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各个时代的爱情观却呈现出不同色彩。本文就以西厢故事的演变为线,透析不同时代人们爱情观的演变。
西厢故事的原始素材是唐中叶著名诗人元稹的《莺莺传》是一部传奇小说,《莺莺传》在当时和以后都很受重视,根据《莺莺传》编写的乐舞节目十分流行。王实甫在这样一个参考资料非常丰富的基础上创作了《西厢记》,并赋予这个故事以新的内涵,使之具有元代的时代气息,反映元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都以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为素材,但在情节上的不同反映出了不同时期爱情观的差异。综观其变化和人物性格及命运的不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在其流传过程中打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
一、女性爱情观: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
不论在唐代,还是元代,莺莺都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形象。莺莺的美丽不仅在于外表,更在她的青春和生命的觉醒。在《莺莺传》中,莺莺对爱情十分忠实,她可以为了爱情放下少女的娇羞与张生在西厢幽会一月有余。她身上表现出来的青春和生命的觉醒,这在那个女性受压抑的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但莺莺在爱情中始终是被动的,接受了张生的爱情也认可了张生的抛弃。这是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可悲的不仅是莺莺被抛弃,而是莺莺对爱情结局的预知和认可。由此足见唐人爱情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因此我们在《莺莺传》中看到的一方面是莺莺的青春和生命的觉醒,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封建道德压抑下女性地位的被动与可悲。
王实甫《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更加精细的刻画,她始终渴望着自由、真挚的爱情。她与张生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她并不看重功名把爱情摆在首位,她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由此可见,《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有了很大的提高,除了主动追求爱情外莺莺有了对封建道德,封建制度的叛逆精神。这是《西厢记》有别于《莺莺传》的成功之处。
总之,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莺莺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从被始乱终弃到获得圆满爱情。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女性的地位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也可以由此透视社会精神的变迁。
二、士子才人爱情观:从始乱终弃到矢志不渝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故事结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张生形象的转变。张生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对莺莺从“欲”到“情”的转变。在《莺莺传》中,张生一见到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就非常动心。于是想买通红娘,以求私通共好,红娘劝其“因德而求娶”。张生却等不得明媒正娶,只想眼下私通。张生对莺莺是“欲”,而不是“情”,这也为后来的“终弃”结局埋下了伏笔。而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是个对功名利禄很淡薄的书生,当他发现容颜美丽,风姿绰约的莺莺时,他便做出了不去京师也罢的决定。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可见此时他也是视爱情重于功名的。
另外张生形象的变化,还在于他在“情”与“志”之间的选择。在《莺莺传》中张生在“情”与“志”的选择中,始终是重功名而轻别离。这也反映出当时唐人基本的社会观念,即功名富贵高于一切。隋代之后,科举大兴,读书人前途不可限量,往往今日还是一介寒儒,明朝便可能一举成名,随之而来的便是荣华富贵。这也是他们不肯轻易定终身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厢记》中,则完全相反,张生是对莺莺一见钟情之后,便有了放弃功名的想法。只是后来迫于封建家长压力,才进京求取功名。可见,在《西厢记》中张生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爱情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更期盼“团圆”的婚姻结果。
三、从士子之爱到儒生之爱:社会风气决定爱情观
《莺莺传》与《西厢记》之所以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爱情观,其根本原因是社会背景的不同,时代风气的差异。
首先,《莺莺传》中莺莺的悲剧是因为张生“情”与“志”的矛盾造成的。而透过这重矛盾,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实现自身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科举考试是中下层出身的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而与上层社会通婚又是巩固他们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况且依传统礼教,张生身为读书人,脱离女色沉溺,归于功名学业,是极符合当时社会理想的。
其次,唐代才子与上层社会女子的婚姻多是由父母做主的,高门深闺中更没有相识相恋的可能,因而唐代没有才子佳人平等恋爱的机会。因而女子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是没有主动权的。从《莺莺传》中莺莺对于张生的追求的矛盾表现就可以看出,这些深闺小姐,在少有的机会下接触到爱情,即无所适从,最后只有被动接受或严遵礼教,毅然放弃。
《西厢记》中莺莺也不再是逆来顺受的柔弱女子形象了,虽然她仍无法摆脱封建家法的压迫,但她内心深处有着更为深刻的主见,从某方面说,与张生的恋爱过程,实际是处于莺莺的掌控中的。这个结局的改变,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从时代背景上看,元朝时蒙古族入主中原,他们的妇女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元杂剧中女子地位上升的重要社会因素。在现存元杂剧中,爱情婚姻剧约占五分之一。《西厢记》虽没有完全做到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但它能在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下使青年男女觉醒,去追求婚姻爱情自主的权利,已经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了。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元朝,儒生已不像唐、宋时期那样受到优待,这种现象反映在元人爱情剧中,儒生常常受到达官贵人的蔑视,富户婢仆的白眼。当现实不给书生们提供后盾时,他们需要有胆识的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在爱情剧中将能够爱上书生的女子写得高大和带有理想色彩,正是符合并能满足这种心理要求的。元代爱情剧几乎一律以大团圆结局,书生们总能克服重重障碍,仕途上一举成名,爱情上如愿以偿。
由此可见,从唐代士子的薄情到元代儒生的钟情,作为男性社会的社会主体的士子和儒生的爱情观决定着爱情的结局,而他们爱情观的差异则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
综上所述,从唐代薄情重利的士子,到元代钟情志诚的儒生,张生形象的变化,反映出作为男性社会的社会主体的士子和儒生的爱情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欲”到“情”的发展变化。从被动隐忍的小家碧玉,到敢于追求爱情的大家闺秀,莺莺形象的变化更反映出不同时代女子地位的变化,及女性群体本身爱情观念的升华,更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观念、爱情观念影响着女性对爱情的期盼和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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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永华,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