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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创作。1988任教授级高级建筑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杨家闻先生参与设计的建筑作品已经成为西安城市发展变迁的物质鉴证，他和董大酉先生的合作经历更成为对董先生进行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
信息。我从2010年秋因撰写博士论文，多次向先生请教论文写作资料的相关情况，也留心听先生谈过去的往事，并作一些笔记。现将这几次访谈的记录整理成
文，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让口述历史和其他记忆保存下去，也以此作为西安现代建筑史、西部建筑发展史以及西部建筑师成长史的一份史料。以下为杨家
闻先生的口述实录。
我是在上海东吴大学附中毕业的，因为
喜欢音乐艺术，本想学文科，但是考虑到就业
问题，最后还是准备报考理工科。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上海的租界也不安全，已经逃到上海
的之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又要再一次内迁。而
一些没有赶往内地的学校老师，就在上海租界
里的一个地方，临时挂了一个牌子，成立“华
东大学”，继续教课以便让学生完成学业，像
院里的黄克武、郑贤荣等，就是当时在上海毕
业的。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华东大学通知从东
吴、之江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可以不用考试，直
接升入大学，就这样我进入了之江大学。当时
留在上海之江的建筑系还开不起来，所以我先
入的土木工程系学习一年，之后之江内迁的一
些老师回到上海，建筑系重新开办，我才转回
建筑系学习。
我和黄毓麟是特别要好的同班同学，黄
毓麟家庭条件很好，父亲是银行高层职员，大
学期间有的时候同学聚会，就在黄毓麟家里开。
黄毓麟十分好学用功，谭垣先生讲到西洋建筑
史，他就钻到图书馆去查阅大量的书籍资料，
因此作业中涉及到西洋建筑史方面，他的设计
就十分到位。之江大学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
对学生除了要求修学分外，还有一个叫credit
的考核，主要是要
求学生有社会活动
例如德育方面的活
动，我们都是尽可
能参与，其中就包
括在教堂唱诗。我
上的东吴大学附中
也是教会学校，有
美国的老师带我们
每星期去唱诗班。
我印象中在上海的
时候，黄克武就在
“之江堂”圣乐团
和圣约翰大学圣乐
团合办的音乐会上演唱宗教音乐，我那个时候
上中学，是他的听众。每年到了圣诞节，我们
唱诗班的同学都会去李培恩校长家里报“佳
音”，黄毓麟因为对这些活动从来不感兴趣，
所以就一个人呆在宿舍。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
爱好，就是到当时杭州不少的古刹旧庙中探幽。
每每看到那些优美的中国古建筑，我和黄毓麟
都会停下脚步驻足良久。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
一位好友王承兰。大三的时候我和黄毓麟、王
承兰一起，协助吴一清老师在华基建筑事务所
实习（图1）。黄毓麟对赖特的设计手法十分
喜欢，也比较欣赏格罗庇乌斯，但是对密斯的
不是很喜欢。
我在之江的时候，谭垣先生对我的影响
很大。谭先生自己出题，也参与修改学生的
草图。一些方案草图经过谭垣先生神来之笔
修改后，立刻焕然一新。到了后期学生做渲
染图的时候，谭先生会亲自动手示范，这个
过程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深远，黄毓麟可以说
得到谭垣先生的真传，所以有时候他也会帮
同学们改图。另外还有一位是谭垣先生的助
手吴一清，他是之江大学建筑系培养的第一
届毕业生。老师中还有陈植、王华彬。王华
彬先生讲的建筑理论部分有条有理、丝丝入
扣，这一点是在谭垣先生之上的，他做的建
筑项目也特别棒，但是在教学中，亲自带学
生、做示范方面，不像谭垣先生。在我印象
中，谭垣先生西方的传统建筑功底十分深厚，
却十分喜欢现代主义建筑设计风格，我们受
他的影响也偏好现代主义建筑，像黄毓麟设
计的文远楼就是受谭垣先生的影响。在设计
思想和设计手法上，我感觉比陈植先生做的
设计更新些。我们毕业后，在工作中一些现
