圣旨详细记载了陶安仕宦生涯与其卒年。这为后世编写陶安年谱打下了基础。
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陶学士集》也收入了《四库全书》中。根据馆臣所作提要“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7]可知，文渊本《陶学士集》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校定。现以文渊阁本《陶学士集》为依据，与四库底本《陶学士先生文集》进行比较。从宏观上看，相较明刊本《陶学士先生文集》，文渊阁本《陶学士集》共有二十卷，删去文集前序、事迹一卷和费宏识语。文集详细目录从简，将具体作品名删去，只余卷名。行款方面，文渊阁本改为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从微观上看，二者的差异主要由四库馆臣的批注从改情况体现，具体如下：
（1）·底本名为《陶学士先生文集》，版心为“陶学士先生文集 卷之△”。卷首扉页，有馆臣批注，竖排书写“钦定四库全书”，表明馆臣以此本为四库底本。次一行书“○陶学士集卷△”；次一行书“○四言古诗”；再次一行书“○○咏凫山并序”。此批注以第一卷第一首诗为例，“△”表示具体卷数，“○”表示空一格，对格式进行了规定。又有批注规定了版心的内容“板心照此一律写”；次行“○○○陶学士集 卷△”。扉页批注在文渊阁本《陶学士集》中皆从改。
（2）·卷首扉页另有批注“题录名俱双行排写”、“题目次行俱平写”、“凡诣题后有字，皆改写大字”。对具体的格式进行了规定，文渊阁本皆从改。
（3）·卷一第一页上第一行“陶学士先生文集”有馆臣批注，圈“先生文”三字，根据扉页批注，其意即删去所圈内容，从改。又“○陶学士集”，即空一格写，从改，且后皆从改。
·卷一第一页上“卷之一”下有“鉛山张祜校编”，有馆臣批注，圈“铅山张祜校编”，意即删去所圈内容。从改，且后皆从改。
·卷一第一页上第二行“四言古诗”有馆臣批注，“○四言古诗”，意即在“陶学士集”后一行空一格写。从改。
·卷一第一页上第三行“咏凫山并引”有馆臣批注，“○○咏凫山并引”，意即在“四言古诗”后一行空一格写。从改。
·卷一第一页上第三行后有馆臣批注“十首每首另行顶格写，后照此”，意即题目后诗文直接顶格写，不空格。从改。
（4）·卷二第二页下“送夏弘叔并序”有馆臣批注，圈“并序”二字，底本“并序”二字，字体较大，近题名大小。从改为双行小字。
·卷二第十页上“送张学正并序”有馆臣批注，“正”字与“并”字之间有竖线，意即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二第十四页上《次韵画松二首》句末“画山犹云日踰十”下有双行小字“杜诗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有馆臣批注，括“杜诗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意即删去，未从改。
·卷二第二十二页下“齐山吟”下有双行小字“攷齐山在衢之开化，先生□□尚晋徐氏家也”，有馆臣批注。括“攷齐山在衢之开化，先生□□尚晋徐氏家也”，意即删去双行小注，从改。
（5）·卷三第一页下“挽发蒙师何益甫先生讳友闻”与首句“晚徙古城东清贫四壁空乾坤同逝水林壑老”之间空行处划横线，上有眉批“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三第二页下《途中偶书所见》末句四字“空人已逃”与卷三第三页上题名“东莞道中沂水县”之间的空行处划横线，上有眉批“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三第六页下有“幽居十首次监郡韵”，有馆臣批注。“十首”之“十”字，馆臣添一笔改为“九”。若每首以“心”结句，则确有九首诗而非十首，然文渊阁本未从改。
·卷三第九页下《偶成四首》末句四字“亦老江东”与第十页上之间的空行处划横线，上有眉批“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三第二十三页下有《石窝》一诗，题名次行首二字为“荻港”，二字与上栏线之间空格处划竖线，上有眉批“顶格写”，意即诗文顶格写，此处未从改。“荻港云云”实为注释而非诗作，故未从改。
