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传播为世界及中国的文化传播起了推动性的作用，通过对清代雕版印刷术重要基地之一——四堡雕版坊刻的源起、所印书籍的传播、历史文化影响等的研究，让更多人了解四堡。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开始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经北宋的毕昇发展、创新，产生了活字印刷，并传到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中古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了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然而，在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是主流的印刷术，它自隋唐始，有官刻、坊刻、私刻等形式，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儒家论著、历书、医书、文学作品等，并一直沿用至民国。明清时期，产生了北京、湖北汉口、江西浒湾、福建四堡等多家印刷基地。其中，四堡雕版基地保存着完整的书坊建筑、线装古书和雕版印刷工具，是目前世界上幸存的古代雕版印刷基地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一、四堡雕版印刷的源起
四堡，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的最北端，地处连城、长汀、清流和宁化四县的交界（1951年2月由长汀划入连城），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交通谈不上便利，经济也并不发达。然而，就是在这里，曾经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而远近闻名，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雕版印刷基地，其所印书籍“行销江南，远播海外”。
关于四堡刻书业的起源，至目前仍有不同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起源于南宋末年；另有学者认为起源于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根据是：四堡马屋村人马驯，明朝正统年间中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明朝成化年间将汉口等地的印刷术传回家乡，四堡坊刻业由此而发展起来；还有一说法认为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四堡雾阁村人邹学圣，时任浙江杭州仓大使，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归故里，将苏杭的元宵灯艺和印刷术带回四堡，创办坊刻印书。
从已知的文献资料记载看，万历起源说有较多的依据。理由是：四堡坊刻，纯属邹、马二姓族人所为。根据邹、马二姓族谱的记录，则知四堡刻书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情。谱载，自宋迄明前期，邹、马族人或耕或读，还没有涉及工商业，诚如《闽书》所言：“汀州士知读书进取，民安稼穑，少营商贾。”而弘治年间马氏第十一代族人的“家训”中也有“勤教训，远货财，敦淳厚”之类的训词。邹、马二姓族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记载，见于族谱的均为明中叶以后。如马其炳，“生平授经”，并未经商，但他的父亲于崇祯年间就“为贾于韶州”，其“儿辈贸书”，并以此为“一家所业”。由此可以推断，至晚在明代末年，马氏家族中就出现了以贩书为业的商人。《邹氏族谱》中关于族人早期经商的记载大约与马氏相类。雾阁、马屋二村相距约l公里，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且邹、马二姓族人世代联姻，来往密切，因此，两个家族都从事刻书、贩书应是互相影响的结果。
四堡《范阳邹氏族谱》中，亦有邹学圣开创四堡刻书业的记载。邹学圣（1523～1598年），字宗道，号清泉，明嘉靖二年十月出生于连城四堡雾阁一户世代书香之家。学圣少年聪敏，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为人厚重，通晓经史，文章出众。跟随其父往来闽粤沿海各地，熟谙不同方言，并在与外商外侨接触中，学会日语、英语交流。20岁经乡试后入太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授户部广积库大使。嘉靖三十年（1551年）外放扬州，继调苏州，后迁杭州仓大使。他对朝政世风的腐败，外族的侵凌，深感忿忿不平而又忧心忡忡，在任廉洁为民，解民饥困，任杭嘉湖督粮道时，重征象富粮饷，充国库、赈民困，深得民心。万历八年（1580年），学圣以政局严峻，官场污浊，不愿合流，且父老多病，遂决心辞官归里。为了动员苏州籍妻子邵妙正同返闽西山区，解除其顾虑，令家人将苏杭的灯艺、图书及部分古籍雕版携回，以便创办印刷业、教育儿孙。从此，“镌经史以利后人”的刻书业，便在四堡雾阁播下了一颗种子。
二、四堡雕版印刷的历史文化影响及现实意义
朱彝尊《经义考》云：“福建本几遍天下，有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者。”朱指的福建本自然也包括四堡的刻本，四堡坊刻为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保存等都作出巨大的贡献，也为我国印刷史和福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堡坊刻的商业性极强，主观上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但是在客观方面却无形之中推动了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某种文本形态的出现，传播和普及了大众文化。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保存古代文献，传播民族文化
由于四堡坊刻种类繁多，其读者也极庞杂，如文人举子、收藏家、儿童及从事医学、风水等各行业的人。这使得四堡刻书拥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不会中断。