代主义的想法和作品都是受谭先生的影响。
同期中有好几位教授都对西方传统建筑十分精
通，例如杨廷宝先生。我后来在北京，和杨廷
宝先生有过接触和共事，杨先生给我的感觉也
是和谭垣先生类似，不是很善于言辞，但是实
际动手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细致。
我们1949年从之江毕业，黄毓麟留校当
老师，我进入建筑师事务所随即到了北京，那
一年在北京也做了些杂七杂八的项目，很快就
转到了西安。本来同一年毕业的还有一位同
学——李觉觉（又名李觉），因为参与了学潮，
被国民党勒令停学一年，对外声称是病休，这
样解放后才得以修完学业，所以推迟一年和张
似赞同一年毕业。还有葛悦先和杨维钧夫妇，
他们四位都是随东北工学院到的西安，现在是
西建大的教授。
我是由一个前辈建筑师“牵着鼻子”来
到西安的，这位前辈就是杨锦麟。我印象中
杨锦麟先生是在沪江大学夜校学习的建筑，
之后加入由他的哥哥杨元麟等人成立的华信
建筑师事务所（合作者为杨润玉，任经理），
并做了不少实际的项目。他还在董大酉建筑
师事务所工作过，参与设计了“上海京沪、
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大厦”。杨锦麟先生自己
准备独立开业的时候，碰巧我正在华信建筑师
事务所实习。杨先生看上了我画的渲染图，就
叫我加入，就这样我在杨锦麟建筑师事务所开
始工作，先生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我，到北京、
到兰州都是这样。
1950 年，杨锦麟先生在上海被北京永茂
建筑公司所聘任，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建筑设
计院。这是一家公营建筑公司，归解放军总后
勤部领导。印象中当时总后在各大区都有分支
部门，而每个分支部门又都要成立建筑公司，
来负责军队后勤相关基建任务，因此在西安设
立了西北永茂建筑公司，同时在兰州成立设计
部。杨先生被提升为西北永茂的副总建筑师
（总建筑师为董大酉）和兰州设计部副经理，
负责组建西北永茂建筑公司驻兰州分公司，技
术人员主要是从北京永茂建筑公司向外调派。
后来永茂的兰州设计部就成为了甘肃省建筑设
计院。杨锦麟先生在兰州设计了兰州民族学院，
这个项目我去兰州出差的时候参观过，设计的
比较有特色，很不错。1961 年杨先生从兰州调
回到西安，任西北院副总建筑师。1963 年又被
调到了东北院任副总建筑师，后来在沈阳过世。
1951 年初夏，杨先生去了兰州，我也被
要求同去，但是要我先从北京回上海，帮他“招
兵买马”。1951年夏末，我带着从上海招聘
的四位同事准备奔赴兰州，由于当时兰新铁路
没有通车，去兰州需在取道西安后再坐飞机。
那个时候机票不像现在是预定，等我们到了机
场，发现只能再坐四个人。由于我对西安情况
和公司人员略熟悉些，所以就被留在西安，等
下趟班机再赶往兰州，但是我的行李却被同事
带走。
当时，从北京永茂建筑公司调来的董大酉
先生已经来到西安并任总建筑师。西北永茂建
筑公司西安设计部成立很短的时间后，设计各
专业的技术人员包括董大酉先生等，就独立出
来成立“五一建筑公司”。新公司成立不到一
年时间，就作为当时西安的五大设计公司之一，
合并成为西北建筑设计公司，董大酉先生任西
北建筑设计公司总建筑师，于1955年调往北京。
那天等我回到西北永茂建筑公司驻地时，
恰逢董大酉先生因为设计人手短缺和公司经理
争论。孟省三总经理看到我从机场回来，连忙
对董先生说“没有全调去兰州，还有一个没有
走”，就这样我被“扣留”在了西安，配合董
先生开展设计工作。
我印象中，董大酉在西安的4 年时光里，
虽然各项条件无法和上海比，但是从1951年
到1952年底这段时间，先生工作、生活的情
绪还是很不错的。当时设计公司从上到下对董
先生都十分尊敬。薪酬方面，先生一个月的工
资是1 200多元，那时公司总经理才300多元；
生活方面，公司为先生及其爱人和幼子提供了
一套四合院居住，安排有南方厨师专门负责饮
食，并有男女工友各一人照顾他们的起居，还
把公司唯一一辆汽车提供给先生作为专车。这
样的待遇基本延续到先生调离西北院，中间只
是随着国家工资制度的调整，薪酬略有减少。
更重要的是，虽然北京永茂是公营公司，但在
西北永茂建筑公司，我们这些职员的薪水其实
是由董大酉先生衡量并发放的，这样的状态基
本和解放前董先生自己主持设计公司相类似。
只是从1953年后，先生的职位薪金以及生活
待遇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但却有很多
非专业方面的事情要面对和处理，这些都让先
生的情绪有了波动。
在实际业务工作中，我能感受到董大酉
先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在设计中指导思想