（6）·卷四第一页上“五言律诗 甲辰守黄州初至作”上有批注。划去“五言律诗 甲辰守黄州初至作”，有旁批，卷名“五言律诗”上加空格符号“○”；另起一行写“甲辰守黄州初至作”，上加空格符号“○”。皆从改。
·卷四第二页上《忆二子晟昱》末句后四字“情满户庭”与第二页下“苦雨二首”之间空行处划横线，上有眉批“后诗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四第四页下《望家信不至》末句后四字“使货盐钱”与第五页上“闻立中书省命左右相国”之间空行处划横线，上有眉批“接写勿空行”，从改。
·卷四第七页下《遣兴三首》末句“皆信无烦徙木金”与“湖乡三首”之间空行处划横线，意即接写，从改。
·卷四第十九页下“送朱仲良四十韵”，“四十韵”底本为小字，馆臣描写改为大字，未从改。
（7）·卷五第二十六页下《三月三十日费安中山长告别走赴六首》各题注上有馆臣批注。第二十页下“右送安中”、“右寄察德元”；第二十七页上“右寄邢彦贤”、“右寄金仲宣”；第二十七页下“右述怀”、“右送春”上加空格符号“○○○”，又有眉批竖排小字“○○○右送安中 此六题后另行低三格写”。未从改。
（8）·卷六第二页下“庚子三月十七日”次行顶格写“上登忠勤楼幕佐文士皆在焉因命各赋律诗”，馆臣划线将“日”与“上”相接，意即“日”后接写不必另行顶格，阁本从改。
（9）·卷七第十八页上《首尾韵二十首》中的各题注上有馆臣批注。第十八页上“道”、“天”、“理性”；第十八页下“在德”、“贤古”；第十九页上“士”、“仙”、“禅”；第十九页下“大化”、“司造”；第二十页上“黄河”、“輱轲”、“参差”；第二十页下“政权”、“治乱”；第二十一页上“持满”、“述憎”、“兴感”；第二十一页下“先天”、“自绝”，上皆加空格符号“○○○”；又有旁批竖排小字“○○○道 以下二十题注另行空三格写”。未从改，文渊阁本直接删去二十个题注。
（10）·卷八第八页上《咏史十五首》各分题上皆加空格符号“○○○”；又有眉批“○○○张留侯此下十五题俱另行顶格空三格写”。未从改。
·卷八第十页上《阅兵奏凯并序》次行有“上天厌乱眷命”，次行“皇上”一行顶格写，馆臣划线将“命”与“皇”相接，意即“命”后接写不必另行顶格写，从改。
·卷八第十二页上题名“庚子二月十七日”后另行“上在姑孰”一行顶格写，馆臣划线将“日”与“上”相接，意即“日”后接写不必另行顶格写，从改。另，底本目录为“庚子二月二十七日”，与卷中题名不同。
（11）·卷九第三页下有《竹枝词四首》，后有“千障浮空翠入舟乱云堆里指东流无缘结得烟霞伴架屋松风最上头”，馆臣括此四句。上有眉批“此四首勿写”，未从改。文渊阁本《竹枝词四首后》有一行“昨夜床头灯结花朝来浣女立江沙洗得紵衣”，此行底本中无。阁本又将底本中《竹枝词四首》之后的“千障浮空翠入舟乱云堆里指东流无缘结得烟霞伴架屋松风最上头”归入《望东流》。查看目录可知，《竹枝词四首》后还有《赵疃》、《莲花洲》、《傥来洲》、《雷港》、《望东流》五首，但底本中缺，
（12）·卷十第五页上《奉旨贺平章邓遇等诸将平定中原回》中有“六军倒戈胡主逝”一句，馆臣圈画“胡主”二字，旁批“元运”，根据批注，此句应改为“六军倒戈元运逝”，未从改。文渊阁本最终改为“千军倒戈强敌避”。“六”变“千”，疑为誊写错误所致。
·卷十第五页上《闽中王指挥报捷来金陵就送其归》中首句“（号夸）锦鞯佩龙泉豹”上有眉批“當是 （号夸）讹跨”，从改。
·卷十第六页上有《凌熇台》一首，馆臣将诗作中“熇”字“火”旁圈出刪去，改“熇”为“歊”，从改。
（13）·卷十七第十七页上《瑞麦记》“河南靳侯处宜守太平之明年为至正癸巳瑞”上有眉批，因胶卷扫描不全之故，只见四字“篇且勿写”，未从改。底本卷十七第十七页下大片漫漶，暂不可知是选作底本之前便已漫漶，还是在后世流传中漫漶。但依据眉批“篇且勿写”推测，底本应不止一本。
（14）·卷十九第七页上《代朱城述母行状》后有一行顶格写“先妣宜人梁氏行状”，馆臣划去“先妣宜人梁氏行状”一句，从改。
·卷十九第八页下《代严潜述父行状》后有一行 顶格写“先考思永居士严公行状”，馆臣划去“先考思永居士严公行状”一句，从改。
（15）·卷二十第五页上“谯山颂妙主者陶姓”后又馆臣批注“十字双行排句”，从改。
以上是馆臣的批注从改情况。阁本中也有许多改动是底本没有标注过的，具体如下：