在众多书籍中，有几本特别值得一提：
一是《绣像金瓶梅》。明朝成书问世的《金瓶梅》被列为禁书后，在京、汉、杭等地难以出版，而四堡在清代乾隆前后出版了《绣像金瓶梅》，此书现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是出版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
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刊本，在同一书页中以墨线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刊《三国演义》，下半部刊《水浒传》。因没有卷首，无法查知刊行堂号，但与四堡民间传说的四堡版《三国·水浒》完全吻合，此版本在印刷史上较为罕见。
三是《西厢记》，采用连史纸套印，字为黑色，圈点用红色，为古籍中少有精品。
四是套印版《朱批详注管稿》。该书为黑、红两色套印，天头、行间字套印红色，是对书中内容的眉批和句批语。此套印版为初次发现。
五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字画参半，每一书页中上为图画，下为文字，图文并茂，别出心裁。
六是被誉为全国名志之一的明朝李世熊著《宁化县志》。这部《宁化县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突破了以往的县志。
这些坊刻本不但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而且和文化密切相关，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二）促进民间通俗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坊刻以营利为主，不同于官刻、家刻。坊刻本“坊贾射利”，常常被古代藏书家嗤之以鼻，被弄得有点声名狼藉。其中最遭诟病的，自然就是坊刻本的质量。对四堡刻书，当时也就有人批评其版本：“目今坊间行售，只取价廉易脱，如汀郡板尤错误不可胜指，若业师稍不加意，坏事非小。”清代汀州的书坊几乎都集中在四堡，即便在长汀、上杭等县城的几家书坊，也多为邹、马书商所设，因而这里所指的“汀郡板”即是四堡版无疑。其实，用今人的眼光看，这种观点是有失公允的。首先，如前所述，四堡书坊是家族性的，其规模不大，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不得不为生存计谋，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其次，古代的评判者仅对印本书籍追求形式美、追求鉴赏因素，却常常忽视和低估了坊刻本作为书籍在历史上发挥的知识传播作用。
四堡坊刻本多投时所好，刊行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品种。适应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括日用和文化消费需要，其知识价值和文化意义多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作用，相较于官刻本、私刻本，四堡坊刻本传播广泛，其在通俗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是官刻、私刻无法匹敌的。
四堡书坊基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和择日的风气，刊刻了大量适用型通书。如马屋一带曾大量刊刻《永宁通书》《永吉通书》《协记通书》等，大批营销商将这些通书销往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东、云南等地。时至今日，在中国东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风水择日术日益走向民俗化，与四堡刻书的推波助澜，是有密切关系的。
（三）推动了福建刻书业的发展
建阳书坊衰落后，四堡坊刻异军突出，取代了建阳的地位，成为清代较大的雕版书坊之一。四堡刻书承传福建刻书的优良传统，但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借鉴中有创新，开创了属于四堡自己的刻书道路，开拓了有四堡特色的刻书事业，推动着福建刻书业的继续发展。
（四）可推动福建四堡的旅游发展
“自古明山僧占多”揭示了自然山水旅游资源的文化点睛作用，作为人文旅游资源的四堡雕版印刷基地的文化性非常突出。
1.四堡雕版印刷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四堡雕版印刷因其历史悠久而久负盛名；四堡雕版印刷文物保存相对完整，颇具研究价值；四堡印刷的书籍别出心裁，有极大的艺术特点。
2.四堡古书坊建筑匠心独运。四堡的古书坊建筑是除土楼之外的客家民居的另一重要代表“九厅十八井”。所谓的“九厅十八井”就是指一座房屋有九个厅堂、十八个天井，厅堂有前、中、后、私之分，谓为“重堂递进”。四堡古书坊的另一重要特色是文化艺术内涵丰富，四堡古屋有“千金门楼四两家”之说，雕塑、雕刻、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在书坊的门楼装饰上皆有所体现。
3.民俗风情文化奇葩独秀。四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除此之外，四堡的民间工艺别具一格，特别是锡器工艺以其制工精巧、造型优美、色泽明丽、品种多样而名重闽、粤、赣三省。
四堡坊刻，作为一代文化传播的工具，为专家学者研究其兴衰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提供了可信的实物依据。同时，在保存古代文献、传播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的南传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促进民例通俗文化的普及与发展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堡坊刻在生产方式、结构规模、组织形式、销售网络与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探索，也为推动福建刻书业的发展，给中华文化史的修订，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作者单位系中国印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