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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戏舞蹈新探

时间:2022-05-22 13:10:05 浏览次数:

戏曲表演中常见风格各异的舞蹈,或轻盈淡雅,诗意朦胧;或慷慨悲壮,英武神奇;或缠绵温柔,喜庆热烈……这些舞蹈对于表现戏曲主题、刻画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烘托剧情气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种“戏曲舞蹈”也是中国独有的,且历史悠久。

我从事花鼓戏表演二十多年,表演过许多戏曲舞蹈,让观众享受到美的艺术,也让自己感受到“跳”的意义。花鼓戏中的舞蹈表演,似乎比其他剧种更多,常常是载歌载舞,妙趣横生。《刘海戏金蟾》中刘海与胡秀英互比“牛郎”和“织女”的一段对唱,几乎完全是在手舞足蹈中完成的,并成为全国演艺界的一个经典片断。

近年戏剧演艺市场明显萎缩,令人心焦。细思量,主、客观原因都有。为此,我对花鼓戏中的舞蹈表演进行了一些思考与探索。

一、 戏曲舞蹈的传统美与适当改编的必要性

我国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系统考证、研究,用近代科学方法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戏曲史专著《宋元戏曲考》,分析并划分了传统戏曲从上古巫觋以歌舞祀神而萌芽、直到元杂剧发出绚丽夺目光彩的漫长过程的各个阶段,把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近代京剧与各种地方戏,统称为“戏曲”。有趣的是,中国传统戏曲的源头(萌芽)即与歌舞血肉相连(巫觋以歌舞事神),而戏曲发展、成熟、完善、再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与舞蹈相伴相依,融为一体。所有这些,或许为我们观察分析戏曲舞蹈提供了某些依据与有益启示。

纵观中国传统戏曲“四功五法”的表现形式,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可知戏曲与舞蹈难解难分;戏曲舞蹈与音乐、美术及其他各种表现手段有机结合,使包括花鼓戏在内的中国戏曲表演铸就了系统的理论、奇妙的宝库和特殊的魅力。其中,戏曲舞蹈具有重要地位与作用。

戏曲舞蹈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效法自然,学习生活,领悟原理,运用实践;又力求“静中有动,动中的静”,在静止的瞬间蕴含灵动的因素,而连贯动作后的亮相看似停与静,却立见画龙点睛的动态效果。

戏曲舞蹈的传统美举不胜举,我们理当扎实学习,全面继承,发扬光大。离开了继承,戏曲舞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传承的过程中,在演艺实践中,我们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舞蹈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改编和变革。发掘、分析、评估戏曲舞蹈的传统美,正是为了正确考量当代中青年对戏曲舞蹈传统美的接受程度,同时找出戏曲舞蹈适应审美情趣日益变化的演艺市场的新思想、新途径。四面八方传来的演艺市场的信息告诉我们,戏曲舞蹈亟待进行必要的改革创新,这是传统花鼓戏摆脱消极被动局面、求得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花鼓戏程式舞蹈改革创新的可行性

著名戏剧艺术家、戏剧艺术教育家、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曾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的欧阳予倩先生曾对戏曲舞蹈进行过别开生面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戏曲舞蹈可以说就是“划圆圈的艺术”。所谓圆,即圆润丰满,达到开合、刚柔、虚实的对立统一。常见为欲左先右,欲扬先抑,欲进先退,行云流水,自然浑圆,呈现明显的“圆”的诗意美韵。这其实就属于戏曲舞蹈“程式化”的范畴。欧阳予倩先生是我们长沙(浏阳)人,对我们长沙花鼓戏的舞蹈是十分熟悉的。

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高椿生在《舞咏菁华》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古典戏曲舞蹈以圆润、曲线、流畅为其审美特征……其身段、工架、武打套路、性格塑造、表现形式,都有严格的程式和格律要求”。(高椿生《舞咏菁华》,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4—15页)

传统花鼓戏生、旦、净、丑各行当的程式舞蹈,特别是其中一些形象突出、性格鲜明的重要角色的舞蹈,在几代戏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已被看成程式化戏曲舞蹈的经典。《春草闯堂》一剧,“春草”在“闯堂”前的一段独舞,激越高亢,冲动紧张,充分表现了“春草”当时的内心世界,程式化的舞步和干净利索的亮相绝妙地体现了“春草”直率勇为的典型性格,也得到了几代花鼓戏迷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喜爱。到了21世纪,有必要有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改编吗?答案是肯定的。以“圆润”为重要特征的戏曲舞蹈是需要优化和丰富的。

在《春草闯堂》重排时,我根据当代女孩身上常见的“逆反心理”和爱使点小性子的日常表现,适当加入一点“转头”、“扭身”、“抖肩”等现代舞元素,而表演总时量保持不变,而且没有忘记从音乐、布景、道具、服装等方面保持花鼓戏的原汁原味。实际演出效果是:变革改编后的这段花鼓戏舞蹈,让城乡年轻的观众们看懂了肢体语言,加深了对剧中主人公“春草”的思想感情与性格特点的了解,获得了戏曲舞蹈的艺术享受。由此,也使当代青年观众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理解、亲近、爱上了传统的花鼓戏,这对于我们花鼓戏演员来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由此可见,程式化表演的花鼓戏舞蹈,对之进行探索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三、 送戏下乡的大视野与戏曲舞蹈的多样性

