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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的“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5]与十九大“智慧社会”[6]的新理念，建设城市“雪亮工程”，在X镇90个社区（约10万户居民）进行智慧社区建设，依托智慧社区应用系统，实现门禁人脸识别、智能门磁、楼宇门控、地库门控等技术，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提升社区安防水平与民生服务水平。X镇智慧社区建设作为上海首个大型智慧社区工程，推进该重大项目建设落地并实现预期成效，仍存在诸多需要预防和规避的新兴风险。
一、文献综述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治理单元之一，承载着实现城市整体治理目标的基层功能。X镇智慧社区建设旨在通过结合“雪亮工程”视频共享平台和公安视频应用管理平台等治理平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采集智慧社区前端泛感知设备的视频、图像及数据进行存储、分析与上传，并将地图信息、报警信息及其他综合信息以可视化方式直观地展示，据此精准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区治理能力与服务质量提升。更广义上的智慧社区，不同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梁丽、聂磊、蒋俊杰等学者将智慧社区定义为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新服务形态和服务模式，是借助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与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供服务，实现对城市社区党建、社区管理、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家居生活等要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动化和协同化的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新模式[7][8][9]。
目前我国智慧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梁艺琼等学者将智慧社区建设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和手段，从定性或定量角度研究智慧社区与养老、医疗、互联网与O2O模式等结合之后服务功能的开拓与建设。[10][11][12]李国青等学者展开智慧社区建设研究，探究智慧社区运行模式与信息平台的应用与架构，提升其内涵、维度与质量标准，进一步完善智慧社区的功能。[13][14][15]张鹏将目光投注于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面临的困境与阻碍，寻求政府主导型模式、市场化模式以及政企合作型模式之外的突破，超越“技术”层面的智能化，追求“人”的智慧化。[16]此外，学者们还将智慧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手段，通过研究智慧社区的功能，将智慧与治理相融中，实现城市的智慧治理。[17][18]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社区的建设、管理与应用及其服务功能的开拓，鲜有研究将目光聚焦于智慧社区作为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探究。然而，智慧社区与智慧城市理念在我国起步较晚，作为新兴的治理理念与手段，智慧社区建设整体仍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与社区建设维护同步发展的技术、人才与制度建设是一个不断培育且在不停试错的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信息化与人工智能社会中，智慧社区作为基于数据共享等技术构建的新型治理与公共服务载体，其依托大数据构建的系统具有Value（蕴含价值）、Variety（多源异构）、Volume（体量巨大）、Veracity（真实精确）、Velocity（快速处理）等5大特征[19]，通过数据分析高速、准确、全面地提升社区与城市服务质量。在海量、高速与多源的大数据背后，潜在风险也随着治理网络的形成不断被放大。智慧社区云端治理系统的持续构建不断打破居民社区之间的物理隔阂，多个地理区域居民个体信息被采集到云端统一分析与传播，社会治理与服务的重心慢慢从线下开始向线上转移并逐渐规模化，导致信息风险随着治理与服务网络的形成从点状向片状扩散，并经由规模化的云端信息网络飞速传导。云平台集用户数据采集、储存和计算中心为一体，技术漏洞、制度缺陷和人为操作失误等风险因素威胁数据管理和传输过程中的信息安全，易发数据遗失和泄露等安全事故，对居民的信息安全产生威胁，危及智慧社區建设在城市治理中正向作用的发挥，并对城市安全与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随着我国逐步迈入风险社会，处于竞争与高压下的社会环境对问题与失误的“容错率”愈发降低，便捷的通讯与普及的互联网同时降低了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门槛与成本，信息网络中的每个个体都是集信息采编播为一体的多重角色，传统媒体逐渐丧失对信息发布与扩散的筛选功能，使信息在扩散与发酵过程中不断失控。一旦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行中产生信息风险，居民们便能够借助网络将工程项目中产生的信息安全风险放大为线上网络的社会舆情风险，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