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成熟的文言小说出现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作者摆脱了历史记录的局限，“制幻设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比之篇幅短小、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的小说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艺术上又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武侠小说作为唐代小说的一个分支，也不例外。尤其是侠客作为古代社会中的理想人物，其英雄行为和反抗性格无疑激发了小说家的想象力，给小说的情节和事件染上了丰富的传奇色彩，使唐代的武侠小说呈现出一派色彩缤纷、争奇斗妍的局面。
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众多上。虽然，唐代武侠小说在数量上不及神怪、爱情题材的小说，盛行也较晚，但就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也不下四五十篇，比之前代，不可同日而语。再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有通过侠客的行侠仗义表现人们对封建专制的不屈反抗和英勇斗争的，有涉及家庭生活和爱情婚姻上的悲欢离合的，有反映封建朝廷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以及各地方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还有宣传统治阶级思想来教化人民的，也有炫耀剑术及表现宗教意识的。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侠士与封建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相当深刻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唐代武侠小说得以繁荣，且盛行于中、晚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唐代任侠风气的盛行；第二，对历史上侠义文学的继承以及唐代诗歌、散文中有关侠义的描写的推动；第三，唐代盛行的宗教对其产生的影响。
唐代是任侠风气盛行的时代。《唐语林》卷四云：“天宝以前，多刺客报恩。”小说《潘将军》中也说：“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唐代正史中也有任侠风气的记载。任侠风气的盛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历史上任侠风气的继承和发展。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可以看出，自春秋战国以来，任侠风气一直盛行不衰。其二，任侠与商业发展有关。唐代商业经济较前有所发展，较有规模的城镇形成，而产生于间里市井的侠也得到发展。城镇是侠活动的阵地，通商使侠倍受重视，他们在物质利益上和商贾互为依存，或保护行商安全，或劫去商人财货。交通工具的原始落后，路途上的人身财产安全等，使侠与商关系密切。《谢小娥传》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唐武侠小说多侠盗描写的原因。其三，任侠与藩镇割据有关。中、晚唐，武将擅兵，藩镇跋息，你争我夺。藩镇大量私蓄勇士，致使暗杀成风。其四，任侠风气与民族风俗有关。从魏晋至隋唐，北方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至唐，还实行了很开放的政策，安顿和内迁大量归附的少数民族，致使胡汉混居融化。一方面北部民族被文明的华夏文化“同化”，另一方面南方汉人也受到北方风尚习性的影响。北方雄杰剽悍的风尚一旦深人内地，其尚武好勇的精神势必使任侠风气更炽。其五，任侠与社会心理有关。唐代是一个时势造英雄、英雄促风气的时代，历任皇帝都崇尚事功，务求实用。尤其到了唐中晚期，内有藩镇隐患，外有部落觊觎，尚武好勇、任用人才更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思潮，许多身份较低贱者都凭文韬武略跻身于朝堂之上，如郭子仪、郭元振等。刘■《隋唐嘉话》卷（上）有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这种社会思潮决定了用人标准，而用人标准又影响及时代的人伦风范，使人们推崇武功。另外，安史之乱后，社会不安宁，人们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产生恐惧，希望有侠士为他们锄暴安良，平定战乱，解除生活困顿。唐代任侠风气的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反映生活的文学。
