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父亲 平实的底蕴
何鲁丽出生于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家庭。父亲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祖上是当地的官宦人家，历代书香，但到何思源祖父这一代时，家道中落，靠行医为生。何思源靠亲友和老师接济，先上中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入文科哲学系。1919年至1926年，何思源留学欧、美，攻读哲学和经济；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的何思源，由于戴季陶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这一厅长不做则已，一做做了14年。期间他“伺候”过5位省长，其中包括韩复榘这样草莽无文的地方军阀。但不管是被军阀势力倾轧排挤，被克扣教育经费，还是由于推行抗日教育而受到日本领事的蛮横抗议，他仍是一头扑进山东的教育事业中，一边凭着鲁西南人的戆直和智慧，巧与周旋；一边埋头苦干，实绩累累。他筹建了国立山东大学，创办了医学专科学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多处，他具有远见的教育思想和为发展山东教育做出的贡献，至今被人称颂。
青年时期的何鲁丽
何思源以7年留学欧美的经历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在草莽军阀的手下办教育，坚持十数年，成就不凡，至今为人称道，确实颇富传奇色彩；他以一介书生，拉起队伍，在8年之中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周旋，抗日之志，终不屈服，也颇富传奇色彩；以一个免职的国民党政府特别市市长，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后半生人生道路，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富有传奇色彩。然而，拂去这些传奇经历的表面，却是一个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青年，贯穿于人生始终、百折不回的强烈爱国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志士仁人都必然具有的，所以又是十分平实的。
除了在抗战时期离开过父亲5年时间外，何鲁丽基本上都是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她尊敬父亲，爱父亲，深受父亲影响。成年后，她兢兢业业地做了27年儿科医生；“文革”以后，时缘因会，从基层政府北京西城区副区长，到北京市副市长，后来又担任国家领导人，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她的从政经历和持守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父亲平实的底蕴，这就是：爱国、报国，跟共产党走，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何鲁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活动家的思想内核。而父亲热爱教育事业，以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志业，又赋予了何鲁丽从政关注的若干重点和鲜明的色彩，包括她为什么在人大常委会和民革参政议政工作中，特别关注教育和妇女问题。
从政数十年，她总能出色地进入角色
1984年，何鲁丽作为非党人士，女性知识分子，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这对于一位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做了27年小儿科大夫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陌生而全新的岗位。她后来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在简报上写批文，她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但是，何鲁丽知道这个新的岗位的意义，她只能干好，不能干糟。凭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凭着科学工作者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也凭着被新闻记者称为“较真儿”的那股劲，何鲁丽很快就进入了副区长的角色，在二环路的整治和拆迁，在主管的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等各部门的工作中，干得有声有色，领导赞许，同事认可，群众满意。人们不会忘记，何鲁丽做西城区副区长，上任伊始，就一手抓起实实在在的与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她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新婚学校、第一所孕妇学校，整修了区内一大批公共厕所。“公共厕所”，似乎琐碎不足道，却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此她一抓到底，后来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在制定如何把北京市建成卫生城的方案中，还建议把全市5000多个厕所的改建列为重要内容。同时重视抓好农村的“改水”工作，使全市整体卫生水平不断提高。
1988年，何鲁丽步入北京市政府大院，出任副市长。按照市长们的分工，她主管卫生、民政、计划生育、文化，兼管体育、出版等众多方面的工作。在她上任伊始，北京人的健康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上海流行甲肝，阴影笼罩着北京，人们谈虎色变。不到三个月，又一个考验接踵而至：红眼病在北京大有蔓延之势。何鲁丽以一个医生的丰富专业知识和干练的行政组织能力，部署、督促、落实、检查，足迹遍布工厂、学校、餐馆、夜市、农贸市场，乃至居民的家中。在全市上下一致的努力下，北京市1000万人口的健康，终于避开了两个瘟神的可怕袭击。
正是在这两次风浪中，何鲁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北京市卫生工作的宏观目标：“在我任职之内，要始终抓好树立大卫生的观念，提高全市人民的健康水平，首先抓好预防。”按照这一目标，何鲁丽和专家们研究制定出把北京市建成一个卫生城市的各种方案，并一个一个加以实施，北京由此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的称号。
计划生育，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何鲁丽踏实的工作作风在此有最为充分的体现。只需举一个例子：作为皇皇京城的副市长，她一头扎到远离市区100多公里的延庆县康庄乡，去那儿具体指导计划生育工作达11次之多，深入农户做说服动员。她经常诚恳地对基层的同志说，“你们要把实话告诉我，这数字(指计划生育统计数字)里面水分是多少，让我听听，我好知道工作应从什么水平做起。”到1992年，何鲁丽的工作显出了成效，北京市进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十个一类地区的行列，计划生育率达99.76%，晚婚率为89.27%。从上述这些工作成就可以看出，作为政府的高级行政官员，何鲁丽的领导才能逐渐成熟了。
