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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职业制度的压力、欺凌、对亲子关系的过度依赖、贫困、社会歧视，失实的媒体报道以及父母对于子女情绪的忽视均是蛰居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出蛰居青少年的自尊心较为脆弱。
但是，根据实证观察，并非所有的蛰居青少年的自尊心都较低，那些与近亲属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则具有较高的自尊心。此外，成为蛰居族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能将某种因素单独进行考量。相反，蛰居族们所遇到的情况与力量动力是不同的。他们的自信心源于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为了调查这一关联，本研究探讨了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是否会影响蛰居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以及家庭关系如何影响蛰居青少年的自尊水平的问题。
二、监督者与蛰居青少年间的权力动力学
为了说明家庭关系等级在权力运用中的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了福柯的权力和纪律概念。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其并不属于特定一方，而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运作产生的，形成“排斥”、“约束”、“监督”关系。监督者中的角色各异，包括教师，家长，社会工作者和警务人员在内的各类监察员各自代表与蛰居青少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网络。相较于蛰居青少年而言，这些监督者往往处以社会的优势地位，能够通过监督、管理等方式，将蛰居青少年用“坏”和“非法”、“好”和“合法”区别开来，并以此来实施对他们的社会控制。由于蛰居青少年的“劣势”地位，其将受到监督者持续性的管理和监管。因此，权力从“优势”的成年人流向“劣势”的蛰居青少年，目的是将其教化成遵守纪律约束的主体。
然而，由于抵抗与权力共存，蛰居青少年可以采不同形式的抵制，以表达自己对于成年人纪律约束的不满。这意味着任何差异双方之间的权力水平不一定能够使权力向劣势一方成功地运转；相反，劣势一方可以抗拒权力的流动以及灌输。福柯进一步断言，权力并不必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施加；它可以藉由人际网络传播实现其目的，因此这其中必须存在一种关系并作为双方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传递权力和知识的媒介。
（一）蛰居青少年人际关系在权力中的意义
权力是行使而非独占，而人际关系充当着一种媒介，使得权力约束从权力优势一方流向劣势一方。虽然人际关系的主导方显然更具权力优势，但不必然拥有更多权力。有学者表明，权力运行的效果因不同位置的主体对权力的实施而存在差异性，这意味着特定关系中权力劣势的群体同样可以成为另一个关系中权力的优势一方。若甲方拥有乙方越多的信息，那么，甲方对乙方所施加的权力的影响越强。此外，甲方能否约束乙方行为取决于乙方是否有意愿进入甲方所处的关系网络中。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莫法特（Moffatt）认为，当一个人在签署同意披露个人信息的同意书时，社会保障工作人员便获得了收集签署人的个人信息，并核实信息真实性的合法权利或权力。当某人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时，其将丧失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不会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一个人拒绝进人权力关系，那么其在权力关系中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导致他（她）无权参与权力的流转。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学者所说的，即权力优势一方能够向另一方传递知识和影响，这种说法并不一定成立：权力的作用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接近程度，以及权力劣势方从优势方获取权力控制的意愿。因此在研究蛰居青少年所经历的权力动力时，所有的监督者不应被视为同等强大的，应认真考量不同监督者身份的独特性以及在其身份在蛰居青少年眼中的重要程度。
在成为蛰居族的过程中，青少年曾参与过不同监督者所主导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青少年眼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当青少年退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时，只有家庭成为其主要的监督者，因此，家庭被视为蛰居族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角色。
（二）家庭對蛰居青少年的权力和控制意义
在所有关系中，家庭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化媒介，是影响个人发展的重要的场所。蛰居青少年成为“偏离群体”的首要原因是想要逃离监督者的控制，这也与“有权力，有抵抗”的概念是一致的。蛰居族的父母最初敦促他们与社会联系，但当青少年坚持长时间的蛰居时，许多父母开始尊重他们的选择。
作为蛰居族的监督者之一，家庭是最贴近青少年的执行者。虽然父母的监控能够有效预防吸毒和其他不当行为，但父母所惯以使用的体罚方式，只能促成青少年短时间内的合规行为，却可能使青少年实施攻击行为。致力于培养个体的优良发展，家庭关系以及来自家庭的支持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利凡特（Oliphant）等人认为，与孩子更为亲密的家长会促使孩子遵守父母的规则和期望。此外，权威型父母，营造兼具着家庭温暖、支持与控制的家庭，能够制造良好的教育效果：青少年具有亲社会的价值观、积极的行为、减少问题行为以及健康的社会心理。综上表明，在家庭中，脱离人际关系中其他要素而仅以纪律性约束为根本，不足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不利于培养孩子的积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