十分明确。在具体工程项目中，先生对我们的
方案虽然动手改图但并不是很多，但是总能针
对已有设计方案提出关键性的意见和建议。
董大酉先生和我聊天时经常提到，别看
他在上海等地完成了很多“中国固有形式”建
筑项目和方案，如：原上海市政府、上海市
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等，但是他自己其实
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设计风格，只是因为当
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他关系要好，政府领
导要求做，他只得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而他
自己还是喜欢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思路
与手法，例如他在上海主持设计的中国航空
协会会所及陈列馆，康平路、吴兴路住宅以
及董先生自宅等项目。来到西安后，在先生
主持、指导设计的西北大学示范学院（今陕
西师范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今西北
政法大学）项目中，他就十分鼓励设计人员
采用预制楼板、平屋顶等现代建筑工艺和建
筑设计手法，放弃坡屋面、木屋架等设计。
同时，先生对西方古典建筑设计中的体量感、
体块感十分钟爱，他对我说：“希望建筑设
计整体的效果，能像山上滚下来的石头”。
做设计指导的时候，尽量希望能把建筑形体
做得规整，体现出力量感、体积感。
虽然先生不是那么钟爱“中国固有形式”
的建筑风格，但是毕竟在上海等地有过那么多
实践，对中国古建筑的构件尺寸、构件之间的
关系等都下过功夫进行研究和分析，因此在一
些必须采用“大屋顶”的西安建筑项目如西安
市委礼堂、陕西建工总局办公楼、西北工学院
教学楼等中，董大酉先生依旧能够驾轻就熟，
设计手法、构件尺寸、整体关系处理得游刃有
余、比例精准、协调大气。
董大酉先生还对西安市的总体规划提出
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意见。在当年苏联专家穆
欣、巴拉金、巴拉夫丘克等提出的西安总体规
划中，要从火车站规划一条斜向主干道路到新
城广场，董大酉先生不赞同苏联专家这样的设
计手法（图2）。
当时建筑工程部具体负责西安城市总体
规划的周干峙也赞同董先生的看法，他们的意
见得到了西安市城市建设管理局总规划师苏夏
轩（留学比利时，主修城市规划，是洪青父亲
的朋友）的支持。最终保留了西安城市原有南
北正交的路网体系，维系了城市历史延续千年
的传统。后来在西安新城广场改造项目上，董
先生亲自做的实施方案却选用西方的三角形构
图进行场地设计和道路规划，很好地解决了道
路系统和景观问题。董先生还设计了陕西省体
育场，除了建筑设计外，还亲自计算土方平衡，
想办法降低工程费用，用很短的时间和很低的
造价完成了任务。很可惜后来因为新建体育场，
老体育场被拆除了。
董大酉先生还有一个绝学，就是建筑声
学。设计西安市委礼堂的时候，建筑声学相关
问题都是他一人解决的。文革期间先生回到杭
州，我曾经去看过他，当时先生虽然不做设计，
但是却给我拿出来一本自己做的建筑声学研究
笔记，当时他已70多岁，真的很不容易呀。
文革中先生受到影响，比较早地离开了我们，
令人惋惜。
我和洪青先生也有过合作。洪青先生是
布杂建筑体系的学生，早年留学法国。虽然
因家中突发变故，洪青没有拿到学位就回国，
但是手头功夫却十分了得，连很多建筑科班
出身的建筑师都无法比拟。他在合并入西北
建筑设计公司之前，就和张伯伦一起主持设
计了西安人民大厦。据说就是因为洪青先生
的手头表现能力强，在业主讲完对项目的设
想后，他手下就能勾出铅笔效果图，给当时
包括习仲勋等西北区的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
之后洪青又和吴文耀共同完成了西安人民剧
院设计，这个项目被载入了《弗莱彻建筑史》。
在西安市委礼堂项目中（图3），洪青先生
和董大酉先生有过很好的合作，并且受到董
先生的不少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洪青先生后
来主持设计的陕西建筑工程局办公大楼项目
上看出来（图4）。董大酉和洪青先生是上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前西北建筑界的红人，也
是我们西北院的顶梁柱。
不过，与董大酉先生较少动手改设计不
同，洪青先生经常给别人的方案提建议，而且
是亲自动手改。洪先生脾气很好，就算你最