从文学继承看，文学上出现侠，在先秦就有了。如《庄子》中的《说剑》篇，《吴越春秋》里的“越女剑术”，《左传》、《战国策》里的义侠故事等。《史记》更创造了栩栩如生的游侠、刺客。魏晋诗歌中也有写侠的，如《秦女休行》就是写女侠复仇的，对唐代武侠复仇题材的小说有一定影响。魏晋小说中《三王墓》、《比邱尼》等侠士的怪异描写，更是对唐代武侠小说中剑术描写的启发。唐代诗歌散文里都有侠的内容，如卢照邻《咏史》、骆宾王《畴昔篇》、陈子昂《感遇》、王昌龄《杂兴》、李白《侠客行》等，崔蠡的散文《义激》与小说《崔慎思》、《贾人妻》的情节极相似。这些都使唐代武侠小说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得以大大地丰富。
宗教意识的影响也是唐代武侠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佛教、道教都很盛行，宗教的教义和传说很自然地渗人到通俗性的小说中去，而以写冒险经历和超人能力为主的武侠小说，更会从宗教中汲取所需成分。从唐代小说家来看，唐代武侠小说的作者大多迷信宗教。杜光庭入天台山为道士，裴■喜记神仙诡谲故事，段成式“尤深于佛书”。从唐代武侠小说的内容来看，谢小娥报仇事毕便立志出家寻求精神寄托，红线功成圆满即还女为男，这是在宣扬劝人为善的佛家轮回因果报应说。韦自东喝了烧丹水就“更有少容”，聂隐娘服药一粒即身轻如风，古生用起死回生药救活无双，红线盗盒前“额上书太乙神名”，虬髯客相信望气之谈，卢生会道家“乘■” 之术，以及京西店老人施展剑术时出现风雷电光等，皆与道教有关。若就艺术手法而论，则神出鬼没的剑术描写当与佛经的大量输人、传播及道教各种神通有关。沈曾植《海日楼札丛》里有这样一段话：“《妙吉祥最胜最本大教王经》有成就剑法，云：‘持明者用华铁作剑，长三十二指，巧妙利刃。持明者执此剑往山顶上，如前依法作大供养，及随力作护摩。以手执剑，持诵大明，至剑出光明，行人得持明天，剑有烟焰，得隐身法。剑若暖热，得降龙法，寿命一百岁。若法得成，能杀魔冤，能破军阵，能杀千人。于法生疑，定不成就。’又有圣剑成就法。又云‘若欲成就剑法，及人阿苏罗窟，当作众宝像，身高八指’云云。按唐小说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宗方昌，颇疑是其支别。如此经剑法，及他诸神通，以摄彼小说奇迹，固无不尽也。”
道教的神通更有“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鳌，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至为怡，溃金为浆，人渊不沽，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葛洪《抱朴子·对俗篇》）。且剑器本身就是道士降妖捉怪的法器。宗教的影响必然使唐代武侠小说中的剑术的神化得以加强。
纵观唐人小说，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写实性的历史小说，反抗性的爱情小说，讽喻性的志怪小说和理想性的武侠小说。唐代武侠小说无论在数量上，抑或质量上，都是唐代小说中重要的一支，是唐代小说艺苑中一朵夺目的鲜花，也是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一环。中国的武侠小说有三个里程碑：唐代武侠小说、明代《水浒传》、晚清的武侠小说。在这三个里程碑中，唐代武侠小说奠定了这类题材小说的基础，为武侠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唐代武侠小说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从题材因袭看，宋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录107种宋人话本名目中，就有《西山聂隐娘》，此话本虽佚，但从题名可知必以裴■《传奇》为蓝本。清尤侗所作戏曲《黑白卫》传奇，完全脱胎于本篇故事。晚清以后的神怪武侠小说也经常蹈袭此篇。以《昆仑奴》为本事的有元代杨景言《磨勒盗红绡》杂剧和戏文，明代梅鼎柞的《昆仑奴剑侠成仙》杂剧和梁辰鱼的《红绡妓手语传情》杂剧。宋代洪迈《侠妇人》情节上与《崔慎思》、《贾人妻》相似，明传奇《旗亭记》、《犀佩记》及蒲松龄文言小说《侠女》都是根据这类故事写成的。《虬髯客传》、《谢小娥传》、《义侠》、《嘉兴绳技》等题材都为后代小说、戏曲所因袭，如此甚多，难以备述。
从武侠小说发展看，唐以前尽管有武侠小说，但所写之侠都不是以武功技击或神奇剑术著称，即使有“武”也不高明。唐代小说《管万敌》、《张季弘逢新妇》诸篇已有融武功于侠义的趋势，至于《聂隐娘》、《红线》、《昆仑奴》、《京西店老人》等篇更将神奇剑术浓笔重描，创造了宗教气极浓、于后世影响极大的剑侠派小说。这类剑侠小说到了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笔下，更是大扬其波，玄乎其玄。
司马迁《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为武侠小说闯出了两条路：一条是不与统治者合作敢于反抗的游侠，一条是依附某一封建大官的刺客。在唐代武侠小说中，这两种类型的侠客题材都有，《车中女子》、《僧侠》、《荆十三娘》等属于第一类，《红线》、《李龟寿》、《聂隐娘》等属于第二类。两种类型的侠，即反抗型的侠与依附型的侠，到明代《水浒传》交叉汇集。明代以后，反映奴性的作品有所发展，以致出现了大量的武侠公案小说和黄天霸之流的形象。此外，唐代还有《无双传》、《昆仑奴》、《柳氏传》等第一批兼写侠义与爱情的小说，此类小说的流传推动，就引出英雄儿女型的小说，不过清代的英雄儿女把侠义与爱情集于一身，唐代武侠小说则大多是侠士促成别人的爱情而已。另外，《谢小娥传》在内容上可以说是第一次把侠义与公案题材结合起来，它的出现，对晚清的侠义与公案杂糅的武侠公案小说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