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声音称，中国海外投资大部分是亏损的。这很不准确。商务部最近几年连续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有23%左右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77%左右的企业是持平或者盈利，而且23%里面有一部分是处在前期投资建设期，账面亏损是正常的。
遗憾的是，围绕中国对外投资，国内外舆论一直存在各种类似前述的质疑和误解，甚至干扰到正常的对外投资进程。
对于这些质疑和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做出一些解释和澄清。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符合世界历史规律，不是国内经济环境出了问题；不是输出国内已经淘汰的落后产能，而是有竞争力的优势产能、有国际需求的产能；不是向他国输出污染、破坏环境的产业，而是要约束企业行为，做到守法经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而是与当地开展深入的产业合作，向当地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员培训，提升当地发展能力。
当然，中国海外投资确实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走出去”不是因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目前中国大陆涉外经济领域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
有观点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是所谓资本外流、产业空心化，即国内经济环境出现了问题。
其实对外投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任何一个工业化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走出去的问题。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不是中国独创，而是国际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回顾世界经济史，先后经历了英国、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四波产业转移潮。
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发展到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变化，靠出口拉动国内产业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首先，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大幅下滑，全球需求疲软。第二，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在某些中低端产业和中国形成竞争。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大，并遭受差别化关税待遇。第三，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几年有较大升值，尤其使得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企业面临较大压力。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跟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联动的。在此角度，中国下一阶段必须统筹国际国内，把大规模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结合起来，重新布局，更多依靠双向平衡投资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有能力推动产能合作。中国有220多种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产销量排名第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高达22%。
发展中国家现在也需要承接产能的转移。非洲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很典型，他们很希望中国帮助建工业园区、开发区，有的国家甚至要建经济特区。他们也期待中国能够对他们进行产能转移，希望通过这种产业转移，一方面提升他们的工业化或者产业多元化，另外也希望中国能够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实现一部分进口的替代，不必再花外汇购买。
另外，中国企业也纷纷到发达国家投资并购，以提升工业制造和技术水平，这也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产业合作。一部分企业的走出去，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来。
所以中国投资海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很多人看到中国有一些产业包括外资转移到海外了，就以为是不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差了。其实，这一方面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在调整，对于一些中低端的，不再鼓励发展。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些产业在劳动力工资上涨之后竞争力不足，像广东原来布局的服装鞋帽加工等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工资上涨非常敏感，承受不住，就想转移到非洲、东南亚。这是正常的市场化的选择，是经济规律，政府不能阻拦。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在转型升级，吸引更高水平的内资和外资。我最近到江苏盐城、青岛胶州等地方做调研，像ABB这样的跨国公司、装备制造企业，正在大规模向中国投资，包括一些高端的物流企业也在进入中国，并没有像一些人讲的，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好了。其实这些企业恰恰看到了中国转型升级的需要和良好环境。
近年来，全球经济体都在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梯度上都在发生转型升级，而中国也身在其中。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恰恰说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没有问题。
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保有众多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到中高速，但在世界大的经济体中，中国依然是增长最快的之一。第二，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提供了稳定的投资预期。第三，中国劳动力的规模和素质极具竞争力，虽然工资上涨了，但比发达国家便宜很多，比后进国家劳动力的素质和效率更高。第四，产业配套能力强，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利于发展更高端的产业。第五，中国13.67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最后，法治与政策环境日益公开、透明、平等。好的跨国公司不贪图小恩小惠，更看重的是市场环境。
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猛增并不意味着资本外流、产业空心化，而是从资本单向流入，过渡到有进有出、双向平衡、良性循环的更高阶段的表现。
对外投资质量正在提升
中国对外投资未来将呈现几个态势。
第一，增长速度继续保持高位。这是一个正常阶段，因为原来的基数不大，2000年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过去几年就出现快速增长。中国现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排到第九位（流量是第三位）。所以，未来两位数的增长应该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当基数大了以后，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跟中国GDP增速的道理一样。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或者说全球排名将前移。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资金链、投资布局、产业调整等问题，投资速度相对放缓。这就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因为很多国家经济放缓后更加需要外资。中国未来对外投资流量保持前三位很有希望，存量在2020年进入到前五位还是有希望的。
第三，从产业角度，以往中国对外投资的矿产资源较多，其次是贸易类，未来会逐步向工业、科技、金融、房地产、农业等领域扩展。中国对全球的制造业投资只占对外投资存量的5%-7%。下一步随着制造业在海外的并购和对外产业转移，占比会有显著的提升。伴随着制造业走出去，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物流、金融等对外投资也会增加。
第四，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本土化经营正在加快。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太会管理当地人，往往喜欢从国内把人带出去。但是现在中国企业更多地在当地采购原材料，在当地雇工，甚至把一些项目的施工分包给当地公司。像中信建设集团把技术学校办到了非洲，免费给非洲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培训，然后派到他们的工程项目上就业。这种案例很多。这也是中资企业现在能够更好融入到东道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益也在提高中。虽然中国企业参差不齐，有企业可能犯一些低端错误，也包括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宣传能力等，还有各种不足。
问题不少，但不要妖魔化
虽然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中国对外投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企业整体上是国际化的后来者，对跨国经营所涉及的战略布局、要素投入、人员储备、市场研判等等，都存在不足。就像人的成长一样，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不断经过摔跟头、爬起来的过程。所以一部分早期走出去的企业现在就越来越成熟，而出去晚的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出现的失误就多，这个阶段是必须要经过的。
第二，国内的一些政策，在支持走出去方面，还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比如金融，国内的资本市场还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渠道，多数企业还不是上市公司，不能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国内的基础利率又比较高，像日本的基础利率接近于零，日本的资本市场又比中国发达，所以日本企业的融资成本要低于中国，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上，比如海外高铁市场竞争。
中国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仍有改进空间。随着去年实行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在便利化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从商务部角度，98.5%的境外投资已经不需要审批了，备案就可以。但是在其他部门其他流程上，还是有一些核准审批的门槛是可以降低的，否则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是一个障碍。
第三，社会化服务不足。公共服务方面，商务部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每年编写《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近170个国家和地区，免费点击，每天数十万访问量。但是这些是不够的，从企业的角度，对项目对接的信息，对于跨国经营人才，对于法律、税务、会计、审计等的需求都是巨大的。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外投资处在并不太友善的舆论环境中。国内外媒体报道企业走出去，应该更客观公正一点，用更正常的眼光看他们的成败，而不是吸引眼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海外的并购成功率、企业在海外的平均寿命，比在国内要高。但是西方一些媒体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报道充斥着妖魔化、想象和歪曲，对中国投资海外特别不利。
下一阶段，有效化解以上各类问题，实现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增长，中国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确战略导向，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均衡发展。第二，加快法治化进程。这代表国家的态度，是稳定企业信心的保障。目前对外投资的法治化进程太慢，还停留在部门规章层面。第三，确立科学的协调机制，部委之间职责要更加明晰、科学。第四，跟相关国家加强协调沟通，由对方国家给企业提供一些保护，加强外交方面协调。第五，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增强对风险预警、控制、处置意外事件的能力。第六，中国和部分国家、地区还没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些已签订的协定则没有赔偿等相关条款，不足以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第七，企业作为产能合作的主体，应该提高境外经营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有国际市场决策管控能力，能够应对当地市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