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也不会生气，下次
只要你需要，他还会全力协助。自从董大酉先
生调离后，西北院一直到1979年之前都不再
设总建筑师一职。期间洪青任副总建筑师，到
1979 年升任西北院总建筑师。
洪青先生做一些和历史有关的项目时，
体现出他对待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看法，就是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组合设计，而不是把设计思
路与手法固定在某一个朝代、某一个既定的建
筑比例和尺度的体系中。但我本人其实是不太
赞同他的这种设计理念的。设计兴庆公园项目
时，在建筑风格和设计手法上，原本是可以更
重视唐风建筑风格的探索，但是洪青先生只是
参照明清建筑风格进行设计。例如沉香亭的设
计，完全没有唐风的感觉。当然，那时客观条
件的限制也是一方面原因。整个公园的规划设
计虽然是在唐代皇家遗存原址上的建设，但是
进入公园，看到的建筑却没有唐代的韵味。公
园内真正有唐代建筑风格的设计却是后来续建
的公园东大门等建筑。我参加的方案论证，建
筑是由现在西建大的老师设计的，那时洪青先
生已经走了。
另外，洪青先生在华清池九龙汤项目中
采取的营建方法是拆下别的地方的旧东西，
组合在新设计的建筑之上。比如，飞霜殿柱
子下的柱础都不一样，这一方面是由于工期
紧，只得把一些遗存的建筑物上的构件拆下
加以利用来满足进度。但是，另一方面也说
明洪青先生对一种建筑风格的内在统一性要
求不是很严格。
1955、1956年，从华东院先后调来了两
批建筑设计各专业的人员，充实到西北院技术
人员中，这其中有方山寿、郑贤荣、华冠球、
注：
黄克武、何昆年、冯锡藩、阮祖培、杨明根等
建筑师。
从1957年开始，因为国家西部建设形势
的要求，我被调入院保密室工作，主要承担涉
密的军工、政治项目和三线建设项目。我参与
过的最高级别项目是绝密级的“青海原子城工
程”，也就是221研究所。项目基地在青海湖
的北边，叫海晏县。我主持和参与的设计包括：
原子弹工程试验指挥中心的办公、安全、保卫、
生活、文化、娱乐居住等工程。在西安做了些
项目，但是性质基本还是保密的，比如市委书
记的办公楼和住宅、省政府省长办公楼，后者
就是现在省政府黄楼两侧的三层高小楼，两边
两个“排”字形的。
1966 年，张锦秋被分配到西北院，一开
始做设计并没有所谓的“唐风”，但是出手的
设计都很中规中矩、方方正正。后来符合法式
的唐代建筑设计还是张锦秋摸索出来的。她对
唐代建筑檐下空间这一部分花了很大的力气，
亲自跑到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去实测，硬是一点
点把唐代建筑各部分构件和整体建筑之间的比
例关系给琢磨出来。
我是在文革中期调离的保密室。1973、
图6 左起：杨家闻、洪青、张锦秋
1974 年，国内的援外工程开始，在喀麦隆文
化宫设计竞赛中，我和何昆年合作的方案由于
造型灵活、高低错落有致，而被陈慕华领导的
审查小组选中，成为实施方案。之后我和何昆
年长期驻外，共同负责完成了喀麦隆文化宫项
目（图5），包括大会堂、宴会厅和党部办公
楼三个子项设计。
回国后在1976年，我和洪青、张锦秋一
起（图6），被院里派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纪念
堂的方案设计工作。之后我又代表西北院与王
觉一起，到北京参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纪念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楼”两
个项目的方案设计工作。这两个项目的方案都
确定好了后，项目施工图交由北京的设计院去
完成，后来听说这两个项目又都下马了。
在西北院建筑师中，一共有8位是从之江
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包括：包汉弟、陆中一、
郑贤荣、黄克武、何昆年、冯锡藩、阮祖培和
我。如果加上在西冶（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的李觉、张似赞、葛悦先、杨维钧，在西安市
一共有12 位之江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参加到
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之中。
人物合影照片均由杨家闻先生提供；建筑照片为院内资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