（1）卷十六第十二页下“斡勒氏家传记”在阁本中改为“沃哷氏家传记”，底本无批注。
（2）卷十六第十四页下“集庆路达鲁花赤善政记”在阁本中改为“集庆路达噜齐善政记”，底本无批注。
（3）卷十七第十二页下“监郡珊竹元振招安记”在阁本中改为“监郡沙卜珠岱公招安记”，底本无批注。
这一类改动与《四库全书》改译名有关。编修《四库全书》时，对关于辽金元民族语中的地名、人名都进行了改译。按照乾隆的要求，馆臣编撰了一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作为改译的依据，此书在乾隆四十七年编撰完成。而《陶学士集》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校定的，当时无书可依据，底本上无批注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此之外，根据王太岳的《四库全书考证》卷八十六对《陶学士集》的记载，对比底本与阁本，可知此四处底本无修改批注，而阁本直接改动，具体如下：
（1）卷二《送文元粲游学杭城》：“展卷琅然了清暇”，刊本“琅”讹“浪”，今改。
（2）卷三《送汪朝宗》：“万里抚边陲”，刊本“陲”讹“邮”，今改。
（3）卷五《费安中山长告别走赋》：“信到梅梢白玉英”，刊本“英”讹“音”，今改。
（4）卷八《為刘博士题画》：“顿觉郊原草色青”，刊本“青”讹“新”，据韵改。
此四条于底本上均无任何修改批注，而阁本皆改动。
三、莫伯骥藏本《陶学士先生文集》
莫氏藏本名为《陶学士先生文集》，为善本。有二十卷并附事迹一卷，共十六册，由当涂学谕张祜校编。半页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卷首有序，次为目录，详细标明了每卷所包含的作品名。第二十卷末有事迹一卷，事迹卷后有费宏识语，事迹卷后有张祜跋语。此本中费宏序与四库底本之费宏序在行款和内容上都一致。费宏序作于“弘治十二年”[8]，而张祜的跋则作于“弘治十三年”[9]，根据张祜的跋语判定此本当为弘治十三年（1500）递修本。此本文集前序第一页上，钤有四个藏书印，其中一个为“东莞莫伯骥所藏经籍印”；文集后序第三页上，钤有三个藏书印，其中一个为“东莞莫伯骥号天一藏”。而莫伯骥也在他所编纂的《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中提及了此书：
“《陶学士先生文集》二十卷，明弘治间刊本。……前有弘治十二年费宏序云：‘当元之末，南士类摈不用。先生为贫而仕，低徊散地。其精华锐果之气，一寓于文辞，而不得见诸设施。及圣祖渡江，先生首率父老迎谒。圣祖善先生之谋而用之，盖国初才智之士。乘时效其尺寸者多，而宝先生为之倡。’又云：‘此集刻置太平郡斋，距先生之卒已百三十余年。’可见明初文人集本，尚不妄为刊行也。末附安事迹二十页，并有张祜跋尾。半页十行，行十八字。”[10]
此本与莫氏记载相吻合，又钤有莫氏印章，可确定其为莫伯骥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莫伯骥藏本《陶学士先生文集》在行款方面与四库底本十分接近。二者在内容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顺序有所不同。四库底本事迹卷置于卷首序言之后，详细目录之前，而莫氏藏本则将事迹卷置于卷末。
（2）内容有所不同。第一，四库底本只有费宏一人的序和事迹卷末的识语，而莫氏藏本除费宏的序和识语之外还有张祜的跋语。第二，四库底本卷八诗作《庚子二月二十七日上在姑孰游灵山无相庵时仆与汪朝宗都谏王思文理问俱侍行王赋绝句三首因次其韵》，其题名在目录与卷八中不同，目录为“庚子二月二十七日”，卷八中为“庚子二月十七日”。而莫氏藏本中此题名为“庚子二月十七日”。第三，四库底本卷九的《竹枝词四首》缺失又误写《望东流》于其后，而莫伯骥藏本《竹枝词四首》是完整的。除此之外，在《竹枝词四首》与《即景二首》之间底本所缺失的《赵疃》、《莲花洲》、《傥来洲》、《雷港》、《望东流》五首诗，在莫氏藏本中都是被完整收录的。第四，底本中卷十七《瑞麦记》有大段漫漶，而莫氏藏本中无漫漶。
四、明弘治残本《陶学士先生文集》
