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溪，利用朱熹学说的思想体系，克服了当时朝鲜的社会矛盾，也实现了朱熹性理学的朝鲜本土化，他提出文化观念，解决现世问题，引导了社会变迁。彼一时，此一时，面对全球化的社会转型，东亚价值还适用吗?
2012年，是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
中韩两国山水邻近，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不论历史情缘，还是文明渊源，两国都有难于割舍的密切联络。中国文化的先圣首推孔子，韩国文化的先圣首推箕子，理一分殊，同泽儒学。
2012年1月，韩国总统李明博用隶书写下新春寄语“临事而惧”，出自《论语》，他近期访华作出了和平邦交之姿态。李明博的书法背后，弥漫着韩国乃至亚洲国家共同面临文明冲突和全球经济转型的谶语。2011年，是国际“礼崩乐坏”年，各国的核心价值与核心利益都应对危机而重新估价，欧美与亚洲皆困惑；2012年，是文明对话年吗?
东亚价值没落了吗?
姑且不论，20世纪亚洲儒家的衰落、复兴和挫折，就一般意义而言，文明的实质在于一定文化特征的认同，而且要具备普遍性。故而，文明之间的对话必须侧重于各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价值(季卫东语)。欧美文明重视自由主义，亚洲文明重视威权主义和民本主义，前者导向权益。后者导向人格。
在“东方主义”的前提下，亚洲价值显然是很暧昧的概念。首先，亚洲一词本是地中海东部菲尼基人用来与西部欧洲地区相区别的自然用语，表示“日出之所”。萨义德对其母邦巴勒斯坦的辩护，更加突出了东方主义的逻辑假设，即停滞的落后的。两百年来，这种假设没有停歇过。所以，韩国也好，中国也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是背负了强烈的“历史悲情”。
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社会出现了“亚洲价值”、“东亚奇迹”等说法，乃至亚洲的世纪之预测。可是，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价值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和反思，加之随后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亚洲价值(亚洲儒教文明圈)的语境渐渐示弱。
余英时先生曾经论述，中国传统的伦理以及宗教价值观并不妨碍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出在制度层面，即“中国的政治与法律还没有经过‘理性化的过程’”。历史皆有周期性，20年后，看待余英时先生的论述，亚洲价值是否可以在社会和谐、人伦道德、实践理性和双赢思想等方面渐渐展现亚洲的光辉呢?2012年，或许是儒学勃兴转机之年。
韩国社会中的儒教传统
“国破山河在”，中韩两国，曾经都是儒教泽裨之国。
面对20世纪甚至更早一些的欧风美雨，中韩背负了巨大了历史悲情，农耕经济与市场经济、乡村与城市、血缘共同体与契约式社会，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折射了社会转型期断绝与冲突。
需要看到，家庭是个“私”的领域，依靠血缘维持；企业是个“公”的领域，依靠法律维系，两者存在深刻的矛盾。可是，韩国社会却把两组逻辑冲突的观念混合在了一起，家族主义与资本主义。韩国社会把企业和家庭等同视之，是近代性与前近代性混在的特征。两种价值的混同是韩国企业创造世界级品牌的重要内因。
近几年，法国有关东亚研究的课题“现代韩国社会中的传统与价值”，很说明问题，“韩国社会是东亚国家中儒教仪礼主义根基最浓厚的社会。与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断绝不同，在韩国，精英阶层的儒教与一般大众的儒教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依然保留着其沟通手段。”
与人为可以改变的制度不同，传统的文化与习惯是有延续性的。对于韩国社会而言，儒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实际机制。道术无古今，致用乃为贵。
断裂，还是延续
2001年10月5日，在退溪诞辰500周年之际，韩国安东市举办了“新千年与退溪先生一起”为主题的世界儒教文化庆典。这次庆典演出了说唱退溪、陶山12曲公演和话剧《退溪先生上疏文》等16项节目。这次庆典不但邀请的中日韩等国的儒学专家，探讨儒家当代与未来的可能性，同时，这次庆典容纳了韩国内外游客超过10万，是一次成功地展示儒教商业化的典型事例。
韩国学者崔英辰说：“儒教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性。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它既是威权主义、非民主的封建伦理，又是可以与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主义并存的政治学，也是可以补充自由民主主义缺陷的对策；不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它既是束缚女性的桎梏，又给我们提供了两性同伴伦理的理论基础。”
在韩国的历史上，李退溪、李栗谷利用朱熹学说的思想体系，克服了当时朝鲜社会矛盾，也实现了朱熹性理学的朝鲜本土化，提出文化观念，解决现世问题，引导社会变迁。历史是而公证的镜子。
顾炎武诗云：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
尽管，中韩两国都曾经有过相互的仰视和俯视，选择健康的文化立场是关键，彼此平视，亚洲价值与东亚文明才有“从边缘到中心”的未来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