1996年11月11日下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场。会场上的气氛热烈而隆重，一项十分重要的议程——选举民革中央主席——正在这里进行。投票箱前，中央委员们鱼贯而过，投下了自己神圣而庄严的一票。经过一阵紧张有序的计票、点票工作，当大会执行主席周铁农同志宣布：何鲁丽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这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掌声表达了中央委员们和所有民革党员对民革新的领导人产生的喜悦心情。中央常务副主席彭清源同志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央全体副主席竭诚拥护大会选举的结果，鲁丽同志将是我们民革一个优秀的、新的一代领导人，副主席们将全力支持鲁丽同志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她的助手。何鲁丽也即席向中央委员和与会的全体同志致了答辞。答辞中，她首先感谢组织和中央委员们的极大信任，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何鲁丽进入民革中央后，对民革中央的建设思路越来越清晰，工作走上了有条不紊的轨道。一般都是，每年上半年的一个中央常委会，必定集中研究一个课题。在此之前，中央相关工作部门派出调研组，赴各地各级组织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把材料带到中央常委会上。中常会围绕既定课题，参照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推进工作的目标、原则、方法、内容等一整套完整的构想和措施，形成文件。然后用一整年的时间在实际工作中操作和落实。几年来，相继研究和落实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如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参政议政工作机制问题，等等。民革自身建设的工作从工作思路和实效上，已非昔日可比。所以何鲁丽十分欣慰地说是“上道了”。
民革自身建设的成效极大地推进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发挥。近年来，民革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围绕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数以百计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或者作为各级政协大会上的提案提出，或者作为专题报告，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其中许多引起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2001年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巩固淮河治污成果，进一步加大治污力度的建议》，“建议”分析了淮河治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责成环保总局并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卫生部认真研究，明确对策，保证实施。再如民革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议，其中指出21世纪之交，各类工矿企业职工伤亡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水上交通事故，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症结就在于要建立和健全一个完整、统一、科学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这一提案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繁忙的工作之外，何鲁丽还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但她每年必定抽出时间，一次甚至数次亲自带队进行调研。几年来，她带领民革中央调研组，对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对东三省振兴老工业基地、对浙江省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多个课题，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调研之时，一如她惯常的风格，一定深入到车间、里弄、村民小组和农户家中，与居民、工人、农民拉拉手，聊聊家常，在一问一答之中，眼看耳听之际，真实情况，第一手的资料，就都得到了。
酷爱读书的老太太
何鲁丽是个酷爱读书的老太太。聊到读书，她的神情会兴奋而愉悦，话题从一本书
跳到另一本书上，令你有点应接不暇。喜欢读书，是她终生保持的习惯，从她在小时候听她的法国母亲给她朗读巴尔扎克法文原版小说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晚上十点过后，她便捧起“闲书”，常年如此，乐此不疲。爱读书当然就爱买书，何鲁丽买书的次数多，量又大，新华书店发行所干脆给她办了个卡，可以凭卡打折买书。有时候，她觉得哪本书对谁合适，就会送给他。有一次，她把残疾作家朱彦夫的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送给了北京市残联，令那儿的残疾人十分感动。
何鲁丽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从《万历十五年》到新出的《千秋教化》、《帝国政界往事》，从小说到各类社会科学著作，都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但听起来她偏爱的还是小说，而且还有相当精微的欣赏能力。有一次她略显得意地告诉我，《白鹿原》出来时，她一看，就说两三年后准得奖。是吧，后来得奖了吧！我补充说，对，是茅盾文学奖，国家级的大奖。我顺着问她：听说你爱读巴尔扎克的原版小说，拿来与翻译的中文本对照着读过吗？你感觉翻译得怎么样？她肯定地说，读过，还都翻译得不错，有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幽谷兰》好像不如原文有味道。我因为没有读过《幽谷兰》，所以就不敢深问，转而说到她的藏书。她满足地说，几个墙上的书架全满了，没地方放了，什么时候你看看去。这个时候，她的神情，配上她那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韵，活脱脱又现出了“北京大妈”平实可爱的模样。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