残本名为《陶学士先生文集》。目录载全书共二十卷并附事迹一卷，现存七卷。由当涂学谕张祜校编。半页十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卷首有序，次为事迹一卷，卷末有费宏识语，次为目录，详细标明了每卷所包含的作品名。费宏序作于“弘治十二年”
，因其为残本，无法判断卷末是否还有能够判定年代的跋语，因此按费宏序，可认定此本当为弘治年间（1488-1505）刻本。此本每卷第一页都钤有一压角章“林中子藏书记”，“林中子”为何人暂不可考。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残本与文渊阁本相比，《四库全书考证》中所改的四字，在残卷中可找到前三处进行比较，可知与其他两个明刻本相同，三字并未做改动。
五、清同治五年本《陶学士集》
同治本命为《陶学士集》。首页云“依明本重刊”，题名后有长方形牌记，竖排双行云：“岁在强圉单阏永宁官廨开雕”，表明刊刻地。共六册，二十卷，附事迹一卷，卷末有年谱一卷。半页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宋体，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卷首有序，次为目录，详细标明了每卷所包含的作品名。次为事迹一卷，卷末有费宏识语。第二十卷末有张祜跋语，张祜跋后有年谱一卷，年谱后有夏炘跋语。按夏炘跋语“同治五年丙寅”，此本当为同治五年（1866）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夏炘在年谱后跋语中详细交代了《陶学士集》的重刊过程。
“先生殁后，二子以官获罪，发家属为军，后嗣零落。全集刻于弘治间，无再锓者。姑孰为先生桑梓之乡，世家旧族亦鲜有藏本。惟先生祠堂中一部岿然独存。先君子与炘宦游四方，先后购得两部。惧其愈久愈湮也，是以勾稽荟萃作为此谱，聊存先生平生之梗概。”
“以上年谱并跋撰于道光十年（1830）庚寅，刻于咸丰三年（1853）癸丑。 先名宦公及炘所得学士集两部，一送安化陶文毅公；一为咸丰庚寅粤寇所毁。前年客游武林，又于抚署乱书堆中得一部。纸墨如新，较前两部尤佳。急以书告六弟嗛甫。明府报书云：‘此桑梓之第一名臣，未可听其集之湮没。’现刻吴忠节公《楼山堂集》二十七卷，又《东林本末》三卷、《留都闻见录》二卷、《熹朝忠节死臣传》二卷，并前所刻《剥复录》，合之题为《楼山遗书》。去冬开工，计五六月间可毕。如学士集到，即可续刻……同治五年丙寅七十八岁弢甫炘又识。”[12]
可知，夏炘先完成了陶安年谱，后在官署旧书中找到了“纸墨如新”的本子，在刊刻《樓山堂集》一批文集时，同时刊刻了《陶学士集》。
同治五年本是依明刊本重刊的，除在明刻本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卷年谱外，其内容基本上与明代刻本相同。文集前序和张祜跋依照明刻本样式雕版，字体行款与明代的本子很相近，但有挖改痕迹。如文集前序中，将明刻本“天厌夷徳”改为“天厌元徳”；将明刻本中“南服而致华夷一统”改为“南服而致中外一统”。同时有避讳，“弘治十二年”中“弘”缺末笔云云。因此，笔者认为同治五年本中的前序部分和张祜跋是挖改明刻本而成的。将其与目前较为完整的两个明代刻本进行比较，可知同治五年本更接近莫伯骥藏本。与四库底本相比，同治本卷九的《竹枝词四首》完整，《竹枝词四首》后五首在底本缺失的诗作在同治本中也是完整的。卷十七中的《瑞麦记》在底本中有大段漫漶，而在同治五年本中《瑞麦记》是完整的。而《竹枝词四首》及其后五首以及《瑞麦记》在莫氏藏本中都是完整的。同治五年本在顺序上与莫氏藏本有所不同，莫氏藏本中事迹卷置于卷末，而同治本则置于目录之后。但同治本收有依明刻本挖改的张祜跋语，此跋莫氏藏本有而四库底本无。