长沙市委、市政府的“惠民工程”受到广大农民兄弟的热忱欢迎。送戏下乡,把戏台搭在村前地头,搭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活跃、丰富了男女老少的文化生活,也使我们戏剧工作者自身获益匪浅。送戏下乡的大视野中,我们看到了各年龄层次的农民朋友都喜欢欣赏,甚至自发表演包括戏曲舞蹈在内的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舞蹈。这使我演好花鼓戏、探索戏曲舞蹈改革的信心、力量油然而生。

黑格尔说:“一部戏剧作品如果所写的愈不是具有实体性的人类旨趣,而只是由某一民族的时代风尚所决定的非常特殊的人物性格和情欲,那么,不管它有多少其他优点,它也就愈易消逝。”(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卷下册,第264页)既然我们都不愿看到为之感动、为之喝采、为之付出多年心血与力量的花鼓戏,在我们这一代人眼中“易消逝”,那就必须使花鼓戏作品的所写“具有实体性的人类旨趣”。

我演艺生涯中扮演的花鼓戏角色较多,如《刘海砍樵》中的“胡秀英”, 《春草闯堂》中的“春草”, 《游春》中的“赵翠花”, 《补锅》中的“刘大娘”等,可以说全都是“实体性的人”,社会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活生生的“特殊性格”的人,而且实事求是地讲,也应该说表现出了编剧、导演、演员当年创作时自身所具有或所崇尚的“人类旨趣”。但是,“旨趣”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变革、发展而不断变化、转移、更新的,其表现形式如戏曲舞蹈也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对其进行探索改革。这是因为,戏曲舞蹈的表现形式是为展现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旨趣和戏剧主题(即内容)服务的,而形式与内容是水乳交融的,是相辅相成的。

在多年的演艺生活中,特别是在送戏下乡的大视野中,我们高兴地看到社会各阶层人物性格特点、欣赏旨趣的五光十色、多姿多彩。戏曲舞蹈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变革性也就油然而生。同时,即使是古代、近代、现代戏剧剧本所写人物性格特点和旨趣与当代仅有不太大的差异或基本无差异,我们的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戏曲舞蹈,也应该有所改革创新以适应新一代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这是防备、避免花鼓戏因时过境迁而“易消逝”的有效措施之一。

四、 花鼓戏的生命力与改革创新的长期性

当代英国卓越的艺术与人文科学教授、西文艺术史泰斗E·H贡布利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利希文选》的《中文译本导言》中说:“方法只不过是工具,应该随着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作相应的变换。我本人好奇心十足,总想去找出有关事情的答案,还想去验证我在书上找到的答案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批评。”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变换”探求者,总是不知疲倦地勇敢地面对“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他敏锐地看到:在艺术史的长河中,“几乎所有的风格都可以令人信服地被描写成是‘过渡性的’”( 贡布利希《论风格》,见《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利希文选》第93页,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

对此,著名学者杨琪先生深为感慨:“稳定性是艺术风格的一个方面,变动性是艺术风格的另一方面。瞬息万变的艺术风格是不存在的,永恒不变的艺术风格也是不存在的。艺术风格是变动的。”(杨琪《艺术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214页)

“方法”也罢,“工具”也罢;“变换”也罢,“变动”也罢,还有本文上言之“变革”,其实说的都是艺术创作形式、艺术表现手法,诸如唱念做打、戏曲舞蹈等等。其中都存在“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变换、变动和变革,或曰改革创新。这样,艺术作品的风格更新了(艺术作品的“种性”、本质特点未变),适应了观众、听众和各方面欣赏者的欣赏需求,艺术作品的生命赖以延续了,花鼓戏也就有希望了。

可见,我们花鼓戏舞蹈的改革创新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有理论根据的。在此理论指导下,我又对传统花鼓戏《宋江杀惜》中的“阎惜姣”、 《瓜子红》(花小调)、《放风筝》(花小调)的舞蹈片段进行了适当改编,植入一些现代舞、拉丁舞,甚至芭蕾舞的元素,及舞蹈组合的一小部分,而戏曲舞蹈的整体风貌与本质属性保持不变,实现了两者的水乳交融、协调相糅。而现代花鼓戏《打铜锣》中的“林十娘”、 《难吞的苦果》中的“梅嫂”等重要角色的戏曲舞蹈,在改编改革中则显得稍易对接吻合。明显的效果是,看花鼓戏的年轻观众多了,中老年观众笑得更开心了,掌声更响了。我的心更踏实了。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需要改编、亟待改革创新的传统花鼓戏、现代花鼓戏舞蹈太多太多;其次,真正戏曲舞蹈的改革创新,必须创作出几部不失传统又新颖好看的花鼓戏剧目来,这是难度很高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再次,戏曲舞蹈的改编改革者本身必须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表演功底和现代舞、芭蕾舞等专业知识,特别是怀着对戏曲舞蹈改革创新的责任感、使命感;最后,当代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也不尽相同,而且也处在发展变化的动态中,等待我们去调查、去发现、去适应。所以说,戏曲舞蹈的改革创新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苦细致的系统工程。

综上所述,花鼓戏舞蹈,既要继承和保持传统风格,又要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必要的探索改革,在表现手法和肢体语言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事实证明,这种改革创新是必要的,是可行的,也是长期性的。我坚信花鼓戏舞蹈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后代手中消逝,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可喜的新鲜血液。

责任编辑: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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