同治本虽说依照明本重刊，但并不是说完全依照明本不加改变。除了避讳之外，《四库全书考证》中记载明本的四处讹误在同治本中都得到了修正。对比前三个明代刻本和文渊阁本可知，在明所刻的本子中，此四条皆未改动，而同治五年的本子则进行了改动。但这并不能说明同治本受到了《四库全书》的直接影响。经过比较可知，《四库全书》中改动的译名同治本并没有进行改动。卷十，第四页的《奉旨贺平章邓遇等诸将平定中原回》中“六军倒戈胡主逝”一句只将“胡”挖去改为“□”，并未如《四库全书》讹“六”为“千”，改为“千军倒戈强敌避”。卷七《首尾韵二十首》的二十个题注在《四库全书》中被删去，而同治本并没有删去这些题注。同时，卷十七的《凌熇台》同明刻本，并未如《四库全书》将“熇”改为“歊”。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同治本对诗文缺漏的判断，明刻本中有空行的情况，《四库全书》改格式“接写勿空行”，而同治本中皆在空行处写“缺”，且留出空处。如卷三第七页下《偶成四句》末句“我亦老江东”与下一首诗之题“三月三日晟生朝赋诗”之间，同治本空行且写“缺”字。但是对比明刻本可知，明刻本无“缺”字，而四库底本则做批注“接写勿空行”。底本中批注为“接写勿空行”之处，同治本都空行，并补“缺”字。因此，笔者认为同治本主要还是以明刻本为依据，没有直接受到《四库全书》的影响。
六、总结
经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四库底本《陶学士先生文集》中的批注，主要是规范了格式，同时纠正了一些底本的错误。一些底本缺失的诗作文渊阁也缺失了，如《竹枝词四首》等诗作。但也有的作品底本缺漏，如卷十七《瑞麦记》，底本漫漶而阁本完整。由此推测，馆臣所用底本当不止一本。
（2）《四库全书考证》记载的四条校记在底本上没有体现，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底本不止一本，这四条的批注在另一底本上。《四库全书考证》中收录的大多是底本上考证正确、证据充分、有代表性的校签，这些校签为了与一般校签相区别，往往写在黄色的纸上，粘贴于需要校改处的眉端，因此这些校签也被称为黄签。而收入的四条在底本上并无黄签，因此有可能是另一底本还未被发现。但《四库全书考证》的来源并不是唯一的，目前暂时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来进行判断。
（3）莫氏藏本与四库底本的费宏所作的前序一致，但莫氏藏本与四库底本相比更加完整，底本缺失的内容，莫氏藏本中都完整收录。因此，莫氏藏本与四库底本是相近但不同的两个版本。
（4）同治五年的刻本依明刻本重刊，除了避讳和纠正了一些字形的讹误外，基本与明代刻本相同。在与两个明刻本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后可以发现，同治本的内容比较完整，与莫氏藏本非常接近，但是由于夏炘在跋语中对所依照的三个明代刻本记载还不够详细，目前暂时不能确定同治本与莫氏藏本之间有直接的版本承接关系。
参考文献：
[1]（明）陶安撰 《陶学士先生文集》，弘治十二年刻本。
[2]（明）陶安撰 《陶学士先生文集》，弘治十三年刻本。
[3]（明）陶安撰 《陶学士集》，同治五年永宁官廨刻本。
[4]（明）高儒撰 《百川书志》，卷十三，清光绪刻本。
[5]（明）祁承爜撰 《澹生堂藏书目》，清代宋氏漫堂抄本。
[6]（清）纪昀编 《四库全书·集部六·陶学士集》，文渊阁本抄本。
[7]（清）丁丙撰 《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五，清光绪刻本。
[8]（清）永瑢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集部二十二，乾隆武英殿刻本。
[9]傅玉璋：《简评陶安》，《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10]张春国 江庆柏：《<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底本考》，《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11期。
[11]张春国：《<四库全书>阁本所据底本考》，《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年05期。
[12]陈晓伟：